《外交政策》杂志刊文分析了摆在我们眼前的残酷现实：俄罗斯很可能从战争中脱身，虽然变得更为贫穷和好斗，但普京总统仍在执政。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将一连串不可想象之事付诸实施：从令人震惊的野蛮入侵本身，到冲突出乎意料的发展轨迹，再到大西洋两岸长期以来所建立的国家安全规范和底线的摇摇欲坠。

战争将如何结束的图景，就像顿巴斯黑土地上的泥泞战壕一样模糊。与此同时，乌克兰战后的未来轮廓已经被勾勒出来：需要数以十亿计美元的重建援助，以及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前景。

判断冲突结束后的俄罗斯会是什么样子更加困难。

除了克里姆林宫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也许是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长期观察俄罗斯的专家和前美国政府官员描绘了一幅暗淡的画面：俄罗斯很可能从失败的战争中走出来，变得更加贫穷、更加怨恨、更加不稳定。

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俄罗斯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一个主要的核大国。一旦芬兰加入北约，俄国与北约的边界里程将增加一倍以上。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俄罗斯，将对欧洲、美国和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译注：英国史上首位非裔外相）在上个月访问华盛顿时说：“俄罗斯之后可能发生什么，那当然是我们需要仔细考虑的事情。我不认为看到俄罗斯变成失败国家或发生崩溃，会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俄罗斯或乌克兰，都不可能无条件投降。排除这一点之外，最可能结束战争的方式是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协议的性质，可能在塑造未来的俄罗斯方面，以及普京的政治寿命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正如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最近指出的那样：普京政权，现在既处于上任以来最强大，也是最脆弱的状态。

在入侵乌克兰的过程中，这位俄罗斯总统撕毁了俄罗斯的社会契约，即为俄罗斯人民带来相对的繁荣；而这种契约在他执政的24年里一直支撑着他的人气。数百个深受俄罗斯人民喜爱的西方品牌撤出了俄国，而制裁则给经济带来了冲击波。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蒂莫西·弗莱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普京失去权力宝座的风险可以说比以往更高。他执政20多年的主要成就是为俄罗斯带来稳定。”

这场战争使普京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显然将征服乌克兰视为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专家们说：一场惊人的失败可能会对他的统治构成严重挑战，但普京在战争结束后离任绝不是一个定局。

曾担任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俄罗斯问题顾问的菲奥娜·希尔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普京于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是俄罗斯总统的前提下，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即使普京离任，继任者也很有可能以类似的形象出现。曾在去年10月之前担任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局长的米克·马兰说：“我想强调的是所谓的普京主义，在俄罗斯各种圈子里都很普遍。”

独立的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民意调查，还有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内部调查（由美杜莎“Meduza”获得）表明：俄罗斯民众对和平谈判的支持率越来越高，这可能为普京提供一个途径，使战争通过谈判结束，而不会冒公众愤怒的风险。

译注：Meduza（俄语：Медуза，直译：水母），美杜莎是一个专门报道俄语和英语新闻的独立新闻网站，总部位于拉脱维亚。

然而，这可能是一个很难穿过的针眼。列瓦达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坚决反对将任何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归还给乌克兰。

智库机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欧洲研究员利亚娜·菲克斯说：“有机会，特别是在有谈判结果的情况下，并且谈判的结果不会威胁到普京政权的生存问题。但前提是普京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战争反而演化成一种难以解决的僵局。

军事分析家认为：没有迹象表明普京在最终目标上有所退缩，而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夺取整个乌克兰。即使俄罗斯军队为此承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伤亡率。据美国官员最近的估计，在一年的战争中俄军伤亡人数接近20万人。

这种惊人的损失很快就会让许多领导人感到沉重，但从普京的角度来看：不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代价就是失去俄罗斯本身。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塔蒂亚娜·斯坦诺瓦亚（Tatiana Stanovaya）说：“在普京眼里，另一种选择是失去1.45亿俄罗斯人。这是一个关乎俄罗斯存亡的问题。”

战争，无论是输还是赢，都很少能推翻像普京这样的强人。学者萨拉·克罗科（Sarah Croco）和杰西卡·威克斯（Jessica Weeks）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自1919年以来，高度个人化政权里的专制领导人，基本上安然度过了他们所打的仗，而无论这些仗打得多么糟糕。

安德烈·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说，战争甚至可以提供对精英层发动政变的保护，加强了“要么一起被绞死，要么逐个被绞死”的心态，他是中情局的高级分析师，主要研究专制政权内的政治动态。

塔蒂亚娜·斯坦诺瓦亚表示：俄罗斯精英们仍然认为普京，才是防止制度发生完全崩溃的最佳机会。他们懂得并得利于这个制度。

斯坦诺瓦亚补充说：在俄罗斯高层官员眼中，对现状的两个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于新起的外来者，比如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的创建者普里戈津，或者是俄罗斯社会的民众反抗。

她说：“俄国精英们对一切都将崩溃的恐惧是如此的突出，以至于他们宁愿普京继续掌权也不愿意面对任何变化。”

俄罗斯的异见言论空间被残酷的镇压所扼杀，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度很高，精英们对基层反抗的担忧似乎是错的。但火花一般很难发现；很少有人会想到2011年突尼斯的一个水果商贩的自杀会引发整个中东的起义和内战。

利亚娜·菲克斯说：“我总是试图提醒自己，我们通常有线性思维的谬误。谁会预见到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到来？我们应始终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做好准备。”

俄罗斯的未来确实存在着微弱的希望之光，这种希望之光存在于其人口中，而不是精英阶层中。蒂莫西·弗莱在他的书中指出：俄罗斯人民比专制国家的普通人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

在民意调查中，俄罗斯的年轻一代显示出他们对西方更加开放。最近的调查表明，俄罗斯的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对战争持有更强的怀疑态度。至少从纸面上看，俄罗斯不一定继续成为一个威权政权。

弗莱说：“关于俄罗斯未来的情况远比那种简单的观点更复杂。一个肤浅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摆脱了普京，一切都会好起来；或者另一个肤浅观点是：俄罗斯被历史之重诅咒为一个专制政权。”

眺望着克里姆林宫围墙之上，无论战争如何发展，经济乌云看起来都是黑暗的。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波又一波前所未有的金融惩罚，俄罗斯超越了伊朗，成为世界上受到制裁最多的国家。但到目前为止，制裁的效果与入侵前预测的“焦土”效果相去甚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俄罗斯经济今年将勉强实现0.3%的增长，而俄罗斯中央银行访谈的经济学家预测，俄罗斯经济将出现1.5%的收缩，这一数据虽然不那么乐观，但远非灾难性的。菲奥娜·希尔说：“只要俄罗斯继续能出售石油、天然气和商品，俄罗斯国家就会继续产生收入。”

制裁专家指出：惩罚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俄罗斯经济崩溃，而是为了让莫斯科的战争机器瘫痪。美国官员确实认为这一点正在发生。美国财政部去年估计：俄罗斯获得先进半导体的能力已被削弱了70%，使复杂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生产几乎停滞不前。

然而事实证明：莫斯科能够利用伊朗制造的、技术上并不复杂的无人机在乌克兰造成破坏。

同时，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使其经济免于受到制裁影响，而独裁政权可以具有令人惊讶的韧性；尽管国际社会多年来努力孤立伊朗政权并切断其资金来源，但伊朗仍然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威胁。

菲奥娜·希尔说：“世界上有一些国家设法以某种方式保持稳定，继续拥有显著的胁迫能力，例如伊朗，但却不是全人类繁荣的净贡献者。”

西方谈论的另一种情况是：普京可能（并非有意地）已经启动了俄罗斯联邦的解体，因为其组成共和国可能会寻求脱离莫斯科，而其中许多是在过去几个世纪内，在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中被占领的。 

关于俄罗斯少数民族在战争中被不成比例地用作炮灰的报道，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猜测。大多数专家认为俄罗斯不太可能完全崩溃，因为莫斯科一直在稳步推进工作，剥夺其21个组成共和国的政治权力。

爱沙尼亚的前对外情报局局长马兰说：“我不认为这些地区有太多的力量可以脱离俄罗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当低。”

其实，也很难设想俄罗斯在不陷入血腥混乱的情况下发生分裂。可参考的前例就是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俄罗斯的话规模要大得多。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打了两场引人注目的血腥战争，试图平息车臣这个小小的山地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运动。

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专家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说：“如果你想象一个拥有6000枚核弹头的国家就像（前南斯拉夫）那样解体，那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前景。”

不到两年前，即2021年6月，普京和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日内瓦湖畔一座建于18世纪的别墅中会面。华盛顿当时试图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不过，这次接触对遏制莫斯科的修正主义野心作用不大。

仅仅几个月后，美国情报官员就开始发现俄罗斯走向战争的最初期迹象，而美俄关系自那以后就急剧下滑。

由于普京，或者至少是普京主义，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坚持下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战后不太可能改善，乌克兰将继续受到威胁。让莫斯科对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负责的努力，将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菲克斯说：“俄罗斯的失败可能会产生很多积极影响，尽管有全部这些积极因素……这也不意味着会是一个稳定的黄金时代。我们应该为俄罗斯的失败做好准备，正如我们应该为俄罗斯的回归做好准备一样。”

任何期待俄罗斯会像德国在二战后的经历那样重建自身的想法，都忽视了改造德国是如何发生的。菲克斯补充说：“并不是说德国人突然良心发现了，从心中主动涌现出他们需要民主和（反思）自己的历史。其实是美国为首的占领国迫使德国去纳粹化，迫使德国建立民主结构。”

虽然整个西方国家的情报官员和政策规划者，将继续密切关注和分析俄罗斯，以寻找俄国走向的线索，但是，在俄罗斯境内实现变革的现实选择仍然非常有限。

斯坦特（Stent）说：“在苏联解体后的30年时间里，我们学到的一个经验教训是，我们，西方也好美国也罢，对俄罗斯国内发生的事，其实影响力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