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rus杂志的文章说，我们已经和愤怒的小鸟战斗了几个世纪了，到底它们是入侵物种还是我们？
在温尼伯的曼尼托巴大学加里堡校区，在粗暴的石灰岩达夫罗布林大楼入口附近，我发现自己正在和一只成年加拿大鹅对视。
它用一条腿站着，眼睛是黑色的，有光泽。旁边是它老婆（雌性伙伴），刚找到一个鸟巢安家。
那个巢在一个狭长的水泥花盆上。在这个初春，在一个工业暖通空调设备和一条繁忙的人行道之间，花盆还光秃秃的。
走道全是绿黑色的鹅粪，像烟头一样堆在大楼入口处。
在我身后是另一只鹅，第三只，然后是第四只。越来越多的黑眼睛，似乎一眼就看穿了我。这种效果很希区柯克，就像电影《鸟》中那样，它们似乎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集体决定发动攻击。
据学校总务部经理莱尔·莫林说，去年春天，有300只成年加拿大鹅在校园内筑巢。由于学生人数约为30,000人，这个比例可以想见，必定遭遇事件时有发生。
雄鹅会积极地保护它们的巢穴。在我们认为类似人类肘部的翅膀突起，被称为alula，可以像槌子一样狠敲人类。另外，平均每只成年鹅的体重在3到9公斤之间，每天产生约1公斤的粪便（相当于一颗卷心菜的重量），速度为每10到20分钟一个单位，所以踩上鸟类“地雷”也时有发生。
这不仅仅是一个校园问题。
在温尼伯，一到春天，成对的加拿大鹅就会在高速公路的中间地带筑巢，在保留地的池塘边，在宜家的停车场。我曾看到它们生猛的盯着一辆斯巴鲁汽车，最后赢了，斯巴鲁汽车灰溜溜的退走了。
在加拿大皇家铸币厂外面，它们一个劲的吃草，然后每隔十到二十分钟就回馈一些便便，转身就走。每年夏天有2000至3000只成年鹅和小鹅生活在保留池塘中。迁徙的大雁不在城市里筑巢，但在北上的路上，会在附近停留小休，其数量在5万至12万之间，取决于每年的情况。
编注：对，加拿大鹅是我们叫习惯了，其实应该是大雁，但与中国的大雁不是一个品种，属于北美特产，大部分在北美大陆活动。
当每年雪开始融化时，全加拿大各地的城市居民，就开始与加拿大鹅各种对峙。理论上大鹅属于城市野生动物，但是这种野生动物根本没有表现出野性，而是自鸣得意，处处显得高人一等。
加拿大人头顶上季节性的V形群令人心神不宁，说起来这还是加拿大的一种标志，一个浪漫的加拿大形象，堪比骑警的红色制服。表面上看，我们喜欢大鹅和它们的声音（加拿大自然公益广告节目《腹地名人》吹捧那是深沉的“ka-lunk”）。但是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城市，我们也对它们的趾高气扬深感厌烦。
人们很喜欢把这些加拿大鹅浪漫化。乔尼·米切尔在1972年发行了她的歌曲“Urge for Going”。歌里说：“看到大雁在雪地上飞翔，在雪地上拍打着，飞快地前进”。
撇开歌词不谈，加拿大鹅既不是风景如画，也不是故意让人回味。理论上说，鹅以V字形飞行是为了空气动力学上的好处，鸟儿们像环法自行车队中的自行车手一样相互牵引。尽管如此，在空中，它们仍然深受那些喜欢羽毛象征意义的人的喜爱（泥鳅、鹅、岩鹨，加拿大各地区喜欢找各种各样的象征）。
然而，在地面上，它们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公平的说，双方对待彼此的态度一直很紧张。
在温尼伯，城市已将繁忙的凯纳斯顿大道沿线的鸟巢中的鸟蛋清除。在渥太华，城市对鹅蛋进行了一番骚操作，即对鹅蛋进行物理摇晃，以杀死胚胎。在安大略省的汉密尔顿等其他城市，有人受雇来给鹅蛋上油，使胚胎窒息。
无论是晃蛋还是涂油，都是为了把蛋放回巢里时，当妈的一无所知还会继续育儿。最终，当蛋没有孵化时，鹅就会把自认倒霉，希望明年会有更好的运气。而移除鸟蛋，成年雁可能在几英尺外建立新的巢穴。
这是一种相当尴尬的游戏，加拿大鹅和那些认为或希望，或想象他们可以超越和控制自然的人之间的游戏。人们是没有耐心的，而加拿大鹅玩的是长线。按照达尔文的说法，这种大雁通常会赢。
2017年，曼尼托巴大学有一个减少校园内鹅群的想法，结果并不顺利。他们雇用了一个私人承包商去砸蛋。但是手段相当低劣。 亚历克西娅·鲁伊斯当时是一名20岁的设计学生，她通过环境设计工作室地下室的一扇窗户看到，“两双靴子走向我们整个春天都在监测的鹅巢，两个人拿着棒球棍对着鹅巢里的蛋猛烈地挥舞。这是可怕的，令人震惊的”。
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些人还带着打开的雨伞，估计是为了抵挡不高兴的成年鹅。
结果这成了一场公共关系灾难。詹姆斯·夏皮罗是心理学系鸟类行为实验室的主任，他说，承包商认为打碎蛋会阻止孵化，这倒是真的，但砸蛋并不能阻止成年鹅在第二年重新筑巢。
在校园里筑巢的鹅并非只是路过，人家也是温尼伯格人。
夏皮罗说，加拿大鹅属于一夫一妻制，比人类忠贞，分离率仅为15%，最远在德克萨斯州南部越冬，而且成年雁和幼雁都会回到它们出生的确切地点，继续循环下去，毫不畏惧。大学从2017年的“棒球棒和雨伞”事件中，得到的只是抱怨和返回的鸟群。
为什么加拿大鹅一开始就住在城市里？
从它们的角度来看，这是很反常的。那里有公共汽车、卡车和斯巴鲁汽车；有扔石头的孩子；有噪音、粗暴的建筑、拿着棒球棍和雨伞的人。既然可以飞，为什么它们不住在人更少的地方？
事实上，一个城市为大鹅的生活和繁殖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夏皮罗说：”如果你是一只飞过头顶的鹅，往下看，会看到加拿大的城市里有许多水池，郁郁葱葱的草坪，足以保护它们不受捕食者的伤害，在城市里，除了零星的不会游泳的狐狸外，几乎没有捕食者，新鲜的草坪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而且，在加拿大，1994年的《候鸟公约法》，禁止在没有加拿大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许可证（马尼托巴大学已于2017年获得）的情况下干扰候鸟蛋和巢穴。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加拿大人不像加拿大另一种公民浣熊那样贪婪。浣熊经常违法，在没有加拿大野生动物管理局许可证的情况下偷蛋。
雁是有弹性的，人们觉得自己侵占了野生动物，尤其是城市的扩张和发展。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它们马上又侵占回来了了，原因是我们的栖息地比它们自己的的好，特别是对于鹿和鹅，城市为它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对
它们来说，加拿大的城市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自助餐厅，里面满是看着它们傻乐或者心怀不满却无计可施的两腿动物。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看。
阿尔伯塔大学生物科学教授科琳·卡萨迪·圣克莱尔，称它们为“剥削者”。有一些鸟类，如角鸊鷉和北锹鹬，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离开了城市，因为它们无法忍受噪音。还有一些城市适应者，如野鸭，它们不情愿地呆着。而剥削者，大雁，似乎一心想要完全接管。
她说：“如果更多的人认识到加拿大鹅实际上很像老鼠，会有更多的社区支持积极的管理。”
她说的积极管理包括，摘蛋、毁蛋、每日狩猎配额，或大规模围捕和杀戮，干掉一些成年鹅。
但是，到底鹅还是人类才是入侵物种？
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鹅已被猎杀到接近灭绝。然后，它成为受保护的物种，加拿大野生动物管理局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保护工作，使这个种群恢复了健康，在不断扩大的城市中，加拿大鹅找到了理想的繁殖条件。
夏皮罗说，“它们越来越多地与一个物种接触，这个物种应该是这个星球上最不正常、最贪婪、最傲慢的物种，那就是人类。”
在2017年的公关事件之后，曼尼托巴大学决定让自己的形象有所改变，在2018年成立了一个鹅教育和意识委员会，并推出了一个名为“尊重鹅”的计划，保证不压碎蛋、不偷蛋、不给蛋涂油，当然也不围捕或捕杀。
从那时起，大学选择了攻击性较低的措施，覆盖花盆或将可能的巢穴从人流密集区移开，还不得不限制了人类的行为，例如，用临时围栏将鹅和人分开。
事实上，“尊重鹅”其实主要是限制人，而不是鹅。保持冷静，继续前进，彼此远离。
看上去像是一种动物之间的冷战。学校官员说不打算在大学里做人口或者鹅口控制，”我们将与鹅一起生活，与它们同居，并尽可能地使其发挥作用。“
玛塔·奥斯坦索1925年的小说《野鹅》，以一个农村草原农场为背景，和几乎所有二十世纪初的加拿大哥特式小说一样，这是一个关于孤独和压抑的故事：一个来自城市的年轻女子搬到一个草原农场，在附近教书，与困难的寄宿家庭抗争，看到头上有许多野鹅，并怀有幻想。
这是个寓言。
渥太华大学英语教授辛西娅·苏格说，对荒野的恐惧，是加拿大早期白人定居者写作中经常出现的线索，”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能在当代写作中看到这种修改过的形式，其中有一种与气候或工业变化造成的破坏有关的生态恐惧。“
自然和野生动物会对施加在它们身上的破坏进行报复。在奥斯坦索的小说中，鹅的V形队形可能是时间流逝的象征。但是当人们在地上遇到鹅，印象可能就不一样了。
苏格斯指出，人们在冷静的、黑眼的城市鹅身上，看到“堕落的天使”。
这个概念，让我想起了曼尼托巴博物馆的一个收藏品：一打鹅，既有白额鹅，也有加拿大鹅，但只有它们的头和脖子，据说是在19世纪80年代通过标本制作保存的。羽毛被做成了一个由木桩组成的空心体：猎人的诱饵。
博物馆的历史馆长罗兰萨·瓦茨基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用真鹅做的鹅饵。这些于罗德里克·罗斯·萨瑟兰（或他的儿子），一个1862年出生在温尼伯的律师和电力铁路巨头。它们是犹大鹅，像生命一样，脖子上的S形特征与你在池塘上看到的一样，被设计用来引诱野鹅进入死亡陷阱，以利于有产阶级。”
确实是堕落天使。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堕落的天使会引诱我们去犯罪。
现在这些堕落天使有一双黑眼睛盯着我，守卫大学的花盆鸟巢同时围绕着我。即使在一个进步的、对学生友好的、尊重鹅的环境中，鹅对我也没有什么好气。
在这种对峙下，当城市人不知趣的要和这种城市野生动物互盯，有时候就会遇到报复。我发现自己自己踩上了鸟类“地雷”，于是就近在草地上擦了擦鞋底，然后灰溜溜的绕路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