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CBC，加拿大公共秩序紧急状态委员会专员保罗·鲁洛周五（2月17日）表示，联邦政府达到了去年冬天启动紧急状态法案所需的“非常高”的门槛，理由是“治安管理和联邦制的失效”。

鲁洛在备受期待的报告中写道：“合法的抗议变得无法无天，最终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份报告于周五提交给了下议院。

“援引紧急状态法是一项严厉的措施，但它不是独裁的做法。”

这份文件为特鲁多政府做出的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提供了新认知。2022年2月14日，特鲁多援引《紧急状态法》，结束了封锁渥太华市中心街道近一个月的抗议活动。

抗议者对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感到愤怒，包括要求强制接种疫苗。这是这项法律自1988年制定以来首次被触发。

通过援引法案，联邦政府赋予了执法部门驱逐和逮捕抗议者的强大权力，并赋予了自己冻结与抗议活动有关人员财务能力的权力。临时紧急权力还赋予当局征用拖车，将抗议者的车辆从首都街道上移走的能力。

法案将国家紧急状态定义为“根据加拿大任何其他法律都无法有效处理”的情况。此外，只有在《加拿大安全情报服务法》所界定的“对加拿大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援引公共秩序紧急状态。

鲁洛在其长达200多页的执行摘要中写道：“在我看来，有可信和强有力的信息支持一个合理的信念，即对加拿大安全构成威胁的定义得到了满足。”

“我的结论是，内阁有理由担心它所面临的局势正在恶化，有变得危险和无法控制的风险。”

这位安大略上诉法院法官表示，他得出这一结论有些勉强。

他在报告公布后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不是轻易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我不认为它的事实基础是压倒性的。”

“通情达理、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会得出与我不同的结论。”

虽然鲁洛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为特鲁多援引《紧急状态法》的决定开脱，但特鲁多也未能逃脱批评。

例如，鲁洛说，特鲁多1月27日将一些抗议者称为“边缘少数”，这可能使局势恶化，坚定了抗议者的决心。

他还得出结论，联邦政府与各省的协商“充分”，但“本可以，而且很可能本应该做得更好。”

安省政府的反应“令人不安”

他的报告提出了56项建议，以改善情报共享、警察对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反应以及紧急状态法案本身。

鲁洛把他最激烈的言论留给了安大略政府。

他说：“我觉得安省不愿全面参与解决渥太华局势的努力，令人不安。”

鲁洛说，省长福特和他的内阁在他们管辖的一个城市发生危机时缺席，并且缺席了与联邦和城市代表试图合作制定计划的两次三方会议。

鲁洛写道：“鉴于渥太华及其警力明显不堪重负，安省有责任从一开始就公开地、全心全意地参与其中。”

他说，一些证人声称安省政府试图逃避政治责任，他很难评估，因为福特政府没有完全参与调查。

公共秩序紧急状态委员会传唤福特和副省长西尔维亚·琼斯作证，但他们拒绝了，提出了司法审查申请，并寻求暂缓传唤。

一名联邦法院法官随后裁定福特和琼斯不必出庭作证，因为他们享有议会特权。

这位专员说，紧急时刻需要各级政府领导人“超越政治立场，为共同利益而合作”。

他写道：“不幸的是，在2022年1月和2月，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

不能全怪斯渥太华警察局长

渥太华警察局也（OPS）从鲁洛那里得到了很低的评价，他写道，如果城市警察正确评估了手头的信息和情报，“情况就会不通”。

他说，由于缺乏适当的计划、情报失误和内部功能障碍，渥太华市警方的反应受限。

报告称：“渥太华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OPS错误地认为抗议活动将持续多久。”

渥太华警方获得了“多个情报来源”，这些情报共同“表明，渥太华的抗议活动极有可能延续到第一个周末之后，这与OPS指挥部的看法相反”。

虽然鲁洛把矛头指向了渥太华前警察局长彼得·斯洛里的一些领导选择和决定，但他也说，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的不足和错误都归咎于他。

他写道：“斯洛里局长的一些错误被其他人过度放大，使他简直成了替罪羊。”

鲁洛称赞温莎的警方避免了渥太华警方的错误。温莎的抗议者封锁了大使桥，这是一个重要的贸易走廊。

“与渥太华不同，温莎的警察整合进行得迅速而顺利。”

报道说，随着抗议活动持续到第一个周末，渥太华警察局的反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它没有制定一个整体的行动计划来解决这一问题。

鲁洛写道：“没有应急计划，作战计划只指望最好的情况发生，而没有做最坏的打算。”

骚乱本可以避免

在去年秋天为期六周的听证会上，公共秩序紧急状态委员会听取了70多名证人的证词，其中包括内阁部长和抗议者。

鲁洛写道，2022年初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两年多的疫情限制措施，以及联邦政府决定要求商业卡车司机在进入加拿大之前接种疫苗。

某些人群对政府的不信任日益加剧，加上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加剧”了这种已经存在的情况。

鲁洛说，他承认疫情对加拿大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有权合法抗议他们认为政府越权的行为。

鲁洛写道：“我不接受组织者将渥太华的抗议活动描述为合法、平静、和平或类似于庆祝活动的说法。”

“从整体来看，渥太华的局势既不安全又混乱。”

他还驳斥了组织者声称他们不知道针对当地居民的骚扰和恐吓行为的说法。

鲁洛的报告说，虽然没有理由相信“自由车队”是外国虚假信息运动的产物，但这场运动的特点是虚假信息和不实信息。

报告称：“在大流行期间，外国国家行为体在传播关于新冠、公共卫生措施和疫苗的虚假信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以此在民主政府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

“正如外交部副部长杜欣丽（Cindy Termorshuizen）所说，‘外国国家行为体真的没有太多必要参与到车队信息环境中，因为它本身已经有太多的虚假信息。’”

最后，鲁洛总结道：“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出现在这里，在我看来，这本是可以避免的。”

鲁洛的报告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其中包括：

• 联邦政府与省级、原住民和领土政府以及警察和情报机构应制订关于信息共享、情报收集和分发的协议书。
• 考虑为“国家或跨省或跨领土层面”的重大事件，设立一个单一的国家情报协调员。
• 安大略省应该考虑成立一个大型活动管理单位。
• 联邦政府应与其他政府和警察部门一道，全面审查与抗议活动有关的警察权力的范围和限制。
• 联邦政府应该研究部门或政府机构，是否应该有权力和责任监控和报告社交媒体中包含的信息。
• 联邦政府应与各省和地区政府协商，与原住民政府和受影响的市镇进行讨论，确定重要的贸易运输走廊和基础设施，并制定保护它们的协议书。

鲁洛还就《紧急状态法》本身提出了建议：

• 应删除《紧急状态法》中对《加拿大安全情报服务法》中对“加拿大安全的威胁”定义的提及。
• 应修订《紧急状态法》，要求政府向委员会提交一份“全面声明，说明所采取措施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包括关于决定是否符合《紧急状态法》的宗旨和规定，以及根据此法采取的措施是否必要且符合《宪章》，加拿大司法部长的意见是什么。
• 当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秩序紧急状态时，它必须向一个公共委员会提交内阁和部长们关于此问题的所有意见。
• 政府有义务向调查委员会提供其所有文件和信息，不得因无关紧要、国家安全、保密或类似的公共利益特权而加以删去。

新民主党：这份报告是一个警告

新民主党的议员马修·格林感谢鲁洛的报告和委员会的工作。

他说：“很明显，鲁洛法官认为，援引法案的最高标准和门槛已经达到。”

格林说，这份报告应该警告加拿大人，当“各级政府、治安管理和社会凝聚力”出现失调时会发生什么。

“这份报告控诉了各级警察未能协调应对日益加剧的骚乱和混乱，并最终对全国各地的公民造成伤害。”

预计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将在周五晚些时候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