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篇深度特稿，介绍了这几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如何一步步变得鹰派，使两国关系从友好变为对立的过程。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在加州棕榈泉附近的度假胜地安纳伯格庄园（Sunnylands，又译为阳光之乡庄园），奥巴马和习近平很放松的漫步，微笑着展示当时温暖而友好的美中关系。 

那是2013年的夏天，在位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国）之间似乎进展顺利。

奥巴马是一位有经验的、正在第二任期的总统；习近平则是新的中国领导人，刚刚从胡锦涛手中接过指挥棒。华府几乎所有人，都把他视为美中关系中新的、也是更有希望的篇章的化身。

奥巴马谈到与中国的“新合作模式”，并说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继续和平崛起”。这是美中关系新时代的开始。

但事实并非如此。

十年后，奥巴马和习近平在阳光之乡庄园似乎建立起来的所有善意，已经完全消失了。在中国国内，习近平巩固了他对执政党的独裁式权力；他对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镇压，而美国认为这是一场种族灭绝；习近平还督导了中国自二战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军事建设。

在华府，长期以来倡导与中国“接触”（engagement）的所谓鸽派人士已完全边缘化。越来越宽广的政治光谱中各式各样的决策者和立法者，已经凝聚成一个新的共识：现在是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了——无论这将意味着什么。

华盛顿已经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支持，这个自我治理的岛屿被中国视为领土。一位美国高级军官最近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警告他的部队：到2025年他们可能会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国交战。

译注：指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迈克尔·米尼汉（Michael Minihan）在内部文件中的警告。空中机动司令部的任务是提供全球空中机动力，旗下430架飞机组成了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空运和空中加油能力。

美国总统拜登的高级外交官（译注：国务卿布林肯）原本计划高调访问北京，意在缓解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在2月初，一个据称是中国间谍气球的飞行物飘过美国本土，在华盛顿引发了一场小小的政治风波后，这次访问被取消了。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籍议员克里斯·墨菲说：“我担心的是通过表现出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将最终使这一预期成为现实。中国还没有做出入侵台湾的决定，但如果美国把所有的中国政策都变成台湾政策，那么这将有可能影响决策。”

美国几十年来接触政策上的努力，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与中国建立关系开始，一直持续到奥巴马总统的任期，是否仅仅是未能实现（预期效果）？还是习近平的出现，及其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采取了更积极的、修正主义的政策方法，从而使接触政策失去了意义？

译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是指要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会触动体系内多数国家的利益，造成世界的混乱。与马克思主义下的同名政治术语是不同的含义。

许多西方国家的议会议员、政策制定者和中国分析家，都将中美关系破坏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习近平。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说：“我认为接触政策死掉的程度，恐怕比死翘翘（deader than a doornail）更甚，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统治时期的一大悲剧……他实际上摧毁了中美关系，使其无法存活。”

不过，对华鹰派的孵化，是发生在华盛顿的决策机器内部。在华府，主流的想法可以迅速成为正典准册，几乎不会留下辩论空间。

乔治城大学教授埃文·梅德罗斯（Evan Medeiros）曾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他说：“只要你有这种共识，危险就在于，这会演变成一个回声室，把政府框在里面，而不是支持政府，给他们提供长程竞争所需的工具。”

随着对华鹰派的高歌猛进，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当前缓慢走向危机的轨迹吗？

1994年夏天，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向军方高层发出了一份关于美中关系前景的备忘录。佩里写道，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再加上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政治影响力、核武器和现代化的军队，使中国成为美国必须与之合作的角色。” 

佩里正准备在那个秋天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当时克林顿政府正在寻求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在中国政府对抗议活动进行残酷镇压，并最终导致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关系被冻结。

在1994年的备忘录中，佩里指示美军各军种首长应着手与其中国同行进行会谈，并指出“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可以为（美国国防）带来重大红利。”

这个备忘录展示了几十年来华盛顿的主流观点：乐观的接触政策。这种思路认为，通过谨慎的外交手腕和持续的经济合作，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发挥出作为新兴全球大国的作用，并将中国纳入到美国建立的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之中。

冷战已经结束，前苏联地区也处于混乱状态。这是一个处于“历史尽头”的单极世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确信他们可以像打败北极熊一样驯服东方龙。

克林顿政府开始了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贸易方面。这些努力在小布什总统时期达到了顶点，当时（2001年）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开始了一个长达20年的征程。

从某些指标上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这一进程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经济成长之一。但是，对于富裕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对美国而言。发达国家看到自己在全球贸易和制造业中的份额，逐渐被低成本的中国竞争吞噬了。

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1.6%，飙升至2017年的16%，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爆炸性地增长至每年3750亿美元以上。

佩里的备忘录，在今日的华府是绝对的异端邪说，现在的立法者正急于调整美国的航向，以便与中国竞争。众议院共和党人在民主党人的全面支持下，成立了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以监督美国政府针对北京的战略转变。

而美国国务院正忙于建立“中国组”（China House，译注：中国组为官方翻译，有的中文媒体也将其翻译为中国之家），以监测和削弱北京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等地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存在。

拜登政府不仅维持了特朗普时期颁布的关税税率，而且还升级了对中国技术的围剿攻势。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在去年12月新一届国会任期开始前说：“我们需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我们需要确保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为保卫台湾而涌现出更强的硬实力，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威胁。”

与此同时，其他美国国会议员也在源源不断地访问台湾，这些访问激怒了中共官员。

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月份访问台湾，与蔡英文总统会面。他对《外交政策》杂志说：“由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胁迫，并威胁要进一步胁迫，像我这样（政治身份）的人表明自己面对这种情况不会退缩，是很有意义的。”

美国军方和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评估说：中国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夺回台湾，甚至通过军事手段。一些人预测在未来两到五年内会发生冲突，尽管这些评估并不被华盛顿所有人认同。

这样的局势发展让美国陷入了困境。从官方立场来说，华盛顿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即把正式的外交承认限制在北京，只能暗中支持台北。但拜登在各种采访中已经大大越过了这一政策限制，发誓如果中国入侵，将在军事上保卫台湾。

由于国会山方面类似的政治信号，没有一个中国观察家能指出是具体哪一个时刻，变成了今天这一切。车轮已经从历时约50年之久与中国融合的计划中脱落下来。

相反，这个转型是一连串的时刻、失误和丑闻的集合。

其中一个历史性时刻，涉及到一个来自密歇根州的年轻大学毕业生，120美元的现金，以及一个自称“阿曼达”的女人。

2009年12月，28岁的密歇根人格伦·施莱弗（Glenn Shriver）收到消息，他将前往华盛顿特区报到，开始履行加入中央情报局（CIA）的流程。

曾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的施莱弗是一名教师。在此前四年时间里，一直想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找到工作。在申请加入中央情报局之前，他多次参加美国外交部门的招聘考试，但都失败了。

在所有秘密职位的工作申请背后，施莱弗有一个秘密：中国情报官员正在培养他成为一名间谍。

事情始于上海，当时这位手头拮据的大学毕业生住在上海，他回复了报纸上的一个征文广告，写一份关于美中关系的报告。一个自称“阿曼达”的女人为此付给他120美元。

从那以后，“阿曼达”以及中国最主要的国家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的其他特工，开始向施莱弗支付数万美元，让他申请美国政府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美国律师后来在有关此案的公开文件中叙述了这一点。

美国执法官员发现了这一策反和渗透行为，史莱弗被拘留，并最终承认了试图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但他的案件，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界来说是一记重击。因为中国正在加强在美国的间谍活动。

仅在2008年至2011年的三年时间里，就有近60名被告，因被指控试图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面临联邦起诉，施莱弗只是其中之一。对于美国那些情报和执法部门的人来说，2010年的施莱弗案，是一个新起的、越来越有侵略性的中国的象征；而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认识只后来才有。

当施莱弗被FBI抓获时，奥巴马尚未在安纳伯格庄园与习近平会面，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距离宣布美国“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还有一年时间。

很多外交措施表明，美中关系并不是注定要发生灾难。

中国帮助奥巴马达成了2015年伊朗核协议；中国开始在气候变化和终结朝鲜核武器计划方面进行合作，甚至在军事方面伸出了一些橄榄枝。2014年，美国向中国发出邀请，让中国参加在太平洋举行的大型年度多国军事演习，即环太平洋军演。 

尽管如此，华府规模虽小、但为数越来越多的对华鹰派，开始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政策辩论中获得支持。这一事实，至少部分是由施莱弗和其他具有高知名度的间谍案刺激出来的。

接着，习近平又火上浇油。

中国在2013年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后来被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在欧亚大陆建设基础设施，输出中国的过剩的经济能力，并连接新的全球贸易路线。

华府的一些人将这一倡议比作经济领域的特洛伊木马，使北京能够在外国挥舞基础设施项目和公共债务工具，以获得地缘政治影响。

接着是在2015年，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透露：中国官方背景的黑客窃取了超过2200万现任、前任和未来联邦工作人员及其朋友和家人的敏感数据，这一漏洞令美国官员感到震惊，并加剧了紧张局势。

中国还开始了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建造人工岛的活动。中国在这些岛屿上铺设了军用机场和基础设施，可能威胁到这一地区相当重要的国际海上通道。

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参谋部前高级顾问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相关的忧虑增加了，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末期，中国在南海的填海工程（导致的）。”

2013年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后，奥巴马与习近平的面对面会谈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淡，同一时期，描述中美峰会的外交辞令从“热烈”的交流，转变为对“重大关切”的“坦诚”讨论，仅仅是勉强遏制了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激化。

在中国方面，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一种更新颖的、更激进的反美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了中共内部。即使美国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善意姿态，也出现了阴冷的注脚：中国派出了四艘军舰参加演习，但也悄悄派出一艘未受邀请的间谍船进行窥探。

到2016年底，也就是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与中国战略融合的厚望开始消退，并且速度很快。奥巴马在2016年9月告诉CNN：“在我们看到他们（中国）违反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地方……我们一直非常坚定，我们已经向他们表明，将有后果。”

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中国问题专家科尔·谢泼德说，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领导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开放和自由化的希望，也许（习）政府也有这种希望“。

但他说，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内，”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主要是当时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习近平不会继续走胡锦涛和江泽民的自由主义或开放之路。“

就在奥巴马接受CNN采访的几天后，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上，中国为一大批世界领导人铺上了红地毯。但中国官员从未给空军一号送过登机梯，迫使奥巴马从机舱中部一个不太体面的维修入口离开，这被视为一种有意的外交怠慢。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任主席、布什和奥巴马任内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韩磊（Paul Haenle）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 中国在网络上盗窃知识产权，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中国无法解决一系列经济问题，就转向了更多的国家主导、国家驱动的经济，牺牲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参与者和私营部门。这些都是美中之间真正的挑战，而且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前。”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大卫·费思是中美关系巨大变化的第一手见证者。2013年至2017年，他在《华尔街日报》香港分部工作，追踪中国的经济崛起如何导致商业间谍活动激增，以及在美国和中国加深经济关系的同时，政府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

当时，美中双边贸易总额为每年636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支持了近2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

费思也从远处见证了特朗普的政治崛起，2016年戏剧性的总统竞选让他入主白宫，也让华盛顿建制派(以及大多数其他人)感到震惊。

特朗普与前几任总统不同，他多次抨击中国在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欺骗美国。他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宣称：“我们就像被抢劫的储蓄罐。不能继续让中国强奸我们的国家。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

如果说特朗普尖锐、直率的风格触动了美国中部选民的神经，那么它也同样触动了华盛顿新生的对华鹰派阶层，他们对美国在中国政策上一厢情愿的过时模式感到沮丧。

费思说，中方的行为“表明，他们绝对不想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事实上，他们对这一秩序怀有敌意，并希望修改和颠覆它”。

费思决定从新闻行业跳到这个游戏中，并于2017年初加入特朗普政府。他被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相当于国务院内部智囊团）负责人布莱恩·胡克(Brian Hook)引入国务院，开始致力于将特朗普的竞选纲领转化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它将彻底改变几十年来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共识。

除了在一场全面贸易战中切断经济联系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施加了限制，加大了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并启动了现已取消的“中国行动计划”，此计划虽然旨在打击知识产权盗窃，但也引发了对亚裔美国研究人员的怀疑和审查。

在离任前的最后一天，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布，北京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相当于种族灭绝。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特朗普政府前副国家安全战略顾问纳迪亚·沙德洛表示，美国国内对制造业、国防和人权这三个关键领域日益增长的失望和担忧，共同推动了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转变。她说，这是“对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的警钟”。

2020年，疫情的到来引发了美中关系的进一步破裂，特别是特朗普坚持将这种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大流行的起源成为地缘政治怀疑的主题。

中国傲慢的所谓“战狼外交”进一步恶化了局势，抨击那些指责中国对疫情最初暴发处理不当的国家，并散布病毒起源于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奇怪阴谋论。

几个月后，北京对香港进行了全面镇压，引发了大规模的疯狂逃离，居民们争相逃离这座城市，进一步加深了华盛顿的敌对情绪。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说：“2020年是（美国）针对中国不断采取行动的一年。由于疫情、中国回应个人行为的方式，以及他们的整体基调，很容易让（美国）变得强硬起来。”

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库克船长酒店的会议室里，新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坐在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对面，身旁是高级顾问和一排中美国旗。虽然两人都戴上了口罩，以预防疫情，但显然没有人微笑。

当时拜登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拜登的其他高级助手前往阿拉斯加，与中国官员进行了政府首次正式面对面的会晤。

中国官方媒体将此次会晤描述让特朗普时代翻篇的机会。包括美方在内的大多数人都预计，这次会晤将遵循精心安排的见面会的典型形式。

相反，场面失控了。中国高级外交官杨洁篪谴责美方提出的抱怨，指责华盛顿将美中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杨洁篪说：“美国没有办法扼杀中国。”

布林肯处于守势，指责中国的行动“威胁到维护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杨洁篪在为中国的观众表演。拜登不是特朗普，但在安克雷奇的外交摊牌是迄今为止最明显的迹象，表明双方都放错了重启按钮。

拜登承诺要扭转特朗普外交政策议程的剩余部分。但在中国问题上，拜登的立场与他的前任非常相似。特朗普政治遗产的许多主要内容，包括关税和宣布中国在新疆构成种族灭绝，仍然牢固存在在拜登的议程中。

在某些方面，拜登走得更远。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韩磊说：“我认为很多人对拜登政府的强硬态度感到惊讶。其非常强调希望保持两党合作的方式，不希望共和党人声称，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比民主党人更强硬。”

在拜登担任总统的两年中，他对中国的科技行业发起了全面打击，他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推出了惩罚性的新出口管制，现在又考虑切断华为与美国供应商的联系。

在台湾问题上，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都站在他这边，此前他发表的言论称，如果中国大陆发动入侵，美国将军事保卫台湾。

这些即兴的言论让人感到惊讶。如今，美国几十年来奉行的“战略模糊性”政策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对如果大陆攻打台湾，美国可能会做什么感到困惑的，不只是中国人。

这使得两国关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局面，但话虽如此，我认为三方（中国、台湾和美国）都认识到了这种危险。这并非不可避免，但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是由相互强化的恐惧和敌意造成的。”

在国会很难找到得到两党都支持的政策，但在2022年9月下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议员们通过了《对台政策法案》。

法案后来作为一项大规模国防政策法案的一部分，以修改后的形式通过，在起草时被认为是对美台关系最全面的改革之一，并警告中国，美国国会正在加倍支持台湾。

虽然议员们最终没有正式将台湾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是《对台政策法案》中最具争议的提议之一)，但他们为台湾提供了高达2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采购武器。

最初的法案以17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在参议院委员会获得通过，但在少数几名反对者中，有一些是拜登在国会中最重要的盟友。

民主党参议员墨菲说：“我们的对台政策一直是成功的核心，现在不是放弃它的时候。《对台政策法案》的支持者会说，它没有废除‘一个中国’政策，也没有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虽然这在事实上是正确的，但它非常接近（推翻原有立场）。在我们许多人认为没必要的时候，法案制定了一项全新的对台政策。”

这要么是鸽派的最后一口气，要么是民主党的对华政策在中间派和进步派之间出现了裂痕，取决于你问谁。

康奈尔大学教授韦斯警告说，华盛顿对中国达成共识的现象助长了群体思维。

她说：“有一种感觉，就像这是每个人都在走的方向，如果对普遍共识提出太多问题，在政治上并不有利，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看也不明智。这让我们更难提出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这种策略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它将走向何方?……我们如何才能改变我们目前所处的破坏性轨道?”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将成为推动这场辩论的力量，因为它将调查中国的影响力和与美国的关系。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其首要任务之一是关注“赢得与共产主义中国的新冷战”所必需的长期投资，尽管这样的框架也可能带来自身的危险。

墨菲说：“你不能把我们在与苏联的冲突中使用的术语，用于我们与中国的冲突。二者无法比较。我们与苏联几乎没有贸易关系。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所以我确实担心，一群冷战战士和冷战爱好者认为可以像和苏联竞争一样和中国竞争。这不是一回事。”

尽管如此，这个术语似乎一直被沿用，也许是因为这是美国对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紧张关系时代的唯一标记。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东亚国家情报官员保罗·希尔说，将美中关系恶化比作新冷战的风险在于，“它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他说：“当你称之为冷战时，你基本上是在说，‘是的，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只有一方能赢。’”

然而，有一种共识正在增长，即习近平似乎坚定地坚持自己的雄心，可能几乎没有改变的空间。他的第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

亚洲协会的夏伟说：“你无法和一个脚不动的舞伴跳舞。况且中国还不想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