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中国问题专家科尔·谢泼德说，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领导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开放和自由化的希望，也许政府也有这种希望“。

但他说，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内，”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主要是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习近平不会继续走胡锦涛和江泽民的自由主义或开放之路。“

就在奥巴马接受CNN采访的几天后，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上，中国为一大批世界领导人铺上了红地毯。但中国官员从未给空军一号送过登机梯，迫使奥巴马从机舱中部一个不太体面的维修入口离开，这被视为一种有意的外交怠慢。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任主席、布什和奥巴马任内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韩磊（Paul Haenle）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 中国在网络上盗窃知识产权，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中国无法解决一系列经济问题，就转向了更多的国家主导、国家驱动的经济，牺牲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参与者和私营部门。这些都是美中之间真正的挑战，而且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前。”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大卫·费思是中美关系巨大变化的第一手见证者。2013年至2017年，他在《华尔街日报》香港分部工作，追踪中国的经济崛起如何导致商业间谍活动激增，以及在美国和中国加深经济关系的同时，政府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

当时，美中双边贸易总额为每年636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支持了近2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

费思也从远处见证了特朗普的政治崛起，2016年戏剧性的总统竞选让他入主白宫，也让华盛顿建制派(以及大多数其他人)感到震惊。

特朗普与前几任总统不同，他多次抨击中国在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欺骗美国。他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宣称：“我们就像被抢劫的储蓄罐。不能继续让中国强奸我们的国家。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

如果说特朗普尖锐、直率的风格触动了美国中部选民的神经，那么它也同样触动了华盛顿新生的对华鹰派阶层，他们对美国在中国政策上一厢情愿的过时模式感到沮丧。

费思说，中方的行为“表明，他们绝对不想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事实上，他们对这一秩序怀有敌意，并希望修改和颠覆它”。

费思决定从新闻行业跳到这个游戏中，并于2017年初加入特朗普政府。他被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相当于国务院内部智囊团)负责人布莱恩·胡克(Brian Hook)引入国务院，开始致力于将特朗普的竞选纲领转化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它将彻底改变几十年来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共识。

除了在一场全面贸易战中切断经济联系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施加了限制，加大了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并启动了现已取消的“中国行动计划”，此计划虽然旨在打击知识产权盗窃，但也引发了对亚裔美国研究人员的怀疑和审查。

在离任前的最后一天，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布，北京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相当于种族灭绝。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特朗普政府前副国家安全战略顾问纳迪亚·沙德洛表示，美国国内对制造业、国防和人权这三个关键领域日益增长的失望和担忧，共同推动了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转变。她说，这是“对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的警钟”。

2020年，疫情的到来引发了美中关系的进一步破裂，特别是特朗普坚持将这种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大流行的起源成为地缘政治怀疑的主题。

中国傲慢的所谓“战狼外交”进一步恶化了局势，抨击那些指责中国对疫情最初暴发处理不当的国家，并散布病毒起源于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奇怪阴谋论。

几个月后，北京对香港进行了全面镇压，引发了大规模的疯狂逃离，居民们争相逃离这座城市，进一步加深了华盛顿的敌对情绪。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说：“2020年是（美国）针对中国不断采取行动的一年。由于疫情、中国回应个人行为的方式，以及他们的整体基调，很容易让（美国）变得强硬起来。”

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库克船长酒店的会议室里，新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坐在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对面，身旁是高级顾问和一排中美国旗。虽然两人都戴上了口罩，以预防疫情，但显然没有人微笑。

当时拜登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拜登的其他高级助手前往阿拉斯加，与中国官员进行了政府首次正式面对面的会晤。

中国官方媒体将此次会晤描述让特朗普时代翻篇的机会。包括美方在内的大多数人都预计，这次会晤将遵循精心安排的见面会的典型形式。

相反，场面失控了。中国高级外交官杨洁篪谴责美方提出的抱怨，指责华盛顿将美中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杨洁篪说：“美国没有办法扼杀中国。”布林肯处于守势，指责中国的行动“威胁到维护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杨洁篪在为中国的观众表演。拜登不是特朗普，但在安克雷奇的外交摊牌是迄今为止最明显的迹象，表明双方都放错了重启按钮。

拜登承诺要扭转特朗普外交政策议程的剩余部分。但在中国问题上，拜登的立场与他的前任非常相似。特朗普政治遗产的许多主要内容，包括关税和宣布中国在新疆构成种族灭绝，仍然牢固存在在拜登的议程中。在某些方面，拜登走得更远。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韩磊说：“我认为很多人对拜登政府的强硬态度感到惊讶。其非常强调希望保持两党合作的方式，不希望共和党人声称，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比民主党人更强硬。”

在拜登担任总统的两年中，他对中国的科技行业发起了全面打击，他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推出了惩罚性的新出口管制，现在又考虑切断华为与美国供应商的联系。

在台湾问题上，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都站在他这边，此前他发表的言论称，如果中国大陆发动入侵，美国将军事保卫台湾。

这些即兴的言论让人感到惊讶。如今，美国几十年来奉行的“战略模糊性”政策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对如果大陆攻打台湾，美国可能会做什么感到困惑的，不只是中国人。

这使得两国关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局面，但话虽如此，我认为三方（中国、台湾和美国）都认识到了这种危险。这并非不可避免，但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是由相互强化的恐惧和敌意造成的。”

在国会很难找到得到两党都支持的政策，但在2022年9月下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议员们通过了《对台政策法案》。

法案后来作为一项大规模国防政策法案的一部分，以修改后的形式通过，在起草时被认为是对美台关系最全面的改革之一，并警告中国，美国国会正在加倍支持台湾。

虽然议员们最终没有正式将台湾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是《对台政策法案》中最具争议的提议之一)，但他们为台湾提供了高达2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采购武器。

最初的法案以17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在参议院委员会获得通过，但在少数几名反对者中，有一些是拜登在国会中最重要的盟友。

民主党参议员墨菲说：“我们的对台政策一直是成功的核心，现在不是放弃它的时候。《对台政策法案》的支持者会说，它没有废除‘一个中国’政策，也没有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虽然这在事实上是正确的，但它非常接近（推翻原有立场）。在我们许多人认为没必要的时候，法案制定了一项全新的对台政策。”

这要么是鸽派的最后一口气，要么是民主党的对华政策在中间派和进步派之间出现了裂痕，取决于你问谁。

康奈尔大学教授韦斯警告说，华盛顿对中国达成共识的现象助长了群体思维。

她说：“有一种感觉，就像这是每个人都在走的方向，如果对普遍共识提出太多问题，在政治上并不有利，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看也不明智。这让我们更难提出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这种策略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它将走向何方?……我们如何才能改变我们目前所处的破坏性轨道?”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将成为推动这场辩论的力量，因为它将调查中国的影响力和与美国的关系。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其首要任务之一是关注“赢得与共产主义中国的新冷战”所必需的长期投资，尽管这样的框架也可能带来自身的危险。

墨菲说：“你不能把我们在与苏联的冲突中使用的术语，用于我们与中国的冲突。二者无法比较。我们与苏联几乎没有贸易关系。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与中国。所以我确实担心，一群冷战战士和冷战爱好者认为可以像和苏联竞争一样和中国竞争。这不是一回事。”

尽管如此，这个术语似乎一直被沿用，也许是因为这是美国对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紧张关系时代的唯一标记。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东亚国家情报官员保罗·希尔说，将美中关系恶化比作新冷战的风险在于，“它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他说：“当你称之为冷战时，你基本上是在说，‘是的，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只有一方能赢。’”

然而，共识正在增长，习近平似乎坚定地坚持自己的雄心，可能几乎没有改变的空间。他的第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

亚洲协会的夏伟：“你无法和一个脚不动的舞伴跳舞。况且中国还不想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