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数百名面临长期监禁的俄罗斯反战人士，被大胆的跨境“越狱”团体带出国境，其中一次旅行动用了六辆不同的汽车，行程超过4000英里，相当于从纽约市开车到阿拉斯加。

有三名俄罗斯年轻女性参加过一个反战聊天群，去年秋天，她们被群中一位成员诬陷，称她们共同策划炸毁一个征兵办公室。

为躲避逮捕，三人迅速转入地下，躲在她们家乡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一个朋友家里，同时寻求逃离俄罗斯的方法，她们或将面临长期监禁。

她们找到一个名为In Transit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地下铁路系统的一部分，正在解救数百名因反对入侵乌克兰，或同情乌克兰难民而成为迫害目标的俄罗斯人。

他们奔向自由的旅程最终将在哈萨克斯坦结束，经过六天的长途跋涉，乘坐六辆不同的汽车，行程超过4000英里，相当于从纽约市开车到阿拉斯加。在到达每个新的城市之前，乘客无从知晓行进路线、司机的姓名和集合点。

其中一位女孩说：“我们很害怕。”她们都是学生，年龄分别为16岁、17岁和19岁，她们太害怕了，在换车时不敢和街上的人交谈，因为担心有告密者和监控摄像头。

安排他们逃跑的In Transit组织，是至少五个帮助持不同政见者离开俄罗斯的组织之一，通常只比执法部门快一步。他们在国外运作，计划逃跑路线，安排汽车、旅行资金、安全屋、边境口岸和签证。

31岁的奥列格·扎维亚洛夫（Oleg Zavyalov）说：“所有人都反对你，包括你自己的亲戚，他们认为你是一个叛徒，准备把你吊在最近的灯柱上。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有一些人根本不认识你，他们从未见过你，但他们准备提供帮助。” 

在他和哥哥弗拉基米尔从俄罗斯西部的斯摩棱斯克市逃到不同国家几个月后，二人刚刚流满面地重逢。

In Transit是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三位女性的创意，她们意识到，在去年2月的入侵之后，反战抗议者被全面逮捕，他们需要帮助以摆脱困境。出于安全考虑，她们在柏林开了商店作为掩护。出于同样的原因，《纽约时报》隐去了创始人的名字和那些要求匿名的逃亡者姓名，也不会提供他们出走路线的信息。

去年欧盟基本停止向俄罗斯人发放签证，少数国家（主要是德国、波兰和立陶宛）将原本针对白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人道主义签证计划适用范围，扩展到俄罗斯的战争反对者。

根据追踪镇压措施的俄罗斯人权组织OVD-Info的数据，在去年3月初法律首次通过后，因批评战争而面临的最常见的“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指控”的俄罗斯人数量达到顶峰。在9月底宣布征召令后，人数再次飙升，之后趋于平稳。

据政府官员称，自去年春天以来，德国、波兰和立陶宛已经发放了3800多份此类签证。面临刑事指控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标准，但适用者的行为必须超出仅仅参加几次反战抗议的程度。

60岁的经济学家伊琳娜在试图帮助750名来自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的难民后获得了德国签证，这些难民被丢弃在俄罗斯中部奔萨附近的废弃工厂住房中。

她说，她通过众筹获得了超过14000美元，为一些贫困妇女购买食物、药品、儿童书籍甚至内衣。越来越多敌对的当地官员要求她通过他们提供的渠道进行援助。

不久，有人在她的公寓门上写下“这里住着乌克兰政权的盟友”。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前身为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的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对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询问。就在她被释放后，四个粗壮的男人从公寓的停车场绑架了她，把她赶进了树林。

她记得其中一个人在把她推到地上时喊道：“我们会把你埋在这里！谁给你钱？你在为谁工作？”她因此得了脑震荡和严重挫伤。五个小时后，他们放她走了，当时她就决定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为了避免出示护照，这些逃亡者往往避开公共交通工具，而依靠长途出租车，但这也带来了危险。

例如，这些年轻女性说，一个车辆以大约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飞驰，司机有一次在与妻子进行视频通话时吃着烤羊肉串还开着车。当这位司机比计划提前六个小时（凌晨四点）将她们送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时，俄罗斯境外的逃亡组织者赶忙找住房，以免这些女性被扔在街上，引起警察的注意。

尽管如此，对许多逃亡者来说，消失在刑罚区的威胁远远超过了逃亡的风险。其中一名年轻女性说：“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留下来，我们会冒更大的风险。”在哈萨克斯坦边境被拦截时，她们非常紧张。

在普京于去年9月宣布征召30万名男子的计划后，一些逃亡者为避免征兵而逃跑。

32岁的奥列克桑德是一名在俄罗斯生活的乌克兰演员。2014年俄罗斯支持的部队在乌克兰东部拿起武器后，他从家乡顿涅茨克市搬到莫斯科。他在市政府的雇主把他送到动员办公室，向他保证军队会不会招募乌克兰公民。

相反，他收到命令要立即上前线。审查他的案子的女人，用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叫道：“太好了! 你去服役吧，你要去保卫祖国。”随后，她命令他登上一辆在一小时内离开的巴士。

奥列克桑德回忆说，茫然的年轻新兵们或哭或醉。在进入一个烟雾缭绕的浴室时，他发现了一个狭窄的窗户。他挤了出去，从二楼跳到门廊，然后跳到街上。他说，他并不害怕受伤，只是想：“只有一条逃生路线。”

他不得不走过一辆等待发车的公共汽车，一些年轻人被推上了车，而一些母亲则站在一旁哀嚎。他绕过最近的一个角落，跑了30分钟，觉得自己应该是被人跟踪了，然后他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与In Transit取得联系。

一些反战人士最初试图在俄罗斯境内藏身。

在莫斯科东北部的雅罗斯拉夫尔，22岁的伊万·布赖兹加洛夫把自己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试图摆脱执法人员的纠缠，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他说这些执法人员曾逮捕并殴打他，因为他穿着乌克兰的T恤衫短暂地参加了一次节日游行。他的伎俩在几个月内发挥了作用，但作为YouTube游戏频道的设计师，布赖兹加洛夫说，他很快就觉得自己还是需要逃离。

人们还从俄罗斯一些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寻求帮助。

50岁的帕维尔·维比茨基是西伯利亚一个叫乌雷的小镇的卡车司机，入侵战争刚开始，他就在网上大肆抨击，攻击普京和其他人，有些是用诗句。

一首诗的部分内容是：“无知的怪胎和混蛋告诉我们，要杀死我们的兄弟。秃顶的侏儒准备与整个世界开战，以分散我们对猖獗的价格和盗贼的注意力，以拯救寡头和他自己。”

维比茨基面临各种刑事指控，他的法庭听证会的泄露视频在当地播出。他说，在这个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战争的小镇上，人们开始叫他“纳粹爱好者”。

有一次，他与一位曾经的友人关于战争的争论，演变成了一场拳脚相加。法庭指定给他的律师敦促他承认所有指控。相反，他与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起逃亡，最后到了黑山，他们正在那里等待德国签证。

在斯摩棱斯克，战争初期，扎维亚洛夫两兄弟中的哥哥弗拉基米尔是一家小型运输公司的老板，他发现了一个发放小型反战标语的Telegram频道，这些标语就像杂货店货架上的价格标签那么小。在价签的产品描述区（如香蕉或洗衣粉），上面写着“俄罗斯军队轰炸了马里乌波尔的一所学校”等内容。

一名年轻女子将这些照片发给她的祖母，她的祖母提醒了执法部门。执法人员查看了这家店的监控录像，并逮捕了弗拉基米尔。

他的妻子和弟弟奥列格·扎维亚洛夫被执法人员分别拉去审问。奥列格突然意识到，隔壁房间传来的婴儿哭声是他的侄子，他瞬间觉得自己身处苏联老式间谍片和盖世太保之间。

In Transit的创始人说，他们还没有抛弃任何逃亡者，他们说其他一些团体存在抛弃同行者的情况，因为这些人大多无视命令，随身携带手机，甚至在途中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那些逃出来的人描述了越过边境时的复杂情绪：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同时也清晰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不会再回国同家人团聚。当重建自己的生活时，他们都在焦虑中挣扎，特别是担心自己会以某种方式被拖回去。

演员奥列克桑德说，当他最终到达俄罗斯境外的一个酒店房间并关上房门时，他在黑暗中躺了一个小时，哭了起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征兵办公室的场景一直是他重复做的噩梦。

但听到在战争中丧生的朋友，他并不后悔。他说：“他们以前都是体面的人，现在每天都有越来越多我曾经认识的人（死去），他们无法逃脱，只能向自己的生命挥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