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尼尔·弗格森在其彭博社专栏上撰文指出：如果与中国爆发重大冲突，美国曾经引以为豪的国防工业基地将被暴露为一个昏迷的老人，而不是一个沉睡的巨人。
2023年2月6日，北美防空司令部和美国北方司令部指挥官格伦·范赫克上将（针对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曾说：
作为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官，我每天的……责任是探测对北美的威胁有哪些。我会告诉你，我们没有探测到这些威胁。而且，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领域意识差距。
这句话里的“领域意识差距”（Domain Awareness Gap），是一个完美的五角大楼范例，只缺少缩写DAG（译注：美国军事部门习惯上对一切涉军的术语词组取首字母缩写，以追求简洁，此处为作者讽刺）。
这件事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36年前，当时的故事并不是蒙大拿州上空的一个巨大的白色气球，而是莫斯科红场上的一架白色塞斯纳172飞机。
当时，我是一名研究生，在德国汉堡做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为英国《每日电讯报》自由撰稿，来补贴我那微薄的奖学金。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我的日常工作是在档案馆里忙活一天，然后查看新闻电文，寻找英国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德国故事。
但是，1987年5月28日是双料的不同寻常。
首先，那天我拔掉了智齿。我选择了自己通讯录中唯一的法国牙医，因为电影《马拉松人》（Marathon Man）让我对德国牙医望而却步。但法国牙医选择了局部麻醉和蛮力，那是一个非常血腥和痛苦的过程，导致我的嘴肿得不能说话。
第二件不寻常的事是：我躺在狭窄的阁楼公寓里，正想从拔牙的折磨中恢复过来时，电话响了。电话那头是《每日电讯报》的海外新闻编辑，他是一个名叫奈杰尔·韦德的臃肿而可怕的新西兰人。
他说：“你好，尼尔。一个德国孩子刚刚把飞机降落在了莫斯科红场上。这将是明天报纸的头条新闻。”我想说点什么，大意是要说我目前做不到，但没有成功。
韦德补充道：“别搞砸了。”
然后就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几小时之一。在那些古早的日子里，记者们并不在笔记本电脑上撰写故事。电子邮件当时还不为人知。在与消息来源交谈后，我们通过打电话念出我们的稿件。
由于我只能发出低沉的呻吟，所以我既不能采访也不能念稿。我只能拼命收听收看德国的广播和电视，以拼凑出故事，然后在汉堡中央邮局用蒸汽动力电传机打字交稿。
涉事者马蒂亚斯·鲁斯特当时只有18岁，他乘坐一架租来的单引擎塞斯纳飞机从赫尔辛基飞往莫斯科，在红场上克里姆林宫以东的莫斯科大桥上降落下来。他曾多次被苏联国土防空军和民用空中交通管制员，以及苏联空军的一架截击机追踪。
但鲁斯特的飞机多次被误认为是友好的民用飞机，所以苏联当局没有将其击落。
我们总有一天会了解到一个类似的故事，即，今年1月28日中国气球进入美国阿拉斯加北部领空后，北美防空司令部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很难相信，在蒙大拿州比林斯一家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气球照片后，格伦·范赫克四星上将才听说这一事件。这样的说法，几乎和中国方面无耻地声称这只是一个偏离了航线的气象气球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直在追踪这个气球，并一直保密。即使在消息传出之后，拜登政府团队对取消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北京的计划，仍有点犹豫不决。
出访原本旨在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据推测，拜登政府只是希望我们这些普通人，不会发现天空中漂浮着一个巨大的白色球体，但他们低估了蒙大拿人雪亮的双眼。
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说，气球事件的时机是不幸的。不仅仅对布林肯国务卿缓和中美两国关系的努力而言，而且对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卡根来说也是如此。
卡根的文章题目为《挑战美国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在（第一个）中国气球被发现三天后，发表在了《华尔街日报》上。我很想给这篇专栏加上一个《挑战美国是一个历史性机会》的副标题，因为现在在北京看来，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卡根在上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说：“就像纳粹德国和旧日本帝国一样，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决心主宰自身所在的地区，并确信美国的力量正在衰弱。如果中国侵略台湾，中国就有可能经历类似于德日的命运。”
他接着说：“日本和德国都低估了美国实际的和潜在的力量……习近平有可能犯同样的历史错误。”
卡根的论点，是基于对二战中盟国和轴心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一些不可靠的估计。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比1941年的轴心国处于更弱的地位。但这只有在把苏联纳入轴心国的前提下才能成真，正如《华尔街日报》在随后的勘误中指出的那样。
而希特勒在1941年6月对苏联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把（与德国一道瓜分波兰，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算在轴心国之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卡根的文章似乎还暗示：自1940年法国沦陷以来，当时基本上在独自参战的英国并不重要，而事实上，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41年与苏联差不多。
在台湾被突袭的情况下，美国将开启尘封的二战剧本。这种想法无疑让一些人感到安慰。但另一个起到暗示作用的词是“自满”。
卡根写道：“今天，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生产了世界上50%以上的财富，而中国和俄罗斯加起来只生产了20%多一点。”
但如果说今天的我们明白关于国力的一个道理，那肯定是，国力不等同于GDP。如果国力等于GDP的话，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应该已经赢了——因为俄罗斯战前GDP是乌克兰的9倍。
在去年《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迈克尔·J·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总结了兰德公司受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委托，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即：《什么使一个国家成为大国？》（What Makes a Power Great），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马扎尔写道：“在世界大国之间争夺优势地位的斗争中，造成关键差异的不是军事或经济实力，而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素质，即令一个国家能够产生：经济生产力、技术创新、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意志的特质。”
根据兰德公司的研究，这七个主要特质是：
- 一个有持续驱动的国家雄心；
- 为公民提供共同的机会；
- 共同和一致的国家认同；
- 一个行动积极主动的国家；
- 有效的社会机构；
- 强调学习和适应；
- 显著的多样性和多元性
马扎尔认为：“美国最终在冷战中战胜了苏联，因为美国更具活力，更有创新，更有生产力，更有合法性。”
但与今天的中国相比，美国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呢？以下是兰德公司的答案：
美国展示出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一些特质，但美国已经过了其竞争力的黄金时期，根据一些重要的衡量指标：美国自满，高度官僚化，寻求短期收益和要素租金收入，而不是长期的生产力突破。
美国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分裂的，认识到了需要改革，但不愿意或不能进行改革，并对曾经激励着美国的全民级项目失去信心。
而中国则不同：
中国显然得益于强大的国家意志和雄心，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如此，在大部分人口中也有统一的国家认同。中国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国家，正在为人力资本、研究和开发、高科技和基础设施投入资源。
然而，这样的标准可能会使问题过于复杂化。
保罗·肯尼迪在他的经典著作《大国的兴衰》中，特别强调制造业是国家力量的源泉。原因很简单：在战争时期，拥有一个能够大规模生产武器的经济体是无可替代的。在20世纪，美国的工业能力是无可匹敌的。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就在2004年，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中国的2.5倍；但在2010年，中国在这一指标上超过了美国。2021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而且值得深思的是：这两个超级大国中哪一个拥有更强大的军民两用制造能力？因为并没有多少洗碗机工厂，能迅速转轨为制造精密导弹的工厂。
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衰退，是国防采购出现较大程度崩溃的背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塞思·G·琼斯（Seth G. Jones ）将其称为“空仓危机”。
正如琼斯所说，“美国的国防工业基地，没有为目前存在的大国竞争型安全环境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一次重大的地区冲突中……美军使用的弹药，可能会超过美国国防部目前的库存，导致‘空仓’问题。”
简而言之，“美国的国防工业基地，包括军火工业基地，目前没有足够的生产制造设备来支持一场持久的常规战争。”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友的情况甚至更糟。
正如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暴露了美国公共卫生的僵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也暴露了我们曾经强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类似恶化。有一些令人吃惊的例子：
- “截止2022年8月底，援助给乌克兰的标枪反坦克导弹数量，意味着在最近的重新规划之前，以2022财年生产速度计算的7年总和量。” （CSIS报告）
- “截止2023年1月，美国军方已向乌克兰提供了多达107万4000发155毫米榴弹炮弹药，大大削弱了155毫米弹药的储存。” （CSIS报告）
- “乌克兰……（正）每天发射超过5000发炮弹，相当于一个较小的欧洲国家在和平时期一整年的订单量。”（金融时报）
- “截止2023年1月20日，已有38套海马斯（HIMARS，高机动性炮兵火箭系统）被送往乌克兰。每一套的成本约为680万美元……去年年初，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每年48套的速度生产，现已达到60套/年的速度。但要达到90套/年的目标速度，还需要再用18到24个月。”
- “到目前为止，850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为数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三分之一，已经被送往乌克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将标枪导弹的年产量从2100枚提高到4000枚”。（金融时报）
简而言之：美国的五大国防承包商（译注：洛马公司，波音公司，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雷神技术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正在一起努力，以跟上乌克兰的军事需求；而这是一场规模相对较小的战争，乌克兰面对的俄罗斯侵略军，在接近一年的冲突中表现非常糟糕。并且请记住：俄罗斯的制造业增加值仅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诊断出这个问题并不困难。用负责国防采购和维持的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拉普兰特的话来说：“一个人的效率就是另一个人的弱点”；而五大承包商回答说，在政府的需求如此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不能指望他们保持武器制造能力。
从我们可耻地撤出阿富汗，到我们决定武装乌克兰以进行一场持久战，中间的时间只有八个月。
中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摊牌的场景，已经备受讨论了。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上述的一切，对这样的场景又意味着什么？
CSIS估计，在一场台海摊牌中，美国将在三周的高强度冲突中消耗5000多枚远程导弹，其中：4000枚联合空面防区外导弹（JASSM，译注，即AGM-158），450枚远程反舰队导弹（LRASM，译注，即AGM-158C），400枚鱼叉导弹，以及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TLAMs，译注，即BGM-109）。
LRASMs将在一周内用完。然而，生产JASSMs则大约需要两年时间。中国将不会受到如此严重的限制，因为中国“在弹药方面的投资，以及获得高端武器系统和设备的速度比美国快五到六倍。”
正如《国家评论》在上个月报道的那样，人们对海军的SM-6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的供应，也有类似担忧。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达里尔·考德尔海军上将曾说，他“不会原谅国防工业基地”，因为它们“没有提供我们需要的武器装备。”
国防采购方面的问题比军需品供应问题更为深入。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去年的一份报告，建造新的12艘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成本已经上升了34亿美元，预计总成本要涨到1120亿美元；而到了今年则是1320亿美元，并且人们怀疑这一级新潜艇能否在2031年前投入使用。
美国政府问责局确认了有17个重大装备项目处于延迟中，其中包括DDG-1000驱逐舰（译注：即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MQ-4C 海神无人侦察机、CH-53K种马王重型直升机，以及用于巡逻保卫核导弹发射井的MH-139A灰狼直升机。
情况越来越糟。去年9月，五角大楼不得不暂停交付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著名的F-35战斗机，因为战机的涡扇发动机上的一个具体部件，由霍尼韦尔公司承保制造，被发现含有一种被禁止使用的中国产合金。
而在12月的一次试飞中发生的“意外”，导致了另外一次新款战斗机交付的中断。F-35项目的最新总计成本为4120亿美元。（译注：F-35各型号的累积交付量在本月已超过890架，仅部署在中国周边的F-35数量，就远远超过了中国拥有的名义上同代战斗机。并且公允地讲，F-35的采购成本/飞离成本已经足够低了，形成了彻底的碾压优势）
的确，美国已经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去年12月通过的《2023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第1244条，包括一个多年的采购计划：用于采购数千枚新的反舰、反空和攻击导弹。
国防部下属的陆军部部长克里斯蒂娜·沃穆思以及负责采购、后勤和技术的陆军助理部长道格拉斯·布什，已经承诺将155毫米炮弹的产量增加两倍。
五角大楼又想出了一个名词：“未确定合同行为”（Undefinitized Contract Action，缩写为UCA），以加快标枪、毒刺地对空导弹和制导多管火箭系统（GMLRS，M30，即海马斯的弹药）等武器的签约和交付。陆军正在投资20亿美元，以扩大在全美各地多个工厂的弹药产能。
当然，新一代技术驱动的国防创新企业，正在向大型公司发起挑战。仅举两个例子，Anduril（译注：主要为军事机构和边境监视开发技术）和Epirus（译注：主要开发反无人机技术）。显然，对军事技术的创新有着迫切的需求。
上周五和周六，又有两个飞行物出现在北美空域。它们被击落，但没有人能够或愿意识别它们是什么，这在技术上使它们成为了不明飞行物（UFO）。如果中国人拥有飞碟（译注：UFO的另一个、引申的含义，指极为先进的飞行器），那么F-22战斗机应该不是应对的办法。
然而，正如托马斯·卡拉科在最近一期《战略》杂志中指出的那样：“劳动力培训和供应链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打开。”
现在不是1941年，认为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是一个“沉睡的巨人”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它低估了当时美国的战备情况。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掌握海洋的庞大建设计划，始于《1938年海军法案》。
译注：1938年海军法案（Naval Act of 1938），即第二次文森法案（Second Vinson Act），是美国于1938年5月17日颁布的法案，“要求美国海军实力增加20%”。 《法案》代表了美国对日本入侵中国和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反应。1940年，在德军征服法国几天后，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向美国国会申请40亿美元，将美国作战舰队的规模扩大70%，再增加257艘舰艇。次日，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辩论，众议院以316比0的投票结果批准了85.5亿美元用于海军扩张计划，
相比之下，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军事工业基地一直在萎缩。2013年，环境保护局关闭了位于密苏里州赫库兰姆，有121年历史的道朗公司（Doe Run Co）铅冶炼厂。这是美国最后一家原生铅冶炼厂。
问题不仅仅是铅。根据能源部2021年的一份报告：“在被确定为关键物资的35种矿物商品中……美国有14种在国内缺乏生产，31种超过50%依赖进口。”
毫无疑问，从环境、社会及治理（ESG）的角度来看，这是很好的。但如果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来看呢？
罗伯特·卡根最近的文章得出结论：
尽管北京对台湾的攻击不会像日本人对珍珠港的攻击那样，对美国人造成同样深刻的影响，但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威胁感到非常焦虑。即使北京对台湾的攻击只是预期中的。如果中国人认为这样的攻击，不会促使美国公众去支持一个远远更具进攻性的美国反应，那将是非常愚蠢的。
好吧，或许如此。也许美国人真的已经准备好为台湾而战。但是，如果表达这种无畏战斗精神所需的武器装备，在不到一周之内的时间里用完了该怎么办？
过去三年里，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是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对“苏联末期似的美国”的系列抨击。正如这些文章所说的，美国老化的厉害，老了当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在前苏联的原始案例中，马蒂亚斯·拉斯特降落红场事件，揭露了苏联军事效率的恶化，美国五角大楼可能按照自身语言习惯称之为“大国锈蚀综合症”（Great Power Rust Syndrome，GPRS）。
在许多这样的症状中，至少那些责任人要承担后果。拉斯特自己不仅被判处四年劳改。戈尔巴乔夫还罢免了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和苏联防空部队的总司令亚历山大·科尔杜诺夫元帅。
我仍在等着听到美国政府中哪些高级官员，因为中国气球事件中的洋相而被开除。目前还没有人落马，这给“领域意识差距”这一短语，增添了更多悲哀的含义。
译注：指在责任意义上相比苏联还有差距。苏方因为红场事件，有国防部长、防空部队司令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尔杜诺夫等约200名高官下台或被撤换。但大多数分析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责任意识，而是戈尔巴乔夫借此肃清苏联军队中的反改革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