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推出长篇报道：在过去十年中，全美各地城市核心区的白人人口显著增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对于原先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族裔意味着什么？

20世纪，随着白人成群结队地从城市中心迁往郊区，“白人逃亡”改变了许多美国城市的景观。而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逃亡”现象开始逆转。

2010年至2020年期间，即使白人人口几乎在全美各个地方都有所下降，但在许多大城市市中心的数百个社区，白人人口竟然有所增加。

在某些大城市，这种涌入在2010年之前就开始了，但现在已经加速并扩大，带来了新的冲击，使得对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等居民而言，他们长期居住的一些最大城市核心区，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一些人还记得他们或他们的家人被迫生活在某些内城社区，由于经济或种族方面的“潜规则”限制，他们无法搬到绿树成荫的郊区。现在，许多人想知道新老邻居之间到底发生了多少融合，以及在他们称为家的社区中，是否还有房屋留给他们。

《华盛顿邮报》利用2010年和2020年按种族和族裔划分的人口普查数据，在全美范围内确定了接近800个白人人口增加最多的社区地段。

在这些基本位于主要城市市中心的社区里，白人居民总数增加了50多万，而黑人居民数减少了19.6万，西班牙裔居民数减少了4.5万。在洛杉矶、纽约和费城等城市靠近市中心的传统唐人街社区，亚裔人口有所下降。

一些有色人种家庭主动离开，选择了更大的房子和更多的开放空间，因为美国郊区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已经变得更容易接受。其他人则被飞涨的租金或房东费用挤走了。

从2010年到2020年，白人人口增幅较高的大多数普查地段，位于县域的核心城市。这些地区的人口如何变化。白人比例增长的城市图表如下，该表格展现了白人人口在十年内增长超过9%的地段：

城市，括号内为县（County）	白人数量变动	非白人数量变动	地段数量（tracts）
布鲁克林（国王县）	54,026	−18,784	75
华盛顿（特区）	37,473	−2,076	48
丹佛（丹佛县）	25,429	−10,154	32
费城（费城县）	21,735	−6,604	28
奥斯汀（特拉维斯县）	21,116	−4,912	27
纳什维尔（戴维森县）	16,710	−4,075	18
达拉斯（达拉斯县）	14,920	−767	23
夏洛特（梅克伦堡县）	12,120	541	14
新奥尔良（新奥尔良堂区）	10,797	−7,126	35
休斯顿（哈里斯县）	10,739	2,327	10
底特律（韦恩县）	9,552	−3,512	17
菲尼克斯（马里科帕县）	8,246	−1,081	8
里士满（独立市，不处于任何县境内）	7,236	−1,953	15
辛辛那提（汉密尔顿县）	6,876	−4,071	17
印第安纳波利斯（马里昂县）	6,775	−2,543	14
坦帕（希尔斯伯勒县）	6,753	5,896	6
罗利（维克县）	6,628	−4,000	7
明尼阿波利斯（亨内平县）	5,637	533	6
亚特兰大（富尔顿县）	5,617	−2,474	12
洛杉矶（洛杉矶县）	5,467	−5,071	18
曼哈顿（纽约市）	5,363	−2,940	12
奥克兰（阿拉米达县）	5,092	−235	12
沃斯堡（塔兰特县）	4,882	396	5
克利夫兰（凯霍加县）	4,536	−821	6
匹兹堡（阿勒格尼县）	4,104	−3,792	11

美利坚大学城市政策教授德里克·海拉（Derek Hyra）说：“有一些少数族裔正在找房，他们需要为数更多、可负担得起的住房，所以正在向郊区迁移。”

专家们对白人居民返回城市核心区做出了各种解释。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社会学教授菲利普·卡西尼茨（Philip Kasinitz）说：“其中有些人，可能是对郊区梦想幻灭了，在郊区长大的一代人……想要离开，这也是对城市生活的重新评价。”

他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犯罪率下降，也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某些情况下，城市进行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新移民。他们增加了自行车道、有轨电车线路以及人行道和商业区。房地产开发商建造了高档住宅楼，为无子女的专业人士和空巢老人设计了单间和一卧房公寓，并提供休息室、游泳池和可以遛狗的绿地等豪华配套设施。

长期以来，附近的居民称赞随着生活品质中产阶级化而来的一些变化，如翻新的公园和学校，但他们也担心不断上涨的房产税和租金，会对家庭的未来产生影响。

通常情况下，老人们负担不起，或者对新设施不感兴趣。

海拉说：这些设施“迎合了中产阶级人士的品味和喜好。老人们可能会留在原地，但他们感到不适应…他们会说‘这个社区不再适合我了。即使我的住房有补贴，也许我们想搬到离小母婴店近的地方，离理发店近的地方，离清洁工近的地方。’”

有四个城市（译注：分别是华盛顿特区西南海滨区，新奥尔良特雷姆，丹佛北区，洛杉矶唐人街），其传统上的黑人、亚裔或西班牙裔社区里，白人人口在十年内增加了9个百分点或更多，当地人详细介绍了这种转变带来的变化。

华盛顿特区西南海滨区：在首都阴影下繁荣发展

在美国首都的所有开发中，西南海滨区（ Southwest waterfront）和它周围的社区体现了一些最极端的反差。在西南海滨区可以看到美国国会大厦的圆顶和华盛顿纪念碑，并且可以通过坐地铁、骑自行车或开车快速到达市中心。

但是，坐在前院的野餐椅上，63岁的老居民琳达·布朗也能告诉你一些缺点。

正对着她家的是低层的单户公共住房，烧烤和孩子们的自行车杂乱的分布在没有围栏的后院。后院里还挂着衣服。而在街对面，一个新的住宅开发项目宣传说：这里将有一个宠物Spa和屋顶游泳池。

在周围的街区，其他新楼盘也在招揽生意，比如可供居民使用的特斯拉电动车、相应的汽车升降机，以及售价最高达到1200万美元的公寓。根据房地产数据和分析公司CoStar Group的数据：西南海滨区和附近的海军工厂（Navy Yard）是华盛顿地区租金最贵的社区，平均月租金为3000美元。

当布朗在2005年带着她的女儿查亚（搬到这里时，社区并没有太多的浮华，但还有别的体验。她说：“人们会互相照应。我们有那种邻里的感觉。”

而现在，“好像你在那里，但又好像你不在那里。人们会在街上走来走去，不说话，也不做眼神交流。”

西南海滨区的景观曾经被彻底改变过。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由排屋组成的繁荣街区被夷为平地，这是一个在今天被公认为是灾难性城市改造的例子。

当时2.3万居民，其中许多是非裔美国人，还有1500家企业被迁移。古老的街道被抹去，被巨大的公寓楼、停车场和像布朗今天居住的公共住房项目覆盖。

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种低调的当地文化逐渐形成，餐馆迎合了中等收入家庭的需求，海鲜市场上有免费的停车位，顾客们在驳船之间漫步，用手捧着一次性的蛤蜊汤杯取暖。

随着城市财富规模开始上升，海滨区的位置使这一地区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主要目标。2002年，华盛顿特区领导人开始规划一个庞大的项目，即码头（Wharf）。这是一个价值36亿美元、长达1.6公里的酒店、住宅、办公室、商店、公园和码头的综合体。

2010年至2020年之间，随着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一个由公寓、餐馆和娱乐场所组成的闪亮市中心，布朗所在的人口普查区以及相邻的两个人口普查区的黑人比例，从66%降至41%，白人比例则从22%升至40%。

与美国许多社区的中产阶级化路径不同，西南海滨区的人口变化并不是因为人口替代和置换，而是由于空地的填补和居民密度的增加。

特区市政府说，码头（Wharf）有望创造近6000个永久性工作岗位和9400万美元的直接年度税收。但住房倡导者说，华盛顿特区官员浪费了一个利用城市拥有的土地，提供更多可负担住房的机会。而根据市长办公室的说法：这一项目已获得2亿美元的市政财务补贴。

新的住房也倾向于单身成年人和夫妇。37岁的居民科伊·麦金尼（Coy McKinney）是一名教师，也是西南区行动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倡导公平发展。

科伊·麦金尼保留了一份近年来开盘新房电子表格，引用了房产商网站上列出的卧室数量和价格。这些房型主要是单间和一、两居室的住宅；而现在和未来新开发的项目也不会提供更多的住房。

麦金尼说：“仅仅说‘多建设’并不能真正实现种族公平。我们必须建造可负担得起的房屋。即使是负担得起的房型，对黑人家庭来说也是没钱买下的。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我感觉老的西南滨海区正在凋零。”

西南区现有的经济适用房包括有几十年历史的公共住房，其中一些亟需维修。几年前，市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向居民提出了改造计划，承诺目前的居民将能够返回家园。但布朗和她的许多邻居都持怀疑态度。

2000年代，在布朗所住社区的几个街区外，其居民被告知，在多样化的收入社区升级取代他们的公共住房后，他们能够回来。但从未实现。诸如此类的阴影，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社区破坏，使居民们变得警惕起来。

拥有老化的合作产权房（co-op）的中等收入房主，也感到了不安。这是由于最近的特别评估。特别评估是除常规月费之外的费用，用于支付特定的项目。

在过去的一年里，新的评估使一些业主的月付款增加了2100多美元，超过了原先付款额的一倍。一些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无力继续居住。

为在这一地区保留咫尺立足之地而进行的斗争，已经延伸到了公共空间。在位于Safeway杂货店和海滨地铁站旁两块空地当中的一块土地上，当地的农贸市场在每个周六上午开始营业；而在温暖的月份里，每隔一个周五，一个有当地食物和供应商以及现场乐队的夜市，吸引了很多家庭、老年人和新老居民等等不同人群。

西南区行动组织成员在去年5月得知这个地块要出售后，散发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市政府购买这些地块，并将其交给道格拉斯社区土地信托基金（Douglass Community Land Trust），麦金尼是这一基金的董事会成员。

这一构想是为了保护这块空地，使其继续作为一个公共集会、公共生活的场所。

这些地块的最后一次交易发生在2008年。从那时起，业主们就试图将建设规划从商用改为住宅，并建造近600套房。与此同时，麦金尼在6月的集会上告诉大家，这个空间已经成为“一个休闲场所，人们可以在室外闲逛，而不用为一杯鸡尾酒支付12美元。”

夏天晚些时候，麦金尼和其他西南特区行动成员将请愿书（当时已有超过1000个签名）提交给了市长办公室，但未能在市政府官员中获得支持。

最近来到这个社区的人说：他们喜欢这里的步道环境、自行车道，以及靠近餐馆、水域和市中心的地方，但他们不一定打算留下来。

28岁的艾伦·克罗斯比（Allen Crosby）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顾问，两年前和他的未婚妻一起搬到了码头（Wharf）的航道公寓（Channel）复合体。复合体里有滚球场和自己的狗狗乐园。

克罗斯比说：“这里有你真正需要的一切：海鲜市场、农贸市场、Safeway，而且码头有很多好的活动，比如啤酒节。”但是，这对夫妇计划在华盛顿特区的其他地方买房。

他说：“我们公寓大楼里的每个人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暂住人口，而高租金是主要原因。我们很多人都获得了新冠疫情期间的补贴。”

然而一旦折扣过期，这对夫妇接近62平米的一室一厅房子的月租金，在第二年就会从1800美元跳涨到2500美元。

至于邻居，克罗斯比说自己基本上只认识住在“码头”（Wharf）附近的新来者。他说：“我（与西南区）本地居民的唯一互动，基本上是来自Uber司机。而（我上车后）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伙计，这个地方变化很大。’”

布朗同意变化很大的说法，但这里依然是她的家。

她说：“如果你在这里度过了糟糕的时光，你就应该留在这个社区”。

她的声音逐渐哽咽了：“我的理想世界是，我自己属于变化的一部分。”

新奥尔良特雷姆（Tremé）：这里的文化湮灭异常真实

这里地区的庆祝活动曾经自发且生机勃勃：长号手小跑着走出家门，加入当地有名的“Second-Line”铜管乐队；新奥尔良狂欢节（Mardi Gras）的一些参与者，戴着面具、装扮成印第安人，在密室和后院准备好他们的羽冠；女士们则打出她们的遮阳伞，加入游行队伍。

当艾米·斯泰利（Amy Stelly ）还是一个孩子时，她会看着狂欢者从一个黑人开的酒吧游走到下一个，在特雷姆街道上来回穿梭。这是一条非官方的、全年常有的游行路线，也是这个社区庆祝或纪念一切类型欢乐和损失的一条老路。

而现年65岁的斯泰利说：“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去做这件事了。”

她一边说，一边打量着这条曾经热闹的商业步行街的遗迹。

酒吧几乎都消失了。几代人的血统都可以追溯到同一条街道上的多个家庭，已经卖掉了他们的房子。其他人则被赶了出来。

斯特利指着一处说：“很久以前，那是特雷姆市场。”她转过身，眯起眼睛，然后又指了指上面。“那曾经是一个休息室。当然，是黑人拥有的。现在….”她停顿了一下，声音拖长了。

今天，当“Second-line”铜管乐队聚集在一起悼念一个社区成员的离世时，音乐家和艺术家们、家人和朋友们需要付出很大心力乃至做出计划，才能回到老街区。

停放的汽车挤在州际高速立交桥下，人们从车里而不是从家里出来。斯泰利说，自己过去认识的许多家庭已经离开了新奥尔良，搬去了郊区、远郊（exurb）或干脆另外的州。

在气候灾难、新项目开发和蓬勃发展的短租行业刺激下，中产阶级化的改造彻底改变了“大容易”（Big Easy，新奥尔良的绰号），使成千上万的黑人家庭被挤出，而这些黑人家庭的人口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在萎缩。

这是一个城市文化与非裔美国人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城市，所以这种抹除的威胁远远不仅限于物质范围。

68岁的谢丽尔·罗比考克斯·奥斯汀（Cheryl Robichaux Austin）是大特雷姆地区财团（Greater Tremé Consortium）的执行董事。她说：“文化湮灭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真实的。”她所在的财团是一个着眼于社区的宣传和社区公平的非营利机构。

她说：“它正在慢慢腐烂，我们从自己的社区看到它每天都在慢慢腐烂。我们见证着当城市有特殊活动时，却看不到黑人乐队；现在有全是白人在‘Second-line’演奏。还有你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都出现了。”

特雷姆是新奥尔良最古老的黑人社区，而且据说是全美最古老的黑人社区。这个社区紧邻着法国区，到处都是19世纪的克里奥尔式平房和猎枪小屋，上面装饰着色彩鲜艳的防风窗。 

它的名字来自于克劳德·特雷姆（Claude Tremé），他在18世纪拥有一个种植园，然后在1810年将其分割并出售其中一部分给新奥尔良。这一地区成为少数几个黑人自由民可以居住、拥有财产和做生意的地方之一。此后这里一直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据点。

据历史学家估计：到了20世纪，这一街区的中央大道，即：北克莱伯恩大道，两旁约有100多家企业，其中大部分是黑人所拥有的。

但是，随着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州际公路系统，新奥尔良市批准了一条连接10号州际公路的快速高架道路。公路穿过了特雷姆的商业走廊。企业因此关门，住宅被拆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在20世纪的下半叶，新奥尔良在特雷姆夷平了6个以上街区，包括公共住房的住宅，以便为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公园的建设开辟空间。

此后，在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新奥尔良，压倒了城市的堤坝，并使这一地区遭受了极其巨大的洪水，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这个城市70%以上的居民住房损坏。超过80%的居民被迫疏散，并且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新奥尔良人口仍然比卡特里娜飓风前少了约10万人。

卡特里娜飓风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命运，也影响着有能力搬回来的人。

2000年，特雷姆93%的人口时黑人，而整个新奥尔良城市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黑人。而今天，根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新奥尔良的黑人人口已下降到约54%；而在特雷姆，作为一个建立在比其他许多社区更高地面上的社区，黑人居民现在约占58%。

路易斯安那州公平住房行动中心的执行主任卡绍纳·希尔（Cashauna Hill）说：“这个社区从黑人占多数到白人占多数的翻转，可以直接追溯到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至今缺乏洪水的事实。拥有资源的白人社区成员开始认识到，在地势稍高的地方建房，可能会更好地度过风暴，这导致了白人居民规模的膨胀。”

希尔说：在特雷姆周围的社区，比如水畔（Bywater）、圣克劳德（St. Claude ）和圣罗克（St. Roch），白人人口的上升尤为明显，联邦援助资金和全市范围内的重建工作使这些社区重振旗鼓。

这样的新情况使为新奥尔良最贫穷的家庭，而其中大多数是黑人家庭，创造更多廉价住房的投入变得复杂。

希尔说：“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已经做出的许多政策决定，并不尊重那些创造、维持和捍卫新奥尔良市文化的人，而这种文化就是我们的当选官员向全球推销的文化。”

译注：新奥尔良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和蓝调音乐中心。

在过去的一年里，居民们成功地击退了自认为是对家园的种种新威胁，比如：市长拉托亚·坎特雷尔（LaToya Cantrell）曾提议将市政厅的办公室，搬到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公园的市政礼堂，这一历史悠久的建筑就在刚果广场旁，这也是一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集会场所，以前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会在这里敲鼓和跳舞。

罗比考克斯·奥斯汀说，并不是特雷姆不想要公共投资，而是社区成员们认为任何这样的投资，应该让长期居住的居民受益，而不仅仅是让新来的居民受益，或者只是让拥有爱彼迎（Airbnb）房屋的投资者受益。

那些用来做爱彼迎业务的房屋遍布街区的各个地方。罗比考克斯·奥斯汀说，在过去的10年里，短租客的涌入使得这个社区感觉不再像是一个社区，而更像一个商业区。

泰·艾梅卡是一名伏都教牧师，他住在特雷姆一栋19世纪的小屋里，这个街区已经被短期租赁业务挤满，许多爱彼迎房屋围绕着他的空间，艾梅卡就在这里欢迎自己的信徒并举行宗教仪式。艾梅卡说：这是他们“将神圣性带回到已被严重商业化的社区”的方式。

56岁的艾梅卡说，他们用伏都教仪式“从精神上捍卫社区”。硬币和其他祭品，比如椰子、烈酒酒瓶，散落在他们租用房屋的地板上，祭坛上则摆放着装有黑眼豆的碗。

在前门，艾梅卡安装了门铃摄像头，以记录游客的擅自闯入。

宠物犬的粪便经常遗留在艾梅卡的前门外面。喧闹的聚会声在他们的窗户和墙壁上来回震动。有一次，一个遛狗的女人撞倒并“斩首”了一棵生长了20年的仙人掌。

在去年一个明亮的早晨，当艾梅卡回忆起这些问题时，一个年轻人正好走了过来。

19岁的杰克逊·麦加里根是一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大学生，他问道：“嗨，你住在这里吗？你知道我们可以去哪里买些食物吗？”

艾梅卡停顿了一下，思考者他们的话，之后答道：“亲爱的，我住在一个食物沙漠里。”

麦加里根回应道，“哦”，并看了看周围的朋友。

艾梅卡继续说：“法国区就在公园的另一边，你会在那里找到一些吃的。”

丹佛北区（Northside）：“我长大的那个社区已经不复存在了”

有时，在面包店（panadería，译注：西班牙语）里，梅丽莎·梅西亚（Melissa Mejía ）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

傍晚时分，甜面包会像往常一样从厨房里冒出来。空气中弥漫着新鲜出炉的墨西哥白面包（Bolillos）的浓郁香味。五颜六色、含糖的甜面包（Concha）在货架上整齐排列。

梅西亚说，这个面包店（Panadería Rosales）的气味和味道以及褪色的蓝色外墙，让自己有家的感觉。对她而言，家意味着年轻时的丹佛，以及她全家移民来美国之前的墨西哥普埃布拉州。

这家家族经营的面包店自1976年以来一直为丹佛的拉丁裔社区服务，是西32号大街在这一段路上，最后一家由墨西哥裔美国人拥有的企业之一。

现在这条街上的一家披萨店，37岁的梅西亚记得在当年，是一家有着闪亮的橱窗展示的十五岁成人礼（Quinceañera，墨西哥和拉美文化中，庆祝女孩15岁生日的活动）礼服店。随着英语回响在人行道上，墨西哥裔美国家庭悠扬的西班牙语已经消失了。甚至连这个社区的名字也变得难以辨认：高地（Highlands）。

40岁的耶西卡·希特拉利·奥尔金（Yessica Xytlalli Holguin）在附近的天鹅海（Swansea）长大，而天鹅海是整个北区最贫穷和最密集的拉丁裔社区之一。她说：“我拒绝任何其他名字，我只会管它叫···以及对我来说一直这样叫：北区。”

北丹佛的社区，最近这些年来一直是密集开发的焦点。 

在2000年时，丹佛的西班牙裔人口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丹佛市的西班牙裔人口猛增了64%（相较10年前），而白人人口几乎持平。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2000-2010），白人居民的增长速度加快，几乎与西班牙裔居民的增长速度持平。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分析，到了2020年，哩高城（The Mile High City，译注：这是丹佛的绰号，因为在州议会大楼西侧第13阶阶梯测量的高度为离海平面1英里，折合1609米）的白人居民爆炸性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西班牙裔增长速度的六倍。

根据全国社区再投资联盟（National Community Reinvestment Coalition）发布的2019年研究报告：丹佛的西班牙裔居民比例降低的速度，超过了美国任何其他主要城市。

在过去20年里，随着丹佛人口的增长以及变得更加富裕，丹佛对社区和早就该投资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注资。一些地区，比如丹佛最北端的地区，一直以来缺乏包括柏油人行道在内的基本设施。

这些改善有助于使这些地区更受欢迎、更容易通行。同时也推高了房产税，并吸引了大部分白人新移民主动提出购买土地。

在去年10月的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丹佛市女议员坎迪·克德巴卡（Candi CdeBaca）的三名实习生，挤在议员妈妈的小货车后面，开始参观这个城市。

36岁的克德巴卡在伊利亚-天鹅海（Elyria-Swansea）长大，并仍然住在那里。她住在一个有粉红色大门的街角房屋里，这个房子在她家已经传了几代人。整个社区现在是克德巴卡议员所代表地区的一部分。

她穿着扎染瑜伽裤和紫色T恤，从自己在位于五点区（Five Points）的议会办公室外开始整个参访过程，五点区在20世纪中期，因其对非裔美国人的艺术、音乐和文化的巨大影响而被称为“西部的哈莱姆”。曾经，几乎市内所有的黑人居民都住在这里；而今天，五点区的白人比例超过了50%。

译注：哈莱姆（Harlem），又译哈林，是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社区，原名来自一个荷兰的村庄。曾经长期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也是犯罪与贫困的主要中心。

当克德巴卡穿过社区时，她发现以前的公共住房所在地已经消失了，而且繁荣的黑人和拉丁裔社区也消失了。当她描述市领导做出的那些承诺时，她的声音越来越大。

市领导曾承诺居民们在拆迁后可以返回焕然一新的家园，居民们也相信了；但他们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变成了昂贵的商品房地产。

克德巴卡自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一个全部由民主党议员占据的市议会中，被认为是最为极左的成员。她自己在公职中的使命，就是反击推动中产阶级化的力量。

克德巴卡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我不认为住房应该被商品化；住房应该是一种人权。我认可一定的住房密度，我认可可步行的社区。但不幸的是，在科罗拉多州，我们不可能在没有人口替代和置换的情况下进行开发，因为一切开发，都围绕着给有能力的人提供优势。”

在过去的五年里，丹佛最大的公共工程之一是70号州际公路的扩建。过去六十年来，高速公路立交桥将伊利亚-天鹅海社区一分为二。而扩建公路意味着拆除高架桥并将公路移至地下。

重新设计的支持者们说，拆除高架相当于重新统一了整个社区，并创造出了人们渴望已久的公共空间。通过将改造后的公路埋入地下，交通官员可以在天鹅海小学外建造一个1.6万平方米的公园、足球场和一个新操场。

但克德巴卡和其他社区的倡导者反对这一项目。从2013年开始，科罗拉多州交通局查封了17家企业和56处住宅，其中大部分是单户住宅，以便为道路扩建让路。

克德巴卡说：“他们改造高速公路的方式，完全改变了当地人的出行方式。现在我们可以与投机客们视线相对，他们以前只是从我们头上开过，越过我们。现在他们可以看着我们的房子，看到的是美元的符号。”

伊利亚-天鹅海社区协会主席德鲁·杜彻（Drew Dutcher）说：“当我们改善社区时，我们所做的是浮士德式的交易。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把那些不能再在这里生活的人赶走了。现在，住房成本在上升，很快，唯一能够负担得起在这里生活的人是更富有的白人。”

GES联盟是一个由居民组织者组成的非营利组织，而像这样的社区团体正试图超越开发商和投资者的身份。他们本身就正在购买地块，将其转化为土地信托基金，为长期居住的居民提供廉价房屋所有权。他们的目标是能够保证这些房产仍然在社区成员手中。

本月早些时候，这个联盟被告知会收到一笔150万美元的联邦未使用资金，以买回在高速公路扩建前被政府征收的三块剩余地块。联盟的共同主任诺拉·米格尔（Nola Miguel）说，这些空地能够让信托基金在每块土地上都建造几所房屋。

六个家庭已经购买了土地信托基金的房子。这些房子是为期99年土地租赁的一部分，每套房子的售价还不到20万美元。米格尔说，购房家庭的数量在2023年上半年，将增加一倍以上。联盟的等待名单上则有50多个家庭。

最近有一天，联盟正在一个地块上安装几个预制房屋，这样的作业是其不断增长的土地信托的一部分。忽然米格尔锁上了大门，因为一个男人把他的车缓缓停下。

男子从打开的车窗里叫道：“这块地是你的吗？这是一块不错的土地。”

米格尔说：“我们是一个社区土地信托基金。”并解释了整个地块的未来愿景：为收入水平低于当地收入中位数80%的家庭，提供三套住房。每座房屋都是三居室、两浴室结构。

米格尔还说：“我们正试图将人们留在附近，防止他们流落异乡。”

司机说：“你说的很有意思。”

他在街上上下打量着看。而隔壁的房子正在出售，再前面的另一栋也是如此。

这名男子是一名在北区长大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社区的消失。在他开车离开之前，他递给了米格尔一张名片。他告诉她，自己会说西班牙语，并且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洛杉矶唐人街：华人对标志性堡垒的脆弱控制

涂杰克（Jackie Tu）回忆说：当年每天都有顾客涌入朝代购物广场（Dynasty Center shopping plaza）。从唐人街熙熙攘攘的商业大道上一闪而入，进入大楼中没有窗户的内部，里面是一排排摆放着廉价服装和家庭用品的摊位。

在昏暗的荧光灯下，小贩们用粤语、越南语和高棉语聊天，来自洛杉矶市区的顾客说着跨越全球的语言。

涂说：“真的很忙，人们会说，‘借过一下！’就像这样，”接着涂做了一个旋转的动作，好像要穿过人群。57岁的涂杰克于1989年从越南移民到这里，他和妻子拥有一家名为Yan Lee Fashion的服装店接近20年了。

这家店和此处其他100多家小商铺一样，他们的顾客往往是预算紧张的新移民，但他们的交易量很大，通常一天会有300或400美元的销售额，好的一天意味着500甚至600美元。

但在最近一个星期五的上午11点，情况并不乐观。

自上午9点开业以来，这对夫妇只拿下了30美元的销售额。在他们周围，其他商人也都闲着，有些摊位还是空的。

涂分析起那些没来的“购物者”们时说：“现在汽油太贵了。他们不想来。”

在汽油价格上涨之前，在新冠大流行阻碍商业发展之前，朝代广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命运已经开始改变。

2003年，一个地铁站在距离朝代广场一个街区的地方开通，从这一地区骑自行车到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只要10分钟。在附近的四个人口普查区，2000年亚裔居民的人数超过了白人居民，且比例为4：1；到了2010年，亚裔人数比白人为2：1；而在2020年，白人居民比亚裔居民要多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白人迁入，开始出现了鲜明的对比。

离地铁两个街区的卢埃林（Llewellyn）公寓提供两居室住房，月租金为3,400至5200美元，房子有着开阔的视野、狗狗温泉和一个隔音的“果酱”屋。在毗邻唐人街金龙门的“家”公寓（Jia），两居室房子的月租金约为3500美元。而更多的商品房正在筹划中。

在“家”公寓所处的街区，老年人每月需要为单人住房支付250至500美元的费用，住房条件不佳，需要共用厨房，没有空调。而在一个街区外，一个低收入公寓楼的居民们，为了阻止他们的租金在30年契约到期后上涨两倍而斗争。

随着周围住宅的中产阶级化，曾经为亚洲新移民提供服务的购物中心也发生了变化。在万利广场（Mandarin Plaza），一家皮具店出售价格600美元的手袋，并要求顾客按铃进入。

在远东广场（Far East Plaza），追逐时尚的年轻人在Howlin’ Ray’s 纳什维尔热辣炸鸡店排队，自从这家店成为网红店后，就是一个时髦的目的地。

东南亚社区联盟（SEACA）是一个当地的宣传团体，说自己不得不离开万利广场的二楼空间，因为业主没有按照原价续租，而是租给了一家建筑公司。

这里的许多房产都是由亚裔拥有的，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购买了这些房产。四五十年后的现在，许多业主住在郊区，甚至远在香港。而那些留下来的亚洲人，反而往往是最没有能力争取到美国绿卡的人。

另一个与朝代购物广场类似，原先提供廉价服装的摊贩市场，在一个开发商购买整栋建筑并以高端办公和零售空间取而代之后，彻底关闭。因此，当这家名为红车地产（Redcar Properties）的开发商于2021年，以29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朝代广场大楼时，小贩们认为离开只是时间问题。

一些小贩说：他们收到了信件，说月租合同很快就会结束；其他人则没有收到信。因为许多人的英语水平有限，这使得事情变得不太清楚，更加剧了他们的不安。红车地产公司没有对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邰艾薇（Ivy Thi）在朝代购物广场内一家名为Fashion Instyle的服装店工作。邰是来自越南的华裔移民，她的母语是粤语。她从其他商贩那里听说了这栋楼被出售了，并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不得不搬走。

邰说，她会因为离开已经工作了14年的地方而感到难过，“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重新开始会很困难。”

对于那些可能不会说英语的老年居民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更为艰难。东南亚社区联盟的执行董事茜茜·特琳（Sissy Trinh）说，即使在有租金管制的住房建筑中，房东也会通过不维修、非法提高租金、向同意搬走的租户提供微不足道的补偿，来对租户施加压力。在通常情况下，当他们搬出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被挤出了这个地区。

她说：“有些人最终流落街头，有些人则蜷缩在沙发上。”

菲莉斯·邱（Phyllis Chiu）于1972年搬到唐人街，在那里当了30多年的小学教师。她回忆说，这个街区的居民都是移民，是1960年代香港移民潮的一部分，随后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从东南亚来的难民。

她说，许多人都从事餐馆或缝纫工作，“他们的工作收入不高，但总能赚到一些钱，他们会买下一套有两到五个房间的公寓楼，再将其出租。”

 

她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唐人街的餐馆晚上开得很晚，到处都有中国家庭。唐人街曾经如此充满活力，现在又是如此萧条。以前有四、五家超市，学校也非常拥挤，我们不得不按全年的时间表来上课。”

步行距离内的最后一家便民超市于2019年关闭，学校的招生人数也一直在减少。老一辈的人正在故去。邱女士说：他们的孩子“没有做房东的愿望，所以他们卖掉了自己已经继承的房产，他们住在郊区。”

菲莉斯·邱认为现在在中国城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斗争。她说：“如果我们不为之奋斗，这个社区就有可能被摧毁。”

那些留下来的人继承了古老的传统。9月，唐人街正在为许多东亚和东南亚社区要庆祝的中秋节做准备。彩色的灯笼挂在街道上，顾客们在这里囤积着柚子、整只鸭子和月饼。

在他位于朝代广场的商店里，涂杰克看着一排排没有卖出去的、五颜六色的男装和女装，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流露出担忧。他说：“我整晚都睡不着。”

邰站在她的商店里，说她自己尽量不纠结于此，“我不能想得太远，我们只关心明天，没有那么遥远。日子要一天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