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杔格 地球知识局

“在我们的国土上，有一个‘人’字，这个‘人’字一撇，就是长城，这一捺，就是大运河。”这是中国大运河申遗“三老”发起人之一的朱炳仁先生，对大运河的高度评价。

2005年12月15日，时年89岁的古文物学家郑孝燮、82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和61岁的朱炳仁写下《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寄给了大运河沿线18座城市的市长，就此拉开了大运河申遗的序幕。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最终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中国的标志性名片之一，中国大运河为世界所熟知。受中等教育阶段历史教学的知识普及，大众对于大运河也有了从隋大运河到京杭大运河变迁的较为深入的认识。但是，关于大运河的故事，远远不止如此。

大运河是中国的一项“国字号”招牌，关于它的书籍可谓是层出不穷、汗牛充栋。那么，如何系统性生动、有趣地了解关于大运河最新的严谨信息呢？可能有的朋友会有疑问，既要系统、最新、严谨，又要生动、有趣，这要求也太多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别说，还真的有。近期，由大运河保护传承的资深专家学者、一线研究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共同打造的《大运河画传》正式出版。不夸张地说，该书可以称得上是目前关于大运河研究成果的科普型集大成之作，没有之一。

运河国家

流动的大运河千百年来滋养着两岸城市和人民，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水路交通系统，也是工业革命前分布最广的土木建设工程，连接山河，南通东海，北达燕山。其肇始于春秋，孕育于秦汉，勃兴于隋唐，蜕变于宋元，丰泽于明清。

运河之于古代中国，犹如动脉之于人的身体。通过将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促使古代中国凝结成整体，运河的畅通与否直接关乎王朝的盛衰。

大运河的变迁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并逐渐演变为实现国家一统、物资流通、文化繁荣的恢宏水上交通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大运河画传》讲述大运河与国家的关系，紧扣主题，不枝不蔓，一改众多关于运河的叙述或仅仅就京杭大运河而滔滔不绝、或不分主次罗列运河两岸的城镇的问题。

《大运河画传》共有六章，首章便从邗沟开凿开始，以时间为线索，介绍每个重要历史时期大运河修造、治理、变迁的故事。

源流细说，自吴越争霸到隋唐运河，从长安洛阳到东京汴梁，从南粮北运到明清国运，从漕运终结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尔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运河。

其中重点部分自然是“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再到明清复杂的漕运体系”。如此安排，让读者知道大运河并不仅仅是京杭大运河，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是贯穿一个古老帝国的命脉所系。

从宏观到微观

与此前大多数普及版的大运河读物不同的是，《大运河画传》既从大运河的波澜壮阔出发，又注意通过细微的历史场景，把大运河的故事娓娓道来。

《大运河画传》的后五章，便是介绍与大运河有关的各种微观故事，细节补满，与首章宏观方向紧密结合。如果说首章的宏观一览是大运河的骨架，那么后五章的微观介绍就是组成大运河的血肉。

《大运河画传》特别注意到了这一复杂水系的工程之难、维系之难。人工河流，不管是分段实施，还是对接贯通；不管是治理泥沙，还是处理运河与黄河、长江、淮河、海河、钱塘江的关系；无论是漕运的管理维护，还是分水枢纽的构建、节制闸门的开设、河堤的保障、桥闸仓窖的设立……都是千头万绪。

这样漫长的管控，这样跨地域的管理，考验人的智商、情商，也考验一个国家、民族的智慧、能力。

《大运河画传》就大运河所涉及到的城乡、人物、文化也一一进行诠释解读，视野宏阔，特点鲜明，别具一格。

以前不少文本说运河城市，多说北京、杭州，至于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寥寥数语、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或根本置之不理，《大运河画传》就长安、洛阳、开封、南京这六大古都中的四座名城与大运河的关系一一梳理。

从这四座名城再转而说杭州、北京，既符合时间逻辑，也给人以清晰的历史脉络，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说罢这些名城之后，再说众人印象中的大运河沿岸城市，也不是面面俱到，照单全收，而是选择一些代表性城市，如天津、沧州、德州等。

该书还特别提到了运河沿岸的一些名镇，如张家湾、杨柳青、临清、瓜洲等，要言不烦。

与大运河有关的人物自然是不胜枚举，作者挂一漏万，特别提到了曹操、郭守敬、潘季驯，还有唐宋元的治河名臣裴耀卿、刘晏、韦坚。明清两代的河、漕总督，书中提到了陈瑄、李三才、史可法、靳辅等，民国时期的潘复与跨时代的汪胡桢。

精心打磨

总而言之，《大运河画传》以六个章节、20万字和200多幅图片，讲述了中国大运河的历史、考古、科技、文化、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知识、传统、故事等，涉及历史事件、工程杰作、城乡发展、人物故事、文化衍生、保护传承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大运河的图片，堪称海量，而入选“画传”的这200多幅图片可谓是“优中选优”。

《大运河画传》编撰工作，以丰富的档案和图片资料、历年出版发行的关于大运河的图片集、绘图作品集，以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中所拍摄、绘制、搜集的大量图片为基础。

编组还协调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单位，获取相关图片授权，最终从超万张图片中遴选表现大运河文化内涵、景观、相关文物等共200多幅质量过硬且具备很强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配图。

选图过程中还有一系列小故事，以大书法家赵孟頫在京杭大运河上一路创作的书法杰作——《兰亭十三跋》为例。赵孟頫创作这组作品的时间，正是元代京杭大运河裁弯取直开通不久。他还专门在其中记录了等待运河放闸的文字，这或许是记录京杭大运河最早的文字。

然而，当编撰团队希望把《兰亭十三跋》用在画传中时，却遇到一个难题。赵氏的原作因为火灾而只保留了局部，而且还不在国内的博物馆中收藏。国内搜集到的《兰亭十三跋》图片，清晰度不能满足出版的要求。

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收藏这幅作品的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并取得了免费使用的授权。这才有了《文人墨客的行旅与创作》中让人感慨万千的这幅残缺的字帖。

在更高的维度，《大运河画传》也从知识体系层面重新认识和界定“大运河”这一概念，并不囿于之前的世界遗产等标准。

大运河是典型的文化记忆，并具有多重记忆主体——官方记忆、民间记忆、国家记忆、地方记忆，甚至是农耕、商贸、宗教、文学、军事等各个方面的记忆，都通过各类官修史书、稗官野史、笔记小说、口头文学、戏曲曲艺、诗书画卷流传和表述。

作为文化记忆的大运河，是诸多“故事”的集合。不同类型的文本载体，也必然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大运河，讲述的面向和方法都大不相同。因此，对于“大运河”这一概念也需要采取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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