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杂志注意到最近中国全方位的政策转向，在外交层面暂时收敛锋芒，发起了“魅力攻势”。但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会成功吗？文章认为，这要看中国是否真的要回到以前的“和平崛起”战略。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专制国家的所谓优势之一，是有能力对不断变化的条件作出迅速反应。如果专制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不必担心官僚主义的僵化、讨厌的媒体、国内存在反对派、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所有其他混乱的民主附属品……
那么，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发布新的法令，让国家之船走上全新的航线。
这种关于敏捷和适应性强的独裁者想象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即使是看起来没有受到挑战的独裁者，通常也常常担心自己潜在的对手、与自己竞争的其他权力中心，以及偏远地区的官员是否会有效地执行指令。
暴君有时会被失败的政策困扰，因为下属不会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他们拒绝改变方向，因为他们不想显得软弱。此外，那些被认为是懒散的、功能失调的民主国家，有时会以令人惊讶的活力和速度采取行动，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
尽管有上述的注意事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进行变革的范围和速度，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对极为罕见爆发的公众抗议作出了回应；突然放弃了他所倡导的僵化而昂贵的“动态清零”政策；他对中国经济采取的国家主义、列宁主义做法也局部缓和了，并试图安抚和重振中国的私营部门，以拯救面临造血障碍的经济增长，并修复他为剪掉阿里巴巴等翱翔的中国企业的翅膀而曾经做出的努力。
关于这些步骤的更全面描述，可以参考亚洲协会的这份有用的文件。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正试图修补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为改善其全球形象、重振经济增长的努力的一部分，以及作为破坏美国将几个重要国家联合成一个松散的反华联盟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这一轮最新的“魅力攻势”会起效吗？
不需要具有天才就能弄清楚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他在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其实根本没有奏效。以下是他失败的列表：
- 公开宣称要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一个世界主要大国（如果不是唯一大国的话）的目标是个错误，这虽然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但这样一个大胆的吹嘘肯定会使美国感到震惊，并使其他一些国家也提高警惕；
- 将大规模的军事建设与南海的军事化“造岛”结合起来也是一个错误；
- 拒绝国际法庭驳回中国在这一关键水道的领土要求的裁决也是短视的；
- 而通过派遣军用飞机和船只进入有争议的地区来威胁台湾和日本则更是适得其反；
- 中国军队在遥远的喜马拉雅山麓上与印度军队发生冲突是没有意义的；
-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中国与俄罗斯如此紧密地联盟肯定是个错误。要么习近平被骗了，即普京没有告诉习近平他的真实计划；要么习近平选择默默地支持一个野蛮的伙伴，而这个伙伴的能力和水平都远比习近平想象的要差。无论是两种中的哪一种，都不是一个好现象；
- 最糟糕的是，这些令人担忧的政策是通过咄咄逼人的超强战斗力的“战狼”外交官来推行和捍卫的，其行为基础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即：反复欺负和攻击外国外交官和政府官员，会让他们成为中国的朋友并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习近平掌舵外交政策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美国分裂的两党达成了共识，支持对抗“中国威胁”；日益激烈的高科技贸易战，包括旨在扼杀中国科技部门的出口管制；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所谓“四方安全对话”（Quad）得到了巩固；日本还决定在2027年之前将其国防开支增加一倍，并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韩国暗示其可能考虑获得核武器，这一部分是对朝鲜行动的回应，但也反映了对中国的担忧；以及，中国在欧盟、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公众形象急剧恶化。
重置政策的必要性因此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中国最近一直在做善事。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G20峰会上举行了相当友好的会晤。习近平欢迎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来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而习近平本人也在东南亚会见了各国元首，并前往沙特阿拉伯参加了一系列峰会。
中国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会议上说：“中国回来了”，“对企业开放”，党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直在发布有利于企业的指导意见，旨在刺激更大的经济增长。刘鹤还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一起出现，并邀请她访问北京，这表明多年来首次对中美经济协调产生兴趣。
这一切会起作用吗？这取决于具体情况。
在短期内，放弃“战狼”外交并重申中国希望与其他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将在许多地区找到一个乐见其成的受众。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由于其经济规模庞大和不断前进的技术先进性。相比之下，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让其他国家感到紧张。
即使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也不想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说白了，许多美国企业也不想。尽管这些国家都反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和挑战地区现状的努力。
正如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上周对达沃斯听众所说的那样：“即使存在‘合理的安全担忧’，中国也是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体和巨大的创新基地’。”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美国想反对中国，我们想与中国接触……我坚信，在世界博弈中，中国必须加入，中国不能出局。”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的是：中国应该停止试图强迫变革国内外社会的步伐，而采取具有战略耐心的政策。中国的主要重点应该是国内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先进技术的关键领域。这将加强其他国家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愿望，并阻止它们全面参与美国的出口管制和华盛顿为减缓中国的增长所部署的其他措施。
中国还应该继续努力在现有的全球机构中建立影响力，如果其他国家不担心中国未来会如何利用其增强的影响力，那么这一努力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这种方法还可以利用中国对威斯特伐利亚式国家主权的坚定承诺（如果不是完全前后一致的话）。中国自己的政治模式并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但中国很少告诉其他国家如何组织他们的内部政治，并明确接受每个国家应该自己决定如何被治理的想法。
相比之下，美国喜欢教训别人应该如何治理自己，并一直试图让其他国家接受我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北京在双边关系上较少干涉的做法，可能对其他非民主国家特别有吸引力。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世界上，非民主国家的数量比真正的民主国家要多得多。
然而，如果中国不能回到类似于其以前的“和平崛起”战略，那么它现在试图进行的重新定位就会失败。“魅力攻势”可能会失败，是因为习近平仍然完全致力于实现某些目标，比如与台湾统一，尽管对台湾的军事攻击将是一个危险的提议，并将全球对中国的恐惧推向新的高度。
“魅力攻势”另一个可能会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领导人认为自身力量可能即将达到顶峰，需要立即抓住机会窗口，在人口和经济都停滞下来以及地区再平衡起效之前，实现并巩固对现状所做出的必要改变。
这里有一个更深刻的教训，所有大国，也包括一些小国的领导人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当某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时，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其实很少有强烈的消极反应；相反，他们往往欢迎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可以从扩大的经济机会中获益。
但是，执行这种政策可能是短视的，因为这可能使崛起的挑战者比相反的情况（即强烈的消极反应）更快出现。但这种（短视）政策似乎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倾向；只有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开始将其新获得的影响力四处投射，特别是试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就像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的尝试一样，其他国家才会感到足够的震惊，并开始采取直接的行动来遏制这个问题。
讨论到这里，我们发现美国非常幸运：它在19世纪的崛起没有引发敌对反应，因为它与其他大国相距甚远，欧洲列强当时更担心对方，而且美国可以在整个北美扩张，而不必与任何一个大国直接作战。
但中国今天的处境并不那么有利，台湾民众仍然强烈反对由北京统治，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迫使其统一。北京最新的魅力攻势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是否认识到这个问题，控制住他们的民族主义野心，并集中精力继续在国内建立经济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