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杂志分析：祖父母与子女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这样的人口结构对社会和经济等方方面面有有很大的影响。

1980年最最甜蜜的歌曲，是《没有人比得上奶奶（注：或外婆，以下祖父母均为泛指）》，由英国斯托克波特的圣维尼弗雷德学校合唱团演唱。这首歌在当时的英国音乐排行榜上一举夺魁，因为各地的孩子都把这首歌送给了奶奶作为圣诞礼物。

他们唱道：“奶奶，我们爱你。奶奶，我们真的爱你。虽然你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但我们想着你。”

今天，随着曾经的合唱团成员开始成为奶奶和爷爷，祖父母这一家庭角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两个大的人口趋势，正在使奶奶和爷爷变得更加重要。

首先，人们的寿命在延长。自1960年以来，全球预期寿命已从51岁上升到72岁；第二，家庭正在萎缩。在同一时期，一个妇女在其一生中可预期的婴儿数量减少了一半，从5个降至2.4个。这意味着同时在世的祖父母和孩子的比例正在稳步上升。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研究。《经济学人》无法找到关于有多少在世的祖父母的可靠统计数字，因此我们请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的迭戈·阿尔布雷斯（Diego Alburez-Gutiérrez），通过对每个国家的年龄和人口数据与亲属关系结构的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些估计。

我们发现：世界上有15亿名祖父母，比1960年的5亿名有所增加（尽管时间越往后，估算就越模糊）。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已经从17%上升到20%。祖父母与1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从1960年的 0.46 飙升到了今天的 0.8。

到2050年，我们预计将有21亿名祖父母（占届时人类总数的22%），祖父母的人数会比15岁以下儿童略多，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证据表明，儿童在祖父母的照料和帮助下会表现得更好。在实际生活中，这通常意味着来自祖母。

而且，这将有助于推动另一场未竟的社会革命，即妇女从事有偿工作的运动。

由于各国生育率和预期寿命有很大差异，祖父母时代还没有在全球各地出现（见下图）。他们占保加利亚人口的 29%，但只占布隆迪人口的 10%。

他们的平均年龄也有很大差异，从乌干达的 53 岁到日本的 72 岁（见下图）。要了解大量祖父母出现而带来的变化，一个好的起点是观察一个祖父母数量仍然相对稀缺的国家。

让我们看一下塞内加尔。大多数塞内加尔农村居民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农民。虽然生育率已从1980年的每名妇女生育 7.3 个婴儿下降到今天的 4.5 个，但大家庭仍然是常态。1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比在世的祖父母多出 3.5 倍。

艾米·迪亚洛（Amy Diallo）是一位 84 岁的老妇人，裹着蓝白相间的头巾，当被问及她有多少个孩子时，她必须仔细思考。她盘腿坐在首都达喀尔郊外塔利·布贝斯（Tally Boubess）家中的地板上，在一条由马匹、马车与羊群和汽车相互争夺路权的街道上，她抬起头总结说：“有30个。”

作为家庭中最年长的成员，她受到了尊重。她为年轻人提供道德指导：要诚实和虔诚，坚持传统，不要再殴打你的弟弟，等等。每年，她都会带领家族成员到穆斯林圣城蒂瓦瓦尼（Tivaouane）朝圣，孩子们、孙子们、曾孙们和各种姻亲，也许家族总共有100人。

祖父母传递着传统信仰、故事、歌曲和历史感。更简单而直白地说，他们带来了一双额外的手，这对父母和孩子都有帮助。例如，在冈比亚农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有一位祖母在身边，孩子活到两岁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与祖父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上学的几率高出15%，与祖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高出38%。

至于迪亚洛老太太，她自己从未在外工作过，但她已经帮助自己的一些后代这样做了。她的一个女儿恩德耶（Ndeye）在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尽管她自己也有八个孩子，因为迪亚洛老太太会帮助她照顾孩子们。

然而，尽管迪亚洛老太太有对孩子的爱和责任感，但她无法照看所有的 30个孙子孙女。国家提供的帮助很少。与恩德耶不同，迪亚洛的许多女儿和孙女们，还是像老太太一样从未在家庭以外工作过。这种情况很普遍：在塞内加尔，几乎有三分之一处于工作年龄的妇女，没有在工作或者在寻求工作。

最贫穷国家的祖父母们尽其所能，但他们的数量显得不够用。

在需要的时候，她就在那里

在更富裕的地方，生育率比非洲下降得更多。例如，一个典型的墨西哥妇女基本上只生2个孩子，而在1960年则是将近7个。墨西哥健在的祖父母与子女的比例是塞内加尔的3倍。

因此，墨西哥的祖母们有更多的时间分配在每个孙子孙女身上。

伊尔玛·阿吉拉尔·韦尔杜兹科（Irma Aguilar Verduzco）和她的女儿（也叫伊尔玛）以及两个外孙子罗德里戈（Rodrigo）和费尔南达（Fernanda）住在一起。她做饭、送孩子去学校、和孙子们一起读书。

从3岁起，一直到现在16岁的罗德里戈就喜欢喝着咖啡，坐下来和他的外祖母聊天。现年12岁的费尔南达仍然喜欢和外祖母睡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小伊尔玛，长期以来每天在外工作12个小时，目前是玛雅列车（Maya Train）的经理，这是一个大型铁路项目。

她已经离婚了，并说她的前夫在家庭事务上“没有帮助”。如果没有母亲的帮助，她“不可能做任何事情”。

在墨西哥，祖母是来自父母以外的看顾的主要来源，特别是自从新冠迫使许多托儿所关闭以来。祖母们照看着近四成的六岁以下小男孩。在孩子们的姥姥搬进来之前，小伊尔玛正在挣扎。

孩子经常独自在家，她抱怨说：“在墨西哥，对有工作的母亲没有理解和灵活性。有时我花钱请人照顾他们，但很难负担得起，也很难信任别人。”

几年前的一天，罗德里戈从托儿所回家时骨折了，小伊尔玛怀疑是儿子受到了虐待。有自己的母亲在身边，她感到很轻松。

美洲开发银行的米格尔·塔拉马斯（Miguel Talamas）和他的同事，曾试图估计墨西哥的祖母们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她们的女儿获得受薪工作，他们研究了祖母去世后家庭的情况。一个祖母的过世使她的女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减少了27%，并使她的收入减少了53%。同一研究还发现，这个因素对父亲的就业率没有影响。

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并不总是容易的，他们可能有过时的想法或要求过多的顺服。在印度，夫妻传统上与丈夫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种类型的印度电视剧，专演媳妇和婆婆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2018年对印度农村妇女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与婆婆一起生活的妇女几乎没有自由。只有 12% 的人被允许单独拜访朋友或亲戚。

一个执行老式的“妻管严”规范的婆婆，会使她的儿媳妇更难外出工作。但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这种影响被婆婆在家务方面提供的帮助所抵消。随着印度生育率从1960年的6个孩子降到现在的2个多一点，这种帮助就显得更为集中。

亚马逊的马杜利卡·卡纳（Madhulika Khanna）和智库机构3ie的迪维亚·潘迪（Divya Pandey），研究了印度妇女在母亲去世后的情况，他们发现，媳妇们从事或寻找受薪工作的可能性降低了10%，可能是因为她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收集柴火和照看孩子。

即使是盛气凌人的祖母，也能在不经意间为女性解放尽一份力。

富裕国家通常提供公共服务，以帮助妇女兼顾照顾孩子和自己的工作。但是，许多父母还是从祖父母那里寻求额外的帮助。丰厚的养老金允许祖父母放弃工作来提供帮助。根据一项调查，在美国，50%的幼童、35%的小学年龄儿童和20%的青少年，在平常的一周内会与他们的祖父母共度时光。

这可以带来很大的变化。曼尼托巴大学的珍妮丝·康普顿（Janice Compton）和华盛顿大学的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k）对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生活在离孩子祖母或外祖母40公里以内的已婚已育妇女，其劳动力参与率提高了4-10个百分点。

有些人所说的“祖母式保姆”也可能有坏处。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托儿所或保姆相比，祖父母更有可能把他们的被监护人留在火灾隐患附近。来自美国、英国、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表明，祖父母身边的孩子更有可能肥胖，这是否因为溺爱或其他因素造成的，尚不清楚。

祖父母帮助减少了政府造成的伤害

尽管外祖母们帮助女儿们返回工作岗位，但这往往意味着她们自己退出工作岗位。

塔拉马斯说：“这显然是一种权衡。”

 赫梅琳达·科潘戈·巴斯克斯（Hermelinda Coapango Vázquez）是一名墨西哥的美甲师，但只有在不照顾孙子的时候才会接受预约。她说：“孙子就是我的生命。我没有伴侣，我也不喜欢有很多朋友。”

巴西的一项研究发现，当0-3岁的儿童被随机分配到正规的儿童护理机构时，家庭的集体收入更高，主要是因为祖父母和年长的兄弟姐妹可以腾出时间工作。

另一个隐患是，严重依赖长辈照顾孩子的家庭，不太可能搬家并找到更好的工作。乌尔兹堡大学的伊娃·加西亚·莫兰和马德里自治大学的佐伊·库恩的研究发现，住在父母公婆附近的西德妇女的收入比同龄人少大约5%，而且通勤时间更长。

完全或大部分由祖父母抚养的孩子，往往比他们的同龄人生活得更差。在美国，大约有2%的儿童主要由祖父母抚养，北伊利诺伊大学的劳拉-皮特曼发现这些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比他们的同龄人更多。

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如果孩子不和父母一起生活，往往是因为出了大问题：要么是父亲入狱，要么是母亲去世或没有能力。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与祖父母一起生活通常比其他选择要好得多。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68岁的凯蒂·克拉克（Katie Clark）曾单独监护过一个孙子，并因女儿对鸦片类药物上瘾而临时照顾过另外五个孙子。

女儿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凯蒂就负责照顾外孙。大约12年后，女儿带着另外五个孩子来到这里，无家可归。女儿将自己的孩子们遗弃在凯蒂的家中，然后在警察的陪同下返回，要求归还这些孩子。

女儿目前拥有这五个孩子的监护权，而凯蒂担心她又在忽视他们。完全由凯蒂抚养的孩子，现在正在上大学。

在中国农村，祖父母帮助减少了政府造成的伤害。在类似种族隔离的户籍制度下，迁往城市的中国农村人口（农民工）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他们的孩子被禁止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因此他们往往被留在父母家乡的祖父母身边，但是农村学校往往很糟糕。

祖父母虽然心地善良，但往往几乎不识字。斯坦福大学的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发现：中国农村有一半以上的幼儿认知迟缓，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祖父母没有意识到与他们对话的重要性。

在中国城市，情况有所不同。独生子女政策（2021年成为三胎政策）在城市的执行一直比农村严格。因此，许多城市家庭由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和一个孩子组成。因此，并不缺少照顾人的手。城市的孩子往往在一周工作日的时间内与祖父母住在一起，在周末见到他们辛苦工作的父母。

在中国，托儿所价格昂贵且不被信任。祖母通常在50多岁时退休，以照看宝贵的唯一孙子。这样做效果很好。中国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为62%，比美国略高。

一位名叫周宝（音译）的建筑师说：“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你必须努力工作以赚取大量的钱。”

她也是一个“4-2-1”家庭的母亲，她让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照顾孩子。

但是，“在赚钱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失去与孩子相处的时间。”

而且她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担心，即祖父母往往会宠坏他们唯一的孙子。她说：“他们可能过于有求必应，使孩子们不那么独立。”

中国提倡传统价值观，比如家庭成员相互照顾，这样以来，政府就可以免责。在北京，政府甚至在2005年成立了一所学校，教祖父母如何更好地照顾孩子。但他们的下一代可能不愿意承担同样的责任。

恒生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认为：现在很少有中产阶级的父母，会期望在几十年后抚养他们孩子的孩子。王丹担心，如果他们选择不承担目前中国式祖父母的职责，可能会使他们的女儿更难兼顾做母亲和做好工作。

最慷慨的福利国家也不能提供爱

总的来说，照顾孩子对祖父母来说似乎也是件好事。那些花时间与孙辈在一起的人，报告说他们的抑郁和孤独程度较低。但是一个成年人可以拥有太多好东西和选择，而孩子们可能是令人疲惫的、令人沮丧的和令人讨厌的。

在新加坡进行的一项主要针对华裔家庭的研究发现，许多人照顾孙辈是出于责任，而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渐老的人发现照料孙辈更加困难。有些人在四世同堂中受到挤压，他们既要帮助照料孙辈，又要帮助照顾自己生病的父母。有些人渴望着更轻松的退休生活。

墨西哥的老伊尔玛奶奶也承认：随着她的孙辈越来越独立，她希望能有更多的旅行。

有一个国家，祖父母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放松，那就是瑞典。那里强大的福利国家体系意味着父母很少依赖孩子的祖父母们。对于每个孩子，瑞典夫妇可以休 16 个月的育儿假，其中大部分时间，国家会支付他们此前的大部分工资收入。男方必须休三个月，否则将被取消福利；许多人会平均分配休假时间以取得更好的平衡。

在育儿假之后，则有获得政府补贴的托儿所。通常情况下，父母双方都要返回工作岗位。由于托儿所随处可见，瑞典人跨城搬家以寻找更好的工作相对容易很多。

瑞典隆德大学的安德烈亚斯·贝格说：“偶尔，祖父母可能会去学前班接孩子，或者做保姆，但不一定会如此。”

与其让女儿回去工作，祖父母可能会更愿意让她和女婿在外共进晚餐。斯德哥尔摩智库 Timbro 的安德烈亚斯·海诺说，祖父母的帮助是“额外的”。

对育儿假的补贴是如此慷慨，以至于连企业家都会选择放假。

桑德拉·卡斯特斯在斯德哥尔摩经营着两家公司。当她的儿子在2021年出生时，她请了两个月的假，然后花了一年时间半工半读，她的丈夫也是一位 IT 专家。尽管工作繁忙，但卡斯特斯并不指望从她的父母那里得到定期帮助。他们住在哥特兰岛，是一个偏远的岛屿，不能常来女儿的家。

她的母亲“通过送礼物来表达她的爱”，比如书籍和她编织的毛衣。她通过 FaceTime 与她的外孙交谈。桑德拉·卡斯特斯说：“她打电话时，孩子在抱着电话。这很可爱。”

大多数瑞典人对他们的系统感到满意。但是一些老人抱怨说他们很孤独。近一半的瑞典家庭只有一个人，是欧洲仅次于芬兰的最高水平。在1040万人口中，约有90万人超过60岁并独自生活。其中，五分之一的人被认为是社会孤立的，这意味着他们每月与朋友或家人见面的次数不超过两次。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瑞典人开玩笑说隔离老人很容易，因为“反正我们不怎么看望祖父母”，来自非洲或中东等地的移民，常常对瑞典家庭的原子化程度之高感到震惊。

历史学家拉斯·特拉格德（Lars Tragardh）称赞瑞典的“国家级个人主义”。他说，国家把人们当作个人来照顾，因此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必依赖他人。其他地方的父母羡慕他们的北欧同龄人所得到的政府帮助，尽管需要更多的税收来支付这些帮助。

然而，即使是最慷慨的福利国家也不能提供爱。

在瑞典一个地方当局协会工作的海伦娜·鲍斯（Helena Paues），描述了她的父亲如何喜欢带有阅读障碍的外孙维尔（Wille）去博物馆，她说：“他喜欢事实和科学。我想他的外公已经带他去过斯德哥尔摩的所有博物馆，包括科学博物馆、维京人博物馆等等。他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父亲年轻时也曾在学习阅读和写作方面有困难。”

夏天，孙辈们呆在外祖父母的避暑别墅里，在湖里游泳，在树屋里喝柠檬水。他们每年都吵着要做同样的事情。鲍斯说她的父亲灌输了一些价值观，比如尊重他人。

她总结说：“他不需要谈论这些价值观，他通过做自己来做到这一点。他教会了孩子们，孩子们的意见很重要，因为他会听孩子们的意见。而作为一个孩子，你需要更多的大人，而不仅仅是你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