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分析了在大流行后，为何各国的医疗资源反而普遍出现了短缺。
在大流行期间，实施封锁有一个大目标：防止医院不堪重负。
各国政府希望拉开人们感染的时间，以便有机会建设新的医疗能力。然而，这些额外能力大部分都没有被使用。英国七家”南丁格尔“医院只接收了几个病人后就关闭了，美国的许多抗疫战时医院也是如此。
健康政策杂志对欧洲经验的研究发现，只有一个例子，即2020年4月3日在意大利伦巴第地区，等候的病人多于重症监护床位。虽然现在有很多关于中国医院不堪重负的故事，但要知道这是孤立的例子还是全球更全面的系统性失败还为时尚早。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人们对Covid的重视程度降低了。然而，富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比大流行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崩溃。与失业率或国民生产总值不同的是，关于各国医疗保健的可比性和最新数据很少。因此，《经济学人》对各国、各地区、甚至各医院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梳理，以描绘出正在发生的情况。
结果表明，病人、医生和护士并没有逃脱这场大流行病的最坏影响。相反，这些影响似乎被推迟了。
英国一开始就有很好的数据。国家卫生服务（NHS），这个国营机构正处于困境之中。在大流行之前，如果有人遇到需要紧急但不是立即处理的医疗问题，包括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等，平均等待救护车的时间为20分钟，现在他们等待的时间超过了一个半小时。长时间的“手推车等待”（从决定住院到病人到达医院病房之间）的数量猛增。
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没有那么全面，但病人同样悲惨。
9月，民意调查机构Ipsos发布了一项全球调查，其中包括一个关于医疗质量的问题。在20多个富裕国家中，几乎所有国家的人，说所提供的服务”好“或”非常好“的可能性比2021年低。
在英国，这么说的比例下降了五个百分点。在加拿大，这一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在意大利，下降了12个百分点。
2020年初，意大利医院被新冠病人淹没，如今这些医院再次陷入困境。
我们分析了来自贝加莫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医院的数据，这里三年前人们使用呼吸机的惨痛画面仍然历历在目。在新冠袭击意大利的那一年，医院候诊名单略有上升，第二年略有下降。
但在2022年，等待名单又加长了。在这个城市，寻找非紧急乳房超声波检查的人可能要等上两年。在2020年遭受重创的另一个地区，Emilia-Romagna，官员们已经启动了一项计划，希望将候诊名单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不要说充满恐怖故事的英国了，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2022年第三季度，约有25%的病人必须等待半小时以上才能从护理人员手中转到急诊室，而两年前只有11%。在加拿大，等待时间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从转诊到治疗的中位数，延迟了半年。
即使是最富裕、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感受到了压力。
在瑞士，免费重症监护床位比大流行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少。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病人激增减少了重症监护的能力。在新加坡，2021年底，病人在普通综合医院等待了大约9个小时才能得到治疗，到2022年10月，他们要等13个小时。
美国比大多数国家做得更好，这要归功于在医疗保健方面花费的大量资金。但美国做得也并不好，医院的平均占用率最近首次超过了80%。即使在大流行病最黑暗的日子里，也很少有州报告儿科病房处于紧张状态（定义为90%或更多的病床被占用）。在11月初，有17个州处于这种状况，这是由于儿童疾病增多的结果。
医疗保健质量的崩溃，导致了”超额死亡“的惊人增长，这是指超过正常年份的预期。
在许多富裕世界的国家，2022年证明甚至比2021年更致命。目前，整个欧洲的月度死亡人数比预期高约10%。德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的死亡浪潮中，自9月以来，每周死亡人数比正常情况下高出10%以上，在12月初，高出了2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治家们都在道歉，偶尔他们也是罪有应得。但是，造成混乱的力量在各国是共同的，并且与大流行的经历有关。至少在短期内，这些力量也可能是政府几乎无法克服的。
在主要由富国组成的OECD俱乐部中，卫生支出达到离GDP的10%不远了，而在大流行病之前则低于9%。在有2021年数据的20个国家中，18个国家的人均支出超过了以往。几乎所有国家的支出占GDP的比例都比2019年高。根据人口老龄化调整这些数字，并不能有意义地改变这些结果。
因此，医疗保健系统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由缺乏现金造成的。
各国增加的支出大部分用于防治新冠的计划，包括检测和追踪，以及购买疫苗。但现在整个系统的资金正在更大规模地增加。在几乎每一个富裕国家，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的人都比以前多。
在我们调查的六个经合组织国家中，2021年医院的总就业人数比大流行前的一年高9%。最新数据表明，在加拿大，现在有160万人从事医疗保健工作，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在欧盟，有1200多万人从事”人类健康“，这是一个新记录。美国的医院雇用了530万人，同样是一个记录。
也许真正的问题不是工作人员的数量，而是工作效率。美国医院和门诊医疗部门的实际产出（实际上是衡量所提供的护理数量），仅比大流行前的水平高出3.9%，而整个经济的产出则高出6.4%。
在英格兰，选择性护理活动（即提前计划的手术）比大流行前略低。在西澳大利亚，在截至11月的两年里，延迟的选择性手术的比例从11%跃升至24%。
换句话说，医院正在用更多的钱做更少的事。为什么？
虽然生产力下降是一个经济整体现象，但医疗保健目前遭受着额外的压力。剑桥大学的黛安·科伊尔及其同事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考虑了在英国处理新冠感染对医院的影响。在处理新冠病人后，更换保护套件和清洁要求的规则，目前在许多国家仍然有效，减缓了一切进程。将新冠疾病与非新冠感染者分隔开来，也限制了病床的分配。
同时，许多工作人员在经历了三年艰苦的工作后感到很疲惫。
梅奥诊所论文集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医生职业倦怠的量化指标已经飙升。如果医疗工作者没有积极性，他们可能会减少那些对病人非常有帮助的作法，比如留到更晚，以确保病人就诊井然有序，或者帮助治疗另一个医生的病人。
然而，即使效率下降了，下降幅度也不足以完全解释医疗保健的崩溃。对崩溃的真正解释，在于硬币的另一面，医疗需求爆炸。
从封锁中走出来后，人们似乎比以前更需要医疗帮助。其中有些原因是与免疫力有关的，人们有两年时间没有接触到各种病毒。从那时起，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地方性病原体大量出现。你认识的每个人都得了，或者最近得了流感。
但是这场大流行也把其他病症装进了瓶子里，现在才被诊断出来。
在2020-21年，许多人因为害怕感染而推迟寻求治疗，或者因为医院对非新冠疾病关闭。在意大利，与2018-19年相比，2020年的癌症诊断率下降了39%。一项对美国患者的研究指出，在类似时期，通常在筛查或常规检查中发现的癌症诊断率，下降特别多。
在英格兰，自大流行病宣布以来，NHS的等待名单已经增长了60%以上。名单上的许多人，以及其他国家类似名单上的人，很可能病情加重，因此会比他们在2020年接受治疗占用更多资源。
最近发表在另一本杂志《柳叶刀公共卫生》上的一篇论文估计，在未来20年里，澳大利亚因结肠直肠癌死亡的人数，可能比大流行前的趋势高出近10%，部分原因是治疗的延误。
新冠也在继续增加需求。伦敦智囊团财政研究所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估计，这种疾病正在使国家卫生系统的可用床位数量减少2-7%。由于阳性病人占用了更多资源，医疗服务者提供者只能为每个人提供更差的护理。
华威大学的蒂莫·费策尔和剑桥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劳的研究表明，每当有30个左右的新冠患者死亡，就会有一个非新冠感染相关患者死亡，“这是由于护理质量的中断造成的”。
卫生保健系统运作不良的的影响，不仅仅是不必要的死亡，人们会感到他们的国家正在崩溃。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生病了，你一定会期望有人帮助你。因为当税收负担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时，肯定会有人来帮忙，在许多地方就是如此。
好消息是，由大流行病造成的积压将消失。成人和儿童呼吸道病毒的激增可能已经达到了顶峰，医护管理人员在解决过长的等待名单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新冠现在无处不在，大流行前的医疗服务，可能会显得像来自一个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