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文章，分析了2023年全球的政治趋势。

多年来，各个国家，甚至整片大陆，都有可能被推向一个新的方向。1945年，欧洲人决定，国家必须带头建立更现代的经济、更全面的福利国家和更和平的大陆。1979年，十年滞胀之后，油价翻倍，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转向让市场和私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

2023年可能是这样的变化之年吗？

这一年，低利率的10年已经结束，高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重返世界经济，战争笼罩着欧洲。2023年还紧随着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之一，以及中美可能从紧密的全球一体化中后退之际。

如果这些趋势预示着富裕国家要发生政治转变，人们应该预期政治会向左移动，即使只是对过去十年主导富裕民主国家的中右翼政府的反应。

这似乎已经在发生。

2022年，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举行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上，拜登环顾会议桌（见图），发现还有五位来自中左翼的领导人：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其实还有日本，岸田文雄称自己在外交政策上是鸽派。

相比之下，奥巴马在2010年面对类似的场合时，其他国家的首脑都来自右翼或中右翼。

当然，这可能只是钟摆的晃动，而不是更大规模转变的开始。2022年底意大利大选中右翼的成功，提醒人们各国都会有例外。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除了偶然之外，可能还有更深刻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是跨越国界的事情。

在富裕的民主国家，公众舆论似乎正在向左转。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认为银行对经济有积极影响的受访者比例，从2019年的49%下降到三年后的40%，对科技公司态度的下降幅度相当。大公司的下降幅度更大：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有益的。

这似乎与20世纪80年代认为私营企业将解决世界上许多问题的信念相去甚远。

反公司的情绪只是一个开始。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有一半或更多的受访者告诉皮尤，他们的经济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的改革。大多数要求更多改革的人自称是左派人士。

公众对全面改革的渴望，可能是由于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和认为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在皮尤在19个国家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中，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将气候变化描述为主要威胁，甚至认为比世界经济和大流行病更令人担忧。

从表面上看，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一切照旧。

2023年可能被证明是某种转折点，这一点得到了经常会导致大变的那种构造性转变的支持。几十年来，世界人口中工作年龄段的比例不断增长，相对于儿童和退休人员而言，有了更多的工人，并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对利率和工资来说，这是施加了向下的压力，并推动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更快的经济增长和大公司的高估值。

但是，正如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伊·普拉丹这两位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些趋势可以改变，而且有时很快。世界人口中工作年龄段的比例十年来一直在下降，利率已经开始上升，公司价值已经下沉，至少以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调整后的市盈率来衡量，从2021年底的39下降到2022年12月的27。

然而，所有这些是否能转化为民主政治方向的重大变化，则是另一回事。

要做到这一点，仅有公众舆论或经济转变是不够的。过去的转折点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政党拥护新的信念，还因为他们能够做出必要的妥协，将想法付诸实践。现在还不清楚政党是否有授权、权力或意愿来做到这一点。

撒切尔和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这种决定性的结果已经越来越少了。1980年至1996年期间，美国总统的获胜者以近10个百分点的优势获得了普选票。从2000年到2020年，这一差距还不到2.6个百分点。而且拜登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管理一个分裂的政府。

在英国，1945年至1960年的选举中，执政党平均赢得48%的选票；自2010年以来，赢家的份额一直低于40%。在大多数富裕的民主国家，选民投票率都大幅下降。党派不能指望获得巨大的民意授权。即使他们获得了授权，也可能无法持久。

在2022年4月的法国总统选举中，马克龙以59%对41%的比例令人信服地击败了勒庞。在两个月后的立法选举中，他的政党就失去了多数席位，勒庞的国民大会党赢得了比其他任何政党更多的新席位。与拜登一样，马克龙也因政府分裂而受到削弱。

在1960年代的欧洲，政党是群众运动，有数百万的成员。现在不是了。以英国为例。议会中的六个政党（不包括北爱尔兰的政党）现在的成员总数为84.6万，低于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成员总数。

选民们也更加善变，而越来越少的人将政党视为推进政治目标的工具。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罗伯特·塔利斯告诉BBC，“党派忠诚度，已经成为生活方式，而不是关于政府应该做什么的原则性意见”。政党已经成为狭隘的利益集团（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自大狂的利己主义者）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基础广泛的社会运动。

在没有大规模成员的情况下，随着选举的差距越来越小，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政党尽可能多地让他们的支持者满意，而不是去冒险。这对任何期望政治有新方向的人来说都不是好消息，人们可能对更广泛的变革有兴趣，但政府和有希望的反对派，并不会大胆的利用这种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