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海外设立的警务办事处引来越来越多关注，《纽约时报》报道，去年秋天，美国FBI和纽约市检察官联合搜查了其中一个办事处。虽然中国政府说这些海外办事处不是在从事警务工作，但国有媒体报道说他们 “收集情报 “并解决远在其管辖范围之外的事情。

在纽约唐人街的一条繁华街道上，这栋不起眼的六层办公楼在其大厅目录上列出了几家普通的企业，包括一家工程公司、一家针灸馆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但一家位于三楼的更引人注目的机构没有被列入名单：一家涉嫌在没有管辖权或外交批准的情况下开展警务行动的中国派出所，这是全世界100多个令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不安的此类机构之一。

据知情人士透露，去年秋天，FBI的反情报人员搜查了这栋大楼。这是FBI与布鲁克林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一起进行的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这次搜查代表着一场对中国监管其远在境外侨民的全球争端的升级。

爱尔兰、加拿大和荷兰的官员已经呼吁中国警察停止在他们国家的行动。FBI的突袭是当局从中国海外警察站扣押材料的首个已知案例。

那些讨论FBI搜查的人是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讨论这个问题。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周三淡化了这些海外警察站的作用，说它们是由志愿者组成的，他们帮助中国公民完成例行任务，如更新他们在国内的驾驶执照。

但是，《纽约时报》查阅的中国国有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这些行动的描述非常不同，这些报道引用了警方和当地中国官员的名字。他们吹嘘这些办事处的有效性，这些办事处经常被称为海外服务站。一些报道描述了这些机构“收集情报”，并在不与当地官员合作的情况下解决海外犯罪问题。

这些公开声明让人看不清到底是谁在管理这些办事处。有时他们被称为志愿者，有时被称为工作人员，至少在一个案例中被称为主任。

最近，由于西方官员和人权组织呼吁关注这些警察办公室，其中一些网上文章已被删除。

西方官员认为，这些海外警察站是中国政府监视海外中国公民（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更大行动的一部分。这种行动中最臭名昭著的被称为“猎狐行动”，即中国官员在国外追捕逃犯并迫使他们回国。

根据中国国有媒体的报道和在中国发表的公开声明，至少有中国四个地区，即福州、青田、南通和温州在海外设立了几十个警察站。他们在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其他国家设点。

欧洲议会斯洛伐克议员的顾问伊戈尔（Igor Merheim-Eyre）说：“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这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基本上是在允许中国侨民受中国的控制，而不是受我们国家法律的约束。这显然有巨大的影响，不仅对我们与整个欧洲的中国侨民的关系，而且对我们自己国家主权也有巨大的影响。”

据国有的《中国青年报》报道，纽约的海外服务站是由福州市设立的，设在一个华人社区组织美国长乐公会纽约分会的办公室里，这个组织去年公布了一份列出各种警察服务站的文件。长乐是福州市的一个区。此文章后来被删除。

其他服务站的地址与私人企业的位置相匹配，包括中国餐馆和商业协会。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将这些空间描述为“由愿意提供帮助的当地华侨社团提供”。

美国长乐公会的负责人是卢建顺，人称吉米·卢（Jimmy Lu），是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的捐助者。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是联邦调查局调查的重点。亚当斯的一位发言人说，市长不认识他。

卢建顺在简短的电话交谈中被问及FBI的搜查，他说他会打电话回来，但没有。他没有对寻求评论的电话和短信做出回应。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驻布鲁克林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11月告诉立法者，他知道并关注这些被他称为警察站的海外办事处。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说，这些地点不是警察站。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他们不是来自中国的警务人员。没有必要让人们对此感到紧张”。

警察在海外工作并非都有问题。例如，FBI也在国外派驻特工。但他们通常会向外国政府申报，并在美国大使馆外工作。如果他们执行执法任务，那是在当地政府的许可下。中国已经在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意大利等地做出了类似的联合警务巡逻安排。

这使得这些中国官方不公开的行动更加令人好奇。

中国外交部对这些批评没有说什么，但在中国，警察部门在官方声明和国有新闻媒体上都大肆宣传他们的影响力和信息收集能力。

（译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去年11月2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机构不是“警察站”或“警察服务中心”，他们从事的活动是协助当地有需要的中国公民在线办理中国驾驶证期满换证体检服务。）

与中国青田县宣传部有关的一份报纸上的文章描述了一个案例。一名中国妇女说她的钱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被盗。她没有给当地政府打电话，而是向那里的中国警察办事寻求帮助。文章说，警察中心的负责人利用一家便利店的监控录像，确定了小偷是一名罗马尼亚人，并通过“谈判和教育”追回了钱。

国有的中国新闻社说，青田的海外警务中心收集了关于民意和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意见的信息。

而江苏省的一个党内机构发布的一篇文章说，自2016年2月以来，南通市海外警务联动服务中心帮助抓获并劝说80多名犯罪嫌疑人返回中国。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去年年底的一份报告中说，这些警察局在塞尔维亚、西班牙和法国开展了类似行动。

目前还不清楚FBI在搜查期间调查了什么，但这个行动是在司法部努力控制“猎狐行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2022年10月，布鲁克林的检察官指控7名中国公民骚扰一名美国居民和他的儿子，迫使此男子返回中国以面对刑事指控。这个检察官来自参与这次搜查纽约警察站的同一个检察官办公室。

克里斯托弗·雷在2020年说：“中国认为它可以来到我们的国家，开展非法行动，并使美国这里的人们屈从于他们的意志，这是令人愤慨的”。

此前当局指控另外8人是“猎狐行动”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还对海外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和藏族，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监视和施压。人权组织和政府官员担心，这些办事处可能成为这类行动的基地。

纽约的现任和前任执法官员说，唐人街的海外办事处和美国其他地方的海外办事处一样，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中期。执法官员说，当时至少有一个中国省份的警察官员，试图安排他们的警员与纽约警察局和其他拥有大量华人社区城市的警察部门一起训练。

中国官员希望纽约警察局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以概述培训计划并使之成为正式计划。但是高级指挥官和纽约联邦调查局官员严重关切这一行为。这些官员说，他们担心培训计划可能使中国官员的存在合法化，并可能使纽约警察局成为监视和骚扰活动中不知情的伙伴。

曾参与保护卫士报告的台湾研究人员陈彦廷说：“中国政府希望有更大的影响力，并扩大他们的跨国警务。这是一种长臂力量，向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公民展示他们的政府是如此强大。我们有能力覆盖全球，即使你出去了，你仍然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城市似乎正在采取措施来掩盖他们的努力。匈牙利立法者马尔顿·汤姆珀斯（Márton Tompos）说，他去年访问了布达佩斯的一个中国警察服务中心。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三块牌子写着青田警察海外服务站”。

他说，在他谈到这次访问后，这些标志被移走了。

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些海外办事处会带来重大威胁。耶鲁大学蔡中曾中国中心主任唐哲（Jeremy Daum）说，尽管政府对中国公民的骚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员似乎专注于安排行政工作，为海外中国人和中国的警察部门提供视频链接。

他说，从理论上讲，一个人可以用智能手机进行同样的视频聊天。

唐哲提到了保护卫士报告中引用的例子说，“这些业务处理和活动似乎是在中国进行的。”

在欧洲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不同。在荷兰的中国异见者林生亮说：“这些都是你可以在大使馆完成的事情”。他说，人们担心警察在密切关注他们。

他在电话中说：“我对这些人感到非常焦虑。但没有渠道举报，我们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