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麦考林杂志，刊发了一位前俄罗斯学者的自述，他为何两次逃离俄罗斯。

我第一次决定离开普京的俄罗斯，是在2006年。

尽管现在几乎无法想象，但那一年国内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正在为这位俄罗斯总统喝彩。俄罗斯刚刚主办了八国集团峰会，并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最终得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石油和天然气利润上升，经济蓬勃发展，俄罗斯人正在享受中产阶级的奢侈品，咖啡馆、餐馆、度假，而这些都是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

但是，作为一名社会和政治哲学家，我的工作就是要透过光鲜的表面，看出有无腐烂的迹象。

国家控制的天然气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因价格分歧而切断了对乌克兰的供应，表明克里姆林宫很乐意将能源作为地缘政治武器。格鲁吉亚与普京的关系日益紧张，只是因为这个前苏联共和国想与西方发展更紧密的关系。

普京和他的支持者们越来越大胆，对国内的异议也越来越不宽容。

0月，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残酷暗杀，这对那些敢于批评政权的人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警告。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因批评普京，以及她在车臣的同情性报道而闻名。车臣在苏联时期作为一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存在。苏联解体后，车臣人要求获得自由，引发了与俄罗斯多年的残酷冲突。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遇害，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警告，对车臣起义的镇压，是对俄罗斯土著和少数民族成员的警告。对我说来，两者都是。我来自科米少数民族（芬兰-乌戈尔语族），科米共和国有近百万人口，位于莫斯科西北1000公里处。

科米人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但在普京的统治下，我们面临着文化和语言的灭绝。

像俄罗斯所有近二十多个共和国和四个自治区一样，科米共和国应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正朝着法西斯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我也绝对不想让我的女儿在这样的国家里长大。我向加拿大申请了永久居留权。

2009年7月，我去了多伦多。2015年，我成为一名加拿大公民。

在这些年里，从远方，我看着对祖国所有最糟糕的恐惧都变成了现实。

就在我离开俄罗斯的前几个月，一个名叫基里尔的激进牧师（普京的盟友），成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主。可能是在普京的命令下，他开始发表布道，颂扬“俄罗斯世界”，这是他理想中的俄罗斯民族家园，由真正的基督徒组成，与西方的颓废风气作斗争。

不言而喻，这种世界观没有给像我这样的人群留下任何自决的空间。相反，他们将被同化到普京对俄罗斯的一元化看法中。

这些发展，与我的加拿大新家有一些可比之处。

当我到达时，加拿大正在努力处理自己与殖民地历史的关系，以及在这个国家对原住民犯下的罪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在努力调查寄宿学校制度，这个制度与俄罗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试图消灭最北部的涅涅茨人的做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儿童被强行带离家庭，在苏联学校接受“再教育”，他们在那里受到虐待，许多人死亡。

俄罗斯人不再谈论那段历史，任何提及的人几乎肯定面临着监禁。相比之下，加拿大就纠正这些罪恶展开了全国性的对话，我对许多加拿大人愿意诚实地面对这段黑暗的历史感到惊奇。

我在加拿大的经历埋下了一颗种子：俄国人是否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帝国主义历史，并承认对生活在他们现在占领的土地上的原住民所造成的伤害？在所谓的俄罗斯世界中是否有可能实现和解？

如果有的话，我可以帮助它实现吗？

2015年，我被邀请在皮特里姆·索罗金·瑟克特夫卡国立大学领导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就在我的家乡瑟克特夫卡，科米共和国的首都。

我怎么能拒绝呢？

我的女儿已经长大了，是一名出色的青少年，在加拿大的新生活中表现出色。但我的婚姻已经解体，而且我没有运气进入加拿大竞争激烈的学术就业市场。尽管我对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持保留态度，但我不能放弃回到课堂上与学生一起上课的机会，并为我的学术生涯注入活力。

研究中心的任务包括与欧洲、北美和其他地区的学者建立新的关系。这感觉就像是一种反击普京对俄罗斯未来狭隘看法的方式。

但在2015年7月回到俄罗斯后不久，我就意识到事情变得多么令人难以忍受，最令人不安的是对原住民和其他族裔社区的态度。

事情并没有向加拿大式的参与和对话模式靠拢（这种模式曾激发了我的乐观情绪），而是向反方向疾驰。人们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官方宣传。大多数人对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表示欢呼，认为这是合法行使权力，将属于俄罗斯的东西带回俄罗斯。

对西方世界的敌意也在增加，人们越来越相信，西方想要摧毁俄罗斯。不可能就这些说法进行辩论，即使是大学同事也会简单地声称我被美国的宣传所“愚弄”了。

作为一个学者，能产生影响的想法看起来越来越遥远。我能在课堂上找到了慰藉，大多数学生对官方的宣传免疫，对我在西方的第一手经验感兴趣。他们是我在瑟克特夫卡尔的七年中的主要精神支柱。但普京的波坦金国家的压迫之重，最终变得难以承受。

因此，在2021年秋天，我找到了两个朋友，一个是社会学家和退休政治家，另一个是研究科米语的语言学家，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新想法：建立一个网上芬兰-乌戈尔大学。这个网上学校，将为科米青年提供高质量的社会科学教育，帮助他们进行更有批判性的思考。

更重要的是，提高人们对科米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认识。

在我们试图寻找资金时，犹太商人和俄罗斯少数民族权利的倡导者，列昂尼德·齐尔贝格建议我们与他的在线杂志《7×7》合作，并将项目扩展到俄罗斯所有的少数民族群体。齐尔贝格多年来一直在与俄罗斯不断上升的反犹太主义作斗争，他在2010年创办了7×7，讲述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故事。

去年乌克兰被入侵后，我们的项目有了新的紧迫感。在普京宣布对任何质疑战争的人处以最高15年的监禁的新法律后，列昂尼德和他在7×7的工作人员，被迫搬迁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对我和我的同事来说，在俄罗斯境内启动这个项目已的未来经很明显了，我们永远不会得到许可证，如果奇迹般地得到了许可证，我们会立即被贴上“分裂主义”组织的标签并被监禁。

普京最新的镇压，使得自我流放成为更加明显的唯一选择，所以在2022年5月，我登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这是少数几个仍然接受来自俄罗斯航空旅行的城市之一。

从那里我前往维尔纽斯，加入列昂尼德和他的团队。

从那时起，列昂尼德和我一直在欧洲各地旅行，为我们暂称为俄罗斯本土信息和教育中心的项目提高认识和筹集资金。在普京对乌克兰的灾难性入侵之后，我们感觉到了机会。原住民在战争中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作为俄罗斯军队的应征者。

各共和国的少数群体正在重新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带来的威胁。我们的希望是，对非殖民化的要求将变得更加强烈，而克里姆林宫将失去对各共和国的控制。现在可能有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来改变俄罗斯的对话，我们不能浪费。

我知道，在加拿大，争取原住民权利的斗争远未结束，虐待和种族主义仍然是许多原住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原住民所取得的合法权利的范围，管理他们的祖传土地、对自然资源的补偿、政府的财政支持、对过去不公正行为的正式道歉，都是在俄罗斯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我看着加拿大原住民的复兴，想知道在国内可能会发生什么。我看着我的女儿，她已经完成了一个硕士学位，现在为加拿大税务局工作。

如果我们没有离开，她的生活会是怎样？

她很幸运，我也很幸运。但在我的祖国，属于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群体的数百万人正在遭受痛苦。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正被一个认为多样性是一种威胁的政权所消灭，其必须吸收和同化任何不同的东西。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我目睹了我的国家抛弃了一个看似光明的未来，成为一个好战的全球弃儿。现在纠正方向的唯一方法是摒弃普京的愿景，并拥抱其许多民族的多样性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