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杂志的文章指出，从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严酷封锁和压制，到突然抛弃这一政策和病毒在全国范围内暴发式传播，中国社会的不信任已经成为比新冠更严重的流行病，这使得习近平和他的政党更难治理这个国家。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中国在2022年底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三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动了他所谓的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这是一场不妥协的运动，旨在防止新冠感染的传播，这既是民族主义的集结号，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在那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对民众进行了严密的数字监控，经常进行严厉的封锁，并不断将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的人送入隔离设施。这些措施确实防止了中国像其他国家（如邻国印度或美国）那样暴发大规模疫情。

但事实证明，由于政策实施过于狂热，以及奥密克戎变体无法控制的感染性，这个政策无法持续下去。2022年12月初，在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公众示威，和对负责实施新冠检测的地方政府的持续财政压力之后，北京突然放弃了其新冠清零政策，任由病毒肆虐。

这一决定的公共卫生成本是严峻的。

中国政府统计数字是出了名的不可信，但是最好的非官方估计是每天新感染的人数约为一百万。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这个病毒是如此失控，以至于河南省近90%的居民（这个数字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现在都感染了新冠。

由于中国老年人的低疫苗接种率，预计将导致高死亡人数。

官方的死亡人数仍然很低，但是社交媒体上关于大城市拥挤的火葬场的视频，让人们看到了更黑暗的真相。更糟糕的是，成群结队的农民工预计将在1月下旬返回农村过春节，这可能会使农村的感染率急剧上升。

农村地区没有像大城市那样的卫生保健资源，因此即将到来的新冠浪潮将严重打击农村人口。专家估计，中国在1月下旬每天将有2.5万人死亡。

习近平这一决定的政治成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变得清晰。

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复苏，习近平甚至可能设法与西方国家和解，但中国仍可能为其对新冠疫情的管理不善付出代价。

新冠政策的掉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寻常的。尽管从未被形容为“民主”，但其确实非常关心公民对它的看法。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宣传、阐述党的意识形态、展示国家如何回应人民的需求，来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要依靠社会的默许甚至是自愿参与，来维持对权力的控制和实施政策。

新冠清零政策的全面逆转，可能会安抚一些愤怒的抗议者——他们在11月上街拒绝封锁措施，但不安和异议已经增加。

公众对党的信任正在减弱。三年来，新冠感染基本为零，没有大力推动民众接种疫苗，这使得中国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毫无准备，数百万人容易受到肆虐的病毒影响。

习近平正在把中国带入一条未知的道路，这可能会使中共的执政能力付出沉重的代价。

关乎面子

当局通过宣传口径的明显转变，表明放弃了清零的做法。现在，“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口号无处不在。中国名人在国家电视台上劝说公众，现在中国猖獗的新冠奥密克戎变种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当局将“肺炎”一词从新冠感染的官方描述中删除，仿佛不提及这个病毒的一个可能后果，就能掩盖病毒带来的威胁。在此前新冠清零的严格要求下，当局会将任何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聚集起来，并将他们转移到遥远的隔离设施。

现在，当局不再将无症状病例的人列为新冠患者，相反，这些患者被敦促在家中隔离。在取消新冠清零政策之前，中国民众通常不得不在检测点排队，有时排到深夜和清晨，以获得进入公共场所所需的阴性检测结果。而现在，一夜之间，大多数检测站被拆除了。

国家让人们自己照顾自己。

一些人越来越感到绝望。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医疗资源短缺，人们正努力在药店里寻找发烧药和普通的治疗流感药。许多人求助于传统的中医药，以替代常规治疗。其他人则比较幸运。富人和那些在香港或澳门有关系的人，能够获得稀缺的药品和mRNA疫苗。而在中国大陆，普通民众仍然无法获得这些药品。

在一个表面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目前的健康危机凸显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

此前，新冠清零政策为了保护医院不受病毒攻击，任何想获得医院护理的人都必须提供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这一障碍最终使许多孕妇和生病的老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

中国限制新冠传播的方法不是依靠医务人员，而是依靠调动官方医院系统以外的资源，以最原始的方式对抗病毒。政府庞大的基层机构召集了数百万人承担日常责任，进行新冠检测，通过实施住宅区隔离将人们关起来，并将感染者送往临时隔离设施。

据官方估计，有490万个基层党组织参与了这项工作，动员了全国65万个城市和农村社区的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参与防治新冠的斗争。自从放弃新冠清零政策以来，当局已经解雇了许多被雇来执行社区封锁措施的工作人员。

在其他国家，通常由训练有素的医疗专业人员执行对抗病毒的任务。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的。

中国如此大规模地动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能力，表明了我所称的“日常国家权力”的威力。其有能力渗透到社会中去，召集人们执行日常的国家政策。

这种将关键责任外包给社会的权力，使中国能够长期实行新冠清零政策。

所以，习近平的突然转变，导致病人淹没了医院就毫不奇怪，因为医院对突然激增的医疗需求毫无准备，被迫将病人拒之门外。医生、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纷纷生病，导致人员短缺。

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供不应求，农村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那里的医疗资源与大都市的医疗资源相比非常匮乏，而大都市的医疗资源在中国分散的医疗系统中得到了更好的资助。

上街游行

公众的愤怒和焦虑是可想而知的。许多中国民众仍然对三年来断断续续的封锁造成的精神疲惫感到不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甚至要求党对新冠清零政策造成的集体创伤进行道歉。

突然放弃对疫情的限制造成了进一步的不满，公众被随后的一系列事情所激怒：在药店买不到药品、去医院无法获得护理、在火葬场需要漫长等待、以及缺乏可靠信息和侮辱他们智商的自相矛盾的官方言论。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经历了对其卫生保健系统的类似冲击，并在大流行病的高峰期看到社会不满情绪的上升。但是，中国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是三年来窒息性限制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许多民众已经受够了。

2022年初夏，上海发生了一起处理不当的封锁事件，被激怒的公民上网发泄他们的愤怒，这是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异议迹象。几个月后，在11月，各大城市出现了抗议活动，以支持乌鲁木齐一栋主要由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居住的住宅楼发生火灾的受害者。

随后，许多精英大学的学生举行了非同罕见的示威活动，并高呼反政府口号，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以来从未见过的情景。公众现在对突然的政策逆转和毫无准备的卫生系统感到沮丧，因为它无法应对不断膨胀的医疗需求，致命的压力在不断累积。。

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对习近平来说是个坏消息。

自从十年前掌权以来，他一直努力培养一个仁慈的统治者的形象，不仅接近他的人民，而且属于人民。他自诩为一个来自群众的人，利用群众的智慧为他的政策提供信息。即使在中国越来越多地侵犯公民自由和压制少数民族的情况下，他仍利用这一形象为自己的统治注入了道德上的合法性。

现在还很难计算出这一转变对习近平和党的地位已经造成的损害。中国缺乏可信的民意调查，但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厌倦和幻灭的国家形象。2022年最流行的网络俚语包括“润”（意思是逃跑或移民），和“摆烂”（意思是随它去吧）。它们共同表示了人们对国家困境的沉痛看法，以及对改善国家状况无能为力的无奈信念。

移民到更好的地方不再只是富裕中国人的愿望，愤懑也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这两种情绪现在已经渗透到普通民众中。最近几周，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针对警察和党国的其他代表的暴力抗议和骚乱。

信任的腐蚀

目前的溃败，对习近平领导下的党国体制构成了最严峻的挑战。

传统上，中国共产党依靠激烈的政治运动来处理危机，这是一种“全民动员”的方法，将所有可用资源调动到需要特别援助的领域。这种运动需要国家的集体战斗精神来克服危机。这就是中国处理2003年SARS疫情，以及2019年底和2020年初武汉新冠疫情最初暴发的方式。

通过宣传和调动资源，当局激励公民同意政府的限制和公共卫生措施。

但是，三年来新冠清零政策让公众感到困顿和厌倦。此外，新冠感染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意味着国家不能简单地将资源转移到处理热点地区，因为病毒已经无处不在。

从更大层面上来说，中国的日常治理体系和日常的国家权力，取决于公众的信任。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社会的自愿参与来执行其政策。在习近平处理新冠危机之后，信任的减弱可能会动摇这一体系的基础，其影响之广超出了与病毒的斗争。

在中国的分权体系中，一旦出现问题，中央政府往往会指责地方政府官员。地方政府经常被当作自然灾害、人为事故和疾病暴发的替罪羊。

例如，武汉的领导人因“没有报告”2019年12月病毒的最初出现而受到惩罚。这一策略使这个政权能够逃避对造成大量伤亡的灾难的责任，如武汉疫情暴发，并防止其合法性因此受到侵蚀。

然而，新冠危机可能被证明是一个例外。

习近平坚持将新冠清零不仅是他的标志性政策，也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证明。现在，这个政策的整个大厦已经坍塌，很难看到他如何能够收拾残局。不断上升的社会不满，可能最终会削弱党内精英的凝聚力，这一错误的全部代价目前还看不清楚，但很难想象中共能完全安然无恙地躲过这场自己制造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