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从柏林到东京的政府官员们，面对转向经济保护主义的美国，正在规划自身的对应方案。而美国带头坚定推进产业政策的原因是：中国崛起、新冠疫情暴露出来的供应链脆弱、促进就业、气候变化。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让我们回溯到“古老”的过去，那是2016年。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朗（Michael Froman）正在发出一个激动人心的问题。背景是，美国工人和企业正在与那些从外国政府获得补贴和其他优惠的企业进行竞争。

他说：“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接受这种现状，还是积极努力改变它？”

弗朗的选择与他的祖国几十年来的贸易政策相一致，后者。也就是试图（说服外国政府）取消那些伤害着美国出口商，以及阻碍了全球贸易的补贴。

砰的一声，我们回到现在。美国对弗朗之问的回答已经逆转了。拜登政府不是试图让其他国家削减补贴，而是毫不掩饰地专注于建立一个属于美国自己的补贴架构，其中包括美国官员曾经抨击过的各种本地含量规则。

由于去年通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译注：即《芯片与科学法》），政府准备将天文数字的现金，在未来十年内可能超过10万亿美元投入到半导体、可再生能源和其他绿色技术方面。官员们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如何分配现金的细节问题；一些新规则已于今年1月1日生效。

对华盛顿的许多人来说，同时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这种新方法是常识。他们认为，这是美国能够保护自身工业基础、抵御来自中国崛起的挑战，并将经济重新导向更绿色增长的唯一途径。

但对于美国的盟友，从欧洲到亚洲，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一个这些国家曾指望作为开放贸易世界的中坚力量的国家，反而向保护主义迈出了一大步。

反过来，这些国家也必须决定是否以金钱对抗金钱，提高他们的补贴水平以对抗美国的补贴。

如果结果是一场全球补贴竞赛，其弊端可能包括一个支离破碎的国际贸易体系，消费者成本增加，对创新的更多障碍和对政治合作的新威胁。

当特朗普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征收关税时，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出现了第一个大裂缝。不过在某些方面，第二道裂痕，也就是目前的补贴升级才是更大的伤害。

一位驻华盛顿的亚洲高级外交官的直率评价是：“自由贸易已死。而以下是基本的博弈论原理，当一方破坏规则时，其他参与方很快也会破坏规则。如果你留在在原地不动还遵守以前的规则，你将失去最多。”

虽然补贴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经济版图的一部分，但新计划的规模和对美国优先的强调都是引人注目的。给它们贴上一个确切的价格标签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补贴将以税收减免的形式出现，其总规模将取决于公司的生产能力。然而，补贴累积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如果联邦政府的投资规模在未来十年内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正如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这将是大流行前十年补贴总额的两倍左右。瑞士信贷银行认为：到这个十年的末期，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便宜的。

对于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来说，补贴本身就是坏事，使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人为地更便宜，降低了经济效率。美国的新补贴更令人反感，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补贴政策要求接受补贴的生产商，达到本地制造比例的门槛。

在购买电动汽车时，为了获得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优惠，消费者需要购买在北美组装的产品。而符合条件的汽车，至少要有一半的电池部件也必须是在北美制造。风能、太阳能和地热项目如果使用美国的钢铁，大约一半的制造部件也必须在美国制造的话，都将获得更多的补贴。诸如此类的名单还在继续。

美国的保护主义转向有许多动机，中国的崛起是导致转变的起点。美国领导人曾经相信自己可以让中国控制其最糟糕的产业政策。但这些希望无情地破灭了，而让位于这样的观点：美国需要自己的产业政策，以避免在未来的技术中依赖一个竞争对手。

政治家们对新冠大流行病初期对供应链破坏的担忧加强了这一观点，对促进中产阶级就业的渴望也加强了这一观点。气候变化则是另一个促进原因：对可再生能源的支出预计将使得美国的碳排放大幅减少。

支撑这种逻辑的经济思维是令人怀疑的，然而，其政治势头目前是不可阻挡的。这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两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补贴对经济的威胁有多大？以及自己该如何应对？

挥霍无度地杀戮

作为美国措施的主要目标，中国的回应是直截了当的。再加上美国的出口管制和制裁，美国的产业补贴旨在吸引投资中国的企业。这加强了中国政府对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的承诺，包括维持其天量的产业补贴。

然而，对于美国的朋友来说，答案更加复杂。

当拜登在8月通过《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将美国的绿色技术补贴签署为法律时，他在欧洲受到了赞扬。美国终于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来了。由于从汽车到超市地所有商品在美国都比较大，拜登在财政上的大手笔，只是被视为美国的做事方式。

但现在不是了。欧洲的贸易专家们发出警报，认为美国的补贴给欧洲大陆的绿色科技雄心带来了麻烦。很快，这些担忧就渗透了出来。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称《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是“欧洲的就业杀手”。来自美国亚洲盟友的批评更为平淡，但那里的政策制定者，也对转向基于国界的补贴感到沮丧。

欧洲的反应更加愤怒，部分原因是它的弱势地位。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危机，对欧洲企业造成了严重打击。欧洲大陆争先恐后地用昂贵的液化石油气取代了廉价的管道天然气。凭借本身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在降低能源价格方面拥有现成优势。新的补贴可能也会给美国带来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有传闻表明，欧洲已经在失去获得投资的机会。瑞典电池巨头 Northvolt 正在重新审查其在德国建厂的计划，转而支持现有的美国业务。其他公司也会跟进。

这种重新调整是焦虑的来源，甚至对一些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估计，美国的制造成本比台湾高55%。很多工作将被重复，而不仅仅是以最优成本来分配。芯片制造巨头们担心在自身最先进的制造工作中，要打破专业技术人员的分布，并放弃维持其生存的尖端技术领先地位。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要在全球建立多个独立的半导体供应链，需要投资9000亿到12000亿美元，每年的运营成本将增加450亿到1250亿美元之间。

至少，美国的半导体补贴，没有像其绿色技术补贴那样的本地含量规则。美国的盟友现在正试图劝说其软化后者。

拜登温和地表示，美国“从未打算将那些与我们合作的国家排除在外”。但实际上，重新起草规则并不容易。立法写得很精确，规定了美元数额、时限和条件。国会将需要通过正式的修正案，这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而在众议院功能失调的情况下这其实是不可想象的。

任何调整都可能只是微小的。

理论上，各国政府可以将美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对涉及当地组件含量要求的补贴，是明文禁止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种行为没有什么兴趣。

如果美国输了，它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这将有效地结束这一案件，因为世贸组织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可行的上诉机构，这是因为美国决意阻止任命。

另一个办法是对受益于不公平补贴的美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然而，这可能会变得非常混乱。从汽车到太阳能电池板，从氢能源到半导体，一切都将成为问题。

参与博弈

相反，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是否加入补贴竞赛方面，面临着一个令人反感的选择。

袖手旁观也是有经济理由的：当美国以巨大的成本为其纳税人支付技术费用时，这些技术在一段时间内应该对每个人都变得更便宜；而无论美国政府向本国公司投入多少资金，它都不可能在所有产品中拥有比较优势。

所以，亚洲的一些官员坚持希望他们的政府和欧洲的政府，能够保持克制。一位日本官员说：“这样一来，所有非美国企业都可以彼此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但要求提供更多补贴的声音似乎占了上风。

据报道，韩国环境部已经通知汽车制造商，国内对电动汽车的补贴，可能仅限于在韩国国内经营服务中心的公司，而不包括大多数外国公司。日本正在做出自己的努力，以恢复先进半导体的制造。八家日本国内公司，包括汽车制造商丰田和电子公司索尼，最近宣布成立一家新的芯片制造公司 Rapidus。11月，日本政府承诺为这家企业的半导体研究提供700亿日元（约合5亿美元）的资金。

在欧洲，政治家和企业家希望调整限制严格的国家补贴规则，以便政府能够更大手笔地支持工业。这些规则是欧洲共同市场最大的成功案例之一，有助于确保激烈的竞争。然而，在去年12月的一份联合文件中，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和他的德国同行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认为：现在需要做出改变，让更多的援助更快地流向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

曾参与制定传统贸易战略的美国人担心其新方法会适得其反。2006年至2009年的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认为：欧洲和亚洲的许多人将非常乐意看到产业补贴的大门大开。

她说：“我们永远不会像我们的贸易伙伴那样，提供那么多补贴或设置那么多障碍。因此，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并执行这些规则，合乎我们的利益。”

今天在华盛顿的权力大厅里几乎听不到这种意见。现任贸易代表戴琪是一个坚定的补贴信徒。她呼吁美国及其盟友协调自身的投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合理的想法。美国希望其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加入其对中国的强硬路线；与此同时，其盟友希望继续生活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得到美国的支持。

然而即使有最大的诚意，协调工作也必然是困难重重的。正如美国希望处于半导体生产的最前沿，亚洲和欧洲的政府也希望如此。所有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明珠企业，更不用说有几十家初创企业争相分一杯羹了。

随着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更多的补贴，这些公司将非常高兴地接受援助。在这一过程中，将出现跨国界的重复工作，浪费公共资金，以及本应合作的国家之间的相互指责。

可能需要数千亿美元才能重新认识到：为什么美国曾经是补贴的反对者而不是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