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刊登长文，深入评析了年满100岁的基辛格博士的新书《领导力》。

弗拉基米尔·普京、习近平、纳伦德拉·莫迪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带领自己的国家向后倒退。即便撇开他们不谈，当代世界也没有提供技艺高超的、长期的政治领导力的例子。

因此，亨利·基辛格的新书《领导力：世界战略六案研究》乍一看，似乎既及时又有潜在价值。基辛格着手研究伟大领导人的能力，他们不仅能成功地处理自己面临的环境，而且能深刻地改变他们周围正在发生的历史。

基辛格选择的领导人涵盖了20世纪下半叶的整个历史。他展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他足够谦逊，能够承担起希特勒德国被击败后的道德负担；他足够强大，能够让他分裂的国家“有勇气重新开始”，而这一次是坚定地实行民主；并且他有足够的预见性，能够看到建立欧洲联邦的必要性。

对戴高乐和李光耀的研究，即战后法国和现代新加坡的设计师，都是新鲜的，充满了阅读的乐趣。关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章节，以及关于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的章节，主要是重述基辛格以前多次写过的，关于美国从越南撤军、中国开放、美国与苏联打交道以及中东地区穿梭外交的内容。

萨达特的故事，有时会从其强大的前任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故事中挣扎显现出来。1973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以及这场冲突的外交后果，包括埃以《戴维营协议》，使其变得生动起来，基辛格将其解读为萨达特创造“中东新秩序”的更为全面，但最终失败的努力的一部分。

最后一项研究是关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基辛格认为是她将英国从死亡漩涡中拯救出来的，但由于反复描述她的热情和“魅力”，但这些品质很难形容一位因极端分裂和倾向于欺凌而闻名的领导人，即使对其崇拜者来说也是如此。

如果《领导力》是一部历史或回忆录作品，那么这本书将作为对六个非凡人物的有趣品评而长存于世。尽管这部著作因基辛格本人的实际需要而有所削弱。他的需要是：把自己留在聚光灯下，甚至在接近100岁的时候，不断地擦亮自己的遗产和打磨近半个世纪前在华府从政记录上的存在感。

但这部著作的副标题《世界战略六案研究》则对外推销着一个卖点：读者将学到与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挑战有关的内容，特别是那些全球规模的挑战。这本书在这一话题上不尽如人意，因为这本书未能令人信服地超越决定基辛格本人人生的两个时期和地点。

第一个是17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是一个以均势政策著称的时代。拿破仑曾说过：要了解一个人，就必须知道他20岁时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句话有助于回顾一下基辛格在其年轻时写的博士论文。那篇论文是关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他对那个时代及其国家政策的认同和追随从未动摇过。

第二个是冷战，即基辛格在政府任职的时期，冷战由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以及那些成为这一冲突中非自愿代理人的小国家所定义。基辛格写道，他的六个研究对象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师”。这可能是真的，但这种秩序本身已经结束。今天的混乱局面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些简短的传记，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可以用来面对这一局面的策略。

男人和老鼠

美国人可能知道戴高乐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的二战盟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认为他有圣女贞德情结而厌恶他。基辛格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拥有伟大的军事洞察力和巨大的政治天赋。

1940年6月，戴高乐是法国资历最浅的将军，当时只担任了两周的国防部副部长。然而，当德国军队逼近巴黎时，他飞往伦敦。“除了他的制服和他的声音，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有”，他把自己当作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这不仅仅是胆大包天的行为。他说服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承认他是“自由法国的领袖”，并给予戴高乐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力，使其自由法国军队能独立进行军事行动，而这一武装力量当时甚至还不存在。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成就，正如基辛格完美地捕捉到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政治不是可能的艺术，而是意志的艺术。”

戴高乐与他的战时盟友的摩擦源于不同的政治目标：美国和英国寻求击败德国，而戴高乐则专注于消灭法国维希政府并迅速“恢复法国的民族自信”。1944年底，战争尚未胜利，戴高乐判断法国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重新参与国际外交，并承诺与约瑟夫·斯大林会面。正如基辛格所描述的那样，由于无法乘坐法国的飞机直接安全抵达莫斯科，戴高乐采取了一条迂回的路线，“经开罗和德黑兰到里海海滨的巴库，然后乘坐专列进行为期五天的旅行。”

他因此成功地成为第一位与苏联领导人讨论战后解决方案的盟国领导人。后来，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他推动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政策，包括建立普选制。然而，到了1946年，由于不同意法国新宪法草案中出现的软弱行政部门，戴高乐突然辞职，进入了后来长达12年的政治赋闲生涯。

基辛格追溯了这位将军重新掌权并建立第五共和国强有力总统制的复杂手腕。这一章涵盖了更多内容：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的痛苦处理、法德关系的和解、他的核政策和北约政策，以及他对1968年抗议活动（五月风暴）的巧妙处理，这些抗议活动有再一次导致政府崩溃的威胁，但却以“法兰西共和国全部历史上，单一政治集团的第一次绝对多数”而告终。

基辛格承认戴高乐可能“傲慢、冷酷、粗暴和小气”，但他也平衡地表述道：“二十世纪的领导人中没有人表现出比他更强大的直觉天赋。与此相匹配的是，无论他的信念如何脱离民意，他都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基辛格指出，在戴高乐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法国的外交政策风格仍然可以被称为“高卢雄鸡”。“他作为一个孤独的人物走过历史，他冷漠、深刻、勇敢、守纪律、鼓舞人心、令人愤怒，完全致力于他的价值观和愿景。”

基辛格同样对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表示钦佩。与戴高乐一样，李光耀将一些概念变成了现实：成功、稳定的国家。通过三十年的执政，他将一个由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组成的、没有共同历史、语言或文化的、相互分离的人口组成的贫穷小岛，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人均收入在亚洲最高的国家。

李光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部分原因是迅速粉碎了自己的政治反对派，然后不受质疑地进行统治。他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极具创新精神，并创造了一种“共享成功”的民族精神，建立了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中文普通话、泰米尔语和英语。并且在他治理国家的早期，将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用于教育，这样的比例令人吃惊。

李光耀利用种族和收入配额来消除住房方面的隔离现象，并不顾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共识，积极招募跨国公司进入新加坡。他打击腐败，减少污染，植树造林，并每周收到一份关于机场厕所清洁度的报告，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在那里形成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

根据基辛格的判断，他还建立了东南亚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李光耀没有做到的是给新加坡留下一个民主制度。基辛格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可能不足以维持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总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不得不在“大众民主和修正的精英主义”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

李光耀的外交政策也很灵巧。他顶住了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面对大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他把新加坡称为“大象之争”中的“老鼠”，然后让自己仔细研究大象的习性。最终，他成为中国和美国都尊重的顾问。他建议美国不要“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作敌人”，以免推动北京“制定反制战略，在亚太地区摧毁美国利益。”

反过来，他警告中国的统治者，至关重要的是年轻的中国人要“认识到中国因狂妄和过度的意识形态而犯下的错误”，并学会“以谦逊和负责任的态度迎接未来”。李光耀比大多数人更早理解了中国的发展将带来的国际政治困境，特别是对美国而言，并劝说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防止不可避免的竞争演变成战争。阅读李光耀的警告，很难不希望今天的大国领导人能听到同等的警告。

重新审视大屠杀

基辛格对尼克松的笔调，对他旧作的读者来说是很熟悉的。除了少数例外，尼克松总统和曾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其后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本人的角色是无法区分的。相关章节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辩护性的。关于从越南拖拖拉拉的撤军，他断言“曾经激励和支撑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承担国际责任的正义的理想主义，现在……被引用来全盘否定美国的全球角色。”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基辛格都不能承认，公众和精英阶层对战争的反对不仅仅是头脑发热的理想主义或滥发善心的道德感的产物。例如，在他的现实主义同道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案例研究中，也基于和基辛格一样政治逻辑推理，得出了越南战争正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结论。

这本书中的新内容是对1971年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危机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在这一曾经被遗忘的事件中，美国支持的西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屠杀了约30万至50万东巴基斯坦人（译注：即孟加拉人），并将约1000万难民赶入了印度。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加里·巴斯出版《血色电报：尼克松、基辛格和一场被遗忘的种族灭绝》后，这一事件变得更加广为人知。

危机发生时，东巴基斯坦的选民们选择了一位要求孟加拉在巴基斯坦获得自治的领导人（译注：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而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叶海亚·汗将军则命令他的军队镇压新当选的地区政府。美国没有公开或私下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继续秘密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包括F-104战斗机、弹药和备件，尽管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律师和白宫工作人员警告说，这种转交是非法的。

最终，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决定，阻止天文数字的孟加拉难民涌入的唯一办法是结束杀戮。印度因此入侵东巴基斯坦并粉碎了在镇压的巴基斯坦军队，最终导致了孟加拉国的独立出来。但是，尽管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首要国家，但它在当时与苏联缔结了一项友好和军事援助条约（译注：《印苏友好合作条约》）。基辛格称，条约将冲突“从一个区域性和人道主义挑战转变为全球战略层面的危机。”

的确，在入侵期间，尼克松派遣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艇进入孟加拉湾，并敦促中国通过向两国的共同边界调动军队来牵制印度。

基辛格把身处东巴基斯坦的美国外交官和华府其他人对尼克松政策的强烈反对，归结为“人权倡导者”出于“主要是象征性姿态”而发出的争论。他断言，巴基斯坦“已经有足够的武装”，美国的反对除了“减少美国的影响力”外不会有任何作用。但他也承认：在这么多辞令背后，实际上决定美国立场的是：叶海亚·汗在尼克松政府与毛泽东政府秘密接触的努力中，充当了至关重要的中介。

基辛格写道，不幸的是，“在东巴基斯坦发生的悲剧恰好与我即将进行的秘密北京之行的日期和议程进行的沟通相吻合，这就让事情大大复杂化了。”尼克松政府不会采取任何有可能破坏这一进程的行动，哪怕仅仅是最微小的几率。基辛格没有明确指出第一次关键性的北京之行是在1971年7月进行的，这个时间点可能说明了白宫在此之前的政策，但在解释其在随后几个月里的持续沉默时却不那么令人满意。

一种恶毒、偏执的反印度情绪也在起作用。根据曾经的尼克松秘密录音带，巴斯表明尼克松和基辛格互相火上浇油。尼克松总统说，印度真正需要的是一场“大规模的饥荒”，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在那个该死的国家繁衍后代”。在这些谈话中，英迪拉·甘地是“女巫”或“老婊子”。基辛格在另一处说，美国不能允许“印度和苏联勾结，一同强奸我们的一个朋友。”显然，反印态度影响了政策。

最引人注目的是基辛格现在从这个悲惨事件中得出的结论。由于中国卷入的可能，这个以前未被注意到的事件（译注：指导致了孟加拉独立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现在成了“冷战的转折点”，甚至更牵强的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秩序形式的第一次危机。”

基辛格把调门提得更高，他甚至认为“从孟加拉国开始的全球战争”是“可能的”。很少有人会质疑：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处理美国与中国和苏联的重要关系，或者在1971年与中国建立关系的战略价值，远远大于东巴基斯坦的自治权。但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

追求这种中美关系是否需要华盛顿采取这样的立场？当一个民主国家的政策因为全面的反对而需要保密时，从长远来看，它有多少次会产生有益的结果？尼克松政府的非法行为，即这一案例中的武器转让，是否降低了不法行为的门槛，导致美国政府内外的其他人违法？在对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关注和对人类生命（包括棕色人种、非基督徒的人民的生命）的体面尊重之间，是否可以找到比案例中更好的平衡？在基辛格的书中是找不到答案的。

告别这一切

基辛格在最后一章中表示：他研究的对象生活在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产生了此前几代领导人的贵族制度，正在与新兴中产阶级的绩效功利主义融合。贵族政治家们认识到他们并不是赢得了地位，因此感到有责任为公众服务。

来自不同国家、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领导人，“共享一种超越国界的感觉”。基辛格说，“如果一个贵族阶级能够实现其克制和无私的公共服务的价值观，其领导人就会倾向于拒绝个人统治的任意性，而是通过地位和道德教化来进行治理。”回顾历史，人们只能得出结论：他们很少这样做。

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任人唯贤的领导方式使智力、教育和努力成为成功的途径。当这两个时代重叠在一起时，个人就得到了新旧两个世界最好的结果。但是，在基辛格看来，现在任人唯贤的制度正在动摇。社会对个人素养的关注太少，高中和大学的教育忽视了人文学科，培养的是“活动家和技术人员”，而不是公民，包括未来的政治家。

研究人文科学在学生中确实不流行了，但这种批评是严重过头的。基辛格声称，“很少有大学提供治国之道的教育”，但他忽视了近几十年来致力于提供治国之道的公共政策学院的大量增加。

此外，他哀叹道，今天的精英们“与其说是在谈论义务，不如说是在谈论自我表达或自己的进步”。他似乎是假设社会义务只能在政府服务中得到表达。那么，如何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机构，援助、医疗和人道主义团体，环境组织，智库，社区发展团体等在数量、规模和雄心方面的爆炸性增长呢？这些团体的工作人员大多是表达出了他们个人社会义务感的人。没有人可以争辩个人素养的重要性，但基辛格对过去的看法有太多的粉红色怀旧，而对当下现实关注不够。

当基辛格从领导力的本质出发，转向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时，他的论述更加稳固。关于美中之间不断加深的竞争，他指出，中国期望其古老的文明和新近的经济进步应该得到尊重，而美国则认为其自身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应该在世界各地得到采纳。双方都在“部分是出于惯性，主要是出于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冲击着对方认为的自身核心利益。

鉴于这些碰撞和互不相容的世界观，中美两个大国将不得不学会“将不可避免的战略竞争与共存的概念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被各界深入理解的判断。不幸的是，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基辛格没有涉及到最重要的“如何实现”的问题。

谈及俄罗斯时，基辛格认为：这个前超级大国将在几十年内保持影响力，尽管俄国的人口规模在减少，经济基础也非常糟糕。他告诫说，由于其辽阔的领土和缺乏地理防御屏障，俄罗斯遭受着深深植根于其历史的“持久的不安全感”。这倒是真的。

凯瑟琳大帝在她的言论中明确提出了这种特殊的恐惧，她说：“我没有办法保卫我的边界，只能扩展它们。”基辛格指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的边界将“在莫斯科的480公里之内”，这就消除了俄罗斯一直指望的战略纵深。

他在其他场合中也建议道，因此解决当前冲突的办法必须是一个有中立地位的乌克兰，但他没有解释如何保证乌克兰作为一个中立缓冲国的安全需求。毕竟，俄罗斯已经两次承诺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一次是在苏联解体时乌克兰被分配到联合国的独立席位，另一次是在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当时乌克兰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俄罗斯与英国和美国正式承诺 “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现有边界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

基辛格密切观察美国外交政策的时间比许多现任官员在世的时间还要长，他对国际事务以及当今主要国际行为体的信念和弱点的了解与其他人一样深刻。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几乎是非人类的记忆力。他知道国际事务上的交易是如何达成的，以及为什么它们可能会失败。

诚然，21世纪的条件与基辛格最熟悉的1814年、1950年或1975年的条件有着根本的不同。国家边界如今漏洞百出；国际事务的关键资产现在位于民族国家之外；非政府行为体的影响力大得惊人；冷战已经结束；核武库、廉价网络武器和被破坏的气候都构成了存亡性的威胁；美国的相对实力远不如基辛格在政府任职时。

此外，世界各地的民众与冷战时期及之前的民众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基辛格描绘的二十世纪模式与今天的领导人的相关性令人怀疑。综上所述，如果基辛格能让过去成为过去，并将他所知道的东西用于今天和明天的条件，他肯定能提供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