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刊登长文，深入评析了年满100岁的基辛格博士的新书《领导力》
弗拉基米尔·普京、习近平、纳伦德拉·莫迪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带领自己的国家向后倒退。即便撇开他们不谈，当代世界也没有提供技艺高超的、长期的政治领导力的例子。
弗拉基米尔·普京、习近平、纳伦德拉·莫迪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带领自己的国家向后倒退。即便撇开他们不谈，当代世界也没有提供技艺高超的、长期的政治领导力的例子。
因此，亨利·基辛格的新书《领导力：世界战略六案研究》乍一看，似乎既及时又有潜在价值。基辛格着手研究伟大领导人的能力，他们不仅能成功地处理自己面临的环境，而且能深刻地改变他们周围正在发生的历史。
基辛格选择的领导人涵盖了20世纪下半叶的整个历史。他展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他足够谦逊，能够承担起希特勒德国被击败后的道德负担；他足够强大，能够让他分裂的国家“有勇气重新开始”，而这一次是坚定地实行民主；并且他有足够的预见性，能够看到建立欧洲联邦的必要性。
对戴高乐和李光耀的研究，即战后法国和现代新加坡的设计师，都是新鲜的，充满了阅读的乐趣。关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章节，以及关于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的章节，主要是重述基辛格以前多次写过的关于美国从越南撤军、中国开放、美国与苏联打交道以及中东地区穿梭外交的内容。
萨达特的故事有时会从其强大的前任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故事中挣扎出来。1973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以及这场冲突的外交后果，包括埃以《戴维营协议》，使其变得生动起来，基辛格将其解读为萨达特创造“中东新秩序”的更为全面但最终失败的努力的一部分。
最后一项研究是关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基辛格认为是她将英国从死亡漩涡中拯救出来的，但由于反复描述她的热情和“魅力”，但这些品质很难形容在一位因极端分裂和倾向于欺凌而闻名的领导人身上，即使对其崇拜者来说也是如此。
如果《领导力》是一部历史或回忆录作品，那么这本书将作为对六个非凡人物的有趣品评而长存于世。尽管这部著作因基辛格本人的实际需要而有所削弱。他的需要是：把自己留在聚光灯下，甚至在接近100岁的时候，不断地擦亮自己的遗产和打磨近半个世纪前在华府从政记录上的凸点。
但这部著作的副标题《世界战略六案研究》则对外推销着一个卖点：读者将学到与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挑战有关的内容，特别是那些全球规模的挑战。这本书在这一话题上不尽如人意，因为这本书未能令人信服地超越决定基辛格本人人生的两个时期和地点。
第一个是17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是一个以均势政策著称的时代。拿破仑曾说过：要了解一个人，就必须知道他20岁时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句话有助于回顾一下基辛格在其年轻时写的博士论文。那篇论文是关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他对那个时代及其国家政策的认同和追随从未动摇过。
第二个是冷战，即基辛格在政府任职的时期，冷战由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以及那些成为这一冲突中非自愿代理人的小国家所定义。基辛格写道，他的六个研究对象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师”。这可能是真的，但这种秩序本身已经结束。今天的混乱局面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些简短的传记，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可以用来面对这一局面的策略。
聪明人和男人
美国人可能知道戴高乐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的二战盟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认为他有圣女贞德情结而厌恶他。基辛格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拥有伟大的军事洞察力和巨大的政治天赋。
1940年6月，戴高乐是法国资历最浅的将军，当时只担任了两周的国防部副部长。然而，当德国军队逼近巴黎时，他飞往伦敦。“除了他的制服和他的声音，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有”，他把自己当作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这不仅仅是胆大包天的行为。他说服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承认他是“自由法国的领袖”，并给予戴高乐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力，使其自由法国军队能独立进行军事行动，而这一武装力量当时甚至还不存在。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成就，正如基辛格完美地捕捉到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政治不是可能的艺术，而是意志的艺术。”
戴高乐与他的战时盟友的摩擦源于不同的政治目标：美国和英国寻求击败德国，而戴高乐则专注于消灭法国维希政府并迅速“恢复法国的民族自信”。1944年底，战争尚未胜利，戴高乐判断法国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重新参与国际外交，并承诺与约瑟夫·斯大林会面。正如基辛格所描述的那样，由于无法乘坐法国的飞机直接安全抵达莫斯科，戴高乐采取了一条迂回的路线，“经开罗和德黑兰到里海海滨的巴库，然后乘坐专列进行为期五天的旅行。”
他因此成功地成为第一位与苏联领导人讨论战后解决方案的盟国领导人。后来，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他推动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政策，包括建立普选制。然而，到了1946年，由于不同意法国新宪法草案中出现的软弱行政部门，戴高乐突然辞职，进入了后来长达12年的政治赋闲生涯。
基辛格追溯了这位将军重新掌权并建立第五共和国强有力总统制的复杂手腕。这一章涵盖了更多内容：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的痛苦处理、法德关系的和解、他的核政策和北约政策，以及他对1968年抗议活动（五月风暴）的巧妙处理，这些抗议活动有再一次导致政府崩溃的威胁，但却以“法兰西共和国全部历史上，单一政治集团的第一次绝对多数”而告终。
基辛格承认戴高乐可能“傲慢、冷酷、粗暴和小气”，但他也平衡地表述道：“二十世纪的领导人中没有人表现出比他更强大的直觉天赋。与此相匹配的是，无论他的信念如何脱离民意，他都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基辛格指出，在戴高乐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法国的外交政策风格仍然可以被称为“高卢雄鸡”。“他作为一个孤独的人物走过历史，他冷漠、深刻、勇敢、守纪律、鼓舞人心、令人愤怒，完全致力于他的价值观和愿景。”
基辛格同样对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表示钦佩。与戴高乐一样，李光耀将一些概念变成了现实：在李光耀的案例中，是一个成功、稳定的国家。通过三十年的执政，他将一个由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组成的、没有共同历史、语言或文化的、相互分离的人口组成的贫穷小岛，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人均收入在亚洲最高的国家。
李光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部分原因是迅速粉碎了自己的政治反对派，然后不受质疑地进行统治。他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极具创新精神，并创造了一种“共享成功”的民族精神，建立了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中文普通话、泰米尔语和英语。并且在他治理国家的早期，将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用于教育，这样的比例令人吃惊。
李光耀利用种族和收入配额来消除住房方面的隔离现象，并不顾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共识，积极招募跨国公司进入新加坡。他打击腐败，减少污染，植树造林，并每周收到一份关于机场厕所清洁度的报告，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在那里形成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
根据基辛格的判断，他还建立了东南亚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李光耀没有做到的是给新加坡留下一个民主制度。基辛格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可能不足以维持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总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不得不在“大众民主和修正的精英主义”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
李光耀的外交政策也很灵巧。他顶住了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面对大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他把新加坡称为“大象之争”中的“老鼠”，然后让自己仔细研究大象的习性。最终，他成为北京和华盛顿都尊重的顾问。他建议美国不要“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作敌人”，以免推动北京“制定反制战略，在亚太地区摧毁美国利益。”
反过来，他警告中国的统治者，至关重要的是年轻的中国人要“认识到中国因狂妄和过度的意识形态而犯下的错误”，并学会“以谦逊和负责任的态度迎接未来”。李光耀比大多数人更早理解了中国的发展将带来的国际政治困境，特别是对华盛顿而言，并劝说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防止不可避免的竞争演变成战争。阅读李光耀的警告，很难不希望今天的大国领导人能听到同等的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