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锐学者T·Greer在其博客上撰文，认为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主流观点有致命的缺陷，即脱离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流的假设，即美国能无限期拖延台湾问题是不对的，因为美国控制不住台海局势的发展，最重要的变动是台湾内生的民族情绪成长，以及北京由此变的更具胁迫性。

T·Greer 认为，对比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和中国对台统战政策，两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明显的失败，并激发了近似的反应：更大力度的胁迫。台湾问题已经发展到关键时间点，不能再沿用乔治·凯南和外交领域专业人士的精英主义那一套。美国对华对台战略的重要性，早已经达到了需要美国国家机器全力运转和全社会动员的时刻，真正战略的执行，将超越“书呆子们”的思考。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其中观点或者确认文中事实。

在《外交事务》杂志上，何瑞恩（Ryan Hass）和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发表了一个有趣的论点（译注：指两人在2023年1/2月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台湾长博弈：为什么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没有方案》）。

 

何瑞恩和布兰切特担心，美国和中国正在毫无必要地在台湾问题上走向武装冲突，因为这两个大国都认为：“中美对抗根源上的难题”（即台湾问题）只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与此相反，何瑞恩和布兰切特认为：“有时最好的政策是，避免将棘手的挑战推向高潮，而是将问题继续拖延下去。”

何瑞恩和布兰切特的框架中隐含着这样的信念：美国控制着拖延的节奏。是由身处华盛顿的决策者，而非北京或台北，来决定这场三角探戈的拍子。

推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很明显：美国有能力限制台湾的行为，而北京知道冲突的代价极为高昂，即便获胜，也是一场彻底的灾难。除非被逼到墙角，否则北京不会发动台海战争。所以，是由美国来决定把问题再拖延一小段时间，或是再拖延很长一段时间。

译注：关于中国入侵台湾的成本效益分析，请参考加美财经曾编译过的文章：《武统台湾的全景推演：即便北京获胜，对中国来说也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何瑞恩和布兰切特的论点很有说服力，而且论证清晰。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他们警告说要避免“在不改善台湾防卫安全的情况下无意义地挑衅北京”（比如佩洛西去年的访台噱头），这一点特别具有说服力。

但是，只有当我们认为危机可以被继续拖延下去，而且是无限地被拖延下去时，何瑞恩和布兰切特的整体论点才有说服力。但我不清楚这样的前提本身是否可能。

让我们从何瑞恩和布兰切特关于为什么拖延的速度，已经放慢到了危机酝酿的速度的论述开始。他们写道：

几十年来，由于三个因素，这种方法（即限制中国和台北采取草率行动）运作良好。

首先，在军事力量方面，美国保持着对中国的巨大领先优势，这使北京方面不愿意使用常规武力来大幅改变两岸关系；第二，中国主要关注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使台湾问题被搁置；第三，美国巧妙地处理了对两岸稳定的挑战，无论这些挑战来自于台北还是北京，从而压制了任何可能引发冲突的火苗。

然而，至少在过去十年里，这三个因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许最明显的变化是：由于几十年来不断增加的投资和改革，中国军队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1995年，当美国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向台湾海峡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能愤愤不平地看着。

从那时起，中美两国军队之间的军力差异已经大大缩小，特别是在中国海岸附近的海域。北京现在可以轻易地打击台湾周边水域和空域的目标，打击在该地区运作的美国航空母舰，干扰和阻碍美国的太空资产，并威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包括在关岛和日本的基地。

由于解放军没有什么实际的战斗经验，其确切的有效性还有待观察。但即便如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兵力投射能力已经让北京相信：一旦发生冲突，解放军可以严重损害美国和台湾在台湾周边的部队。

除了中国的军队建设和军事升级，北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愿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纠缠，以追求其更全面的野心。习近平本人比他最近的前任攫取了更多的权力，在涉及台湾问题时，他似乎更能容忍风险存在。

最后，美国已经放弃了作为一个有原则的仲裁者的任何伪装，本来仲裁者的角色是致力于维护现状并允许双方达成自己的和平解决方案。美国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对抗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上。美国总统拜登多次表示，美国将在两岸冲突中为了台湾进行军事干预，这反映了这种转变。

 

何瑞恩和布兰切特提出的三个转变，其原因都与中美关系的具体情况有关。危机是华盛顿对北京看法的结果，也是北京对华盛顿看法的产物，也是两国军事平衡的后果。但是，凳子还有第三条腿，正是在那里，旧有的现状发生了最重要和最本质的变化：即发生在台湾的诸多事件，也在走向困境。

这个关于台湾的故事，其起点是最近去世的江泽民所说的几句话。这些话有点历史了，来自江泽民在2001年一次重要的军队会议上的讲话。他说：

当前，台湾岛内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大陆对台湾更加具有吸引力，加之两岸将要入世界贸易组织，台湾在经济上越来越离不开大陆。这为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加强对台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机遇。

我们要继续推动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两岸对话和谈判，加强同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台湾各个党派和各界人士地沟通，加强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加强做台湾人民的工作。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民所接受。

在这里，江泽民阐述了从90年代中期到2010年代后期的，北京基本的统一战略。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的两岸统一战略本身，与美国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平行努力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和中国的对台统战战略都假定：在国家政体层面以下的供应链一体化、跨国贸易流动，以及交织的文化联系网络，可以诱使一个顽固的政体（对美国来说是北京，对北京来说是台湾）欣然融入一个对猎物而言并不平等的政治秩序（分别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中国的治理）。

这两种战略也都失败了，而这两种战略失败的原因也是相似的：

• 在这两种情况下，猎物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对于北京是中共领导人，在台湾的案例中是台湾的社会活动家和社运人士）都明白他们所面临的敌方策略，并会作出相应反应；
• 在这两种情况下，领导人都采取了激烈行动来限制不受欢迎的文化上的影响；
• 在这两种情况下，领导人都采取了果断行动来保持对国民经济的控制；
• 在这两种情况下，领导人都把问题说成是国家主权和私人利益之间的选择；
• 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把自己的选择说成是民族主义对国内贪婪和外部颠覆的胜利。

我提出这些相似之处，决不是为了在台湾的事业和北京的事业之间，建立某种道德层面上的对等。我的观点更直截了当：接触战略本身就很难成功，特别是当对方了解了你所寻求的最终状态之时。

击败接触战略的工具其实很明显，一个意志坚定的对手会使用这些工具。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接触战略及施展这一战略的一方就无法实现目标。在这一点上，受挫的大国必然会从接触转向更多的胁迫措施。

因此我们看到了：美国在特朗普和拜登时代对中国问题的粗暴处理，但在同一时间段内，北京也对台湾进行了粗暴处理。

这是一个需要把握住的重要观点。请原谅我进一步追问，如果我们回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观察小布什政府在台北和北京之间的政治跷跷板，很明显，当时他们所做的正是何瑞恩和布兰切特所建议的那样：把台湾问题拖延下去。

但这种拖延行为，是以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不那么主动、不那么具有今日这样的反应性为前提的。当罗伯特·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一短语时（译注：2005年任副国务卿时），他赞同采取积极的战略来管理好中国的崛起，中国问题本身并没有被推迟到下一届美国政府。

只有在这种更大视野的背景下，小布什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拖延才有意义。 台湾问题可以被拖延，因为拖延方向是通往中国会成为一个负责任利益攸关者的未来。台湾问题不仅仅是被推迟到“未来”，而是被推迟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未来——一个台湾问题更容易管理的未来。

管理好中国崛起带来的问题，台湾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但这场赌博失败了。交往和接触并没有安抚中国；文化纽带并没有让中国精英阶层适应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经济一体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共产党对颠覆的恐惧；中国经济崛起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极端民族主义关于近代屈辱和当代复兴的说法。

当然，台湾仍然是北京一直以来的症结所在。因此，在上一次海峡危机结束的二十多年后，我们又面临着另一次海峡危机，但这一次军事平衡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果断地向我们倾斜过来。

何瑞恩和布兰切特主张再次把台海问题推迟到未来。但与过去的接触战略操盘者们（译注：如上述的佐利克）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提供一种理论或假说，来说明为什么“中美对抗根源上的难题”（即台湾问题），在未来几年会得到更容易的回答。

我们可能希望出现一些奇迹，比如：中国一党制政府的崩溃；一些更温和改革派的统治；对维持共产党统治的民族主义叙事的出乎意料的放弃。但我并不抱有这些奢望，我担心每一次拖延都会把问题踢到一个我们难以挽回的沟壑里。

当看到台湾的政治局势时，许多中国人都有与上面相似的感觉。中共领导层在启动其吞噬台湾经济社会的计划时，也并没有拖延台湾问题（就像我们没有拖延中国问题一样）。我们（美国）可能是在把台湾问题推迟到一个未知的未来；而中共却没有推迟。

中共在利用经济、文化和政治手段，来催生对自己有利的台湾问题解决方案。在马英九政府的某个时刻，这看起来是一个正在取得胜利的策略，但这个时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太阳花运动到今天，台湾政治的发展轨迹已经让北京的统战政策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失败。

更重要的是，北京自己明白这一点。

如果说，北京对台湾的胁迫比十年前更为凶狠，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在那十年间所推行的温和的统一战略未能实现目标。如果中共仍然相信经济接触和文化渗透能给他们带来政治成果，他们就不需要转而采取军事胁迫来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无论习近平的真正立场、解放军的军事力量或美国对华政策的任何具体内容如何，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些东西是决定性的：这些认识（不再相信统战收买策略）决定了中国能够做出过去无法做出的决定。但中共做出这些决定的必要性，处于台湾本身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下游。

因此，台湾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本身，而非美国的决策，才是考量中国对台策略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一点意见对华府来说是很难听到的。何瑞恩和布兰切特在他们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五角大楼的军事规划人员是如何执着于“封锁和入侵方面，因为这种情况最符合美国的能力，也最容易被转化为概念和军事计划。”

其实以类似的方式，华盛顿的政策圈专注于对政府来说最容易处理的问题要素。但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不是这种可以处理的问题，华盛顿无法控制台湾民族的民族情绪，华府对台湾的国内政治只有有限的影响力。政策杠杆并不存在。

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那些更容易撬动杠杆的领域。

再考虑一下何瑞恩和布兰切特为两岸关系恶化提出的三个原因。 他们把问题归结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习近平的特别自信，以及美国人民对台湾的热情支持。我们对第二个问题无能为力，他们两人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给他们留下了两个能处理的因素。

不幸的是，为了缓和局势所需的两点，即：降低美国人民支持台湾的热情，以及使中国的军事力量相形见绌是相互矛盾的。

成功的威慑需要稳健和很大的奉献。只有比现今情况中更热衷于台湾自由事业的美国人民，才能提供成功威慑所需要的支持（即必须的巨大国防开支，全社会普遍的击败中国的决心）。然而，何瑞恩和布兰切特每一次都反对那些可能激发出这种民众支持所需要的力量，他们接二连三地支持安静外交而不是公开宣示，支持战略模糊而不是战略清晰，支持微妙外交而不是意识形态差异，支持谈判沟通而不是国力动员，支持冷静的精英专业精神而不是美式民主激情。

可以说，何瑞恩和布兰切特把台湾问题概念化了，使其掌握在像他们这样的专业精英手中。还有谁会希望如此谨慎地去平衡两个矛盾的要求，即同时实现中美之间的安全保证与对华威慑？只有既清醒又专业的政策执行者，灵巧而坚定，才有希望在这样一个极为狭窄的空间里灵活掉头。

也许这一切都有点虚幻。何瑞恩和布兰切特说的是确定性，我希望他们用概率说话。他们确信，解放军在海峡上即便作战成功，“也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惨胜”。我们能这么肯定吗？想

象一下中国征服台湾以及美国权力挫败对中国大有助益的情景有那么难吗？

我想知道这个问题的几率：我们是否有95%的信心中国的胜利将是得不偿失的？还是更接近于65%的水平？然后，中国人以我们的方式估算这些事情的概率是多少？对许多军事分析家来说，很明显的是俄罗斯没有为入侵乌克兰做好适当准备。这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入侵发生时还在怀疑入侵即将发生。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自己会在辨别这个同样不透明的极权国家的战略计划方面，会做得更好？我们能有多大的信心？

在这样的问题上，我是个十足的胆小鬼。我不会做任何预测。人类事务很复杂，几乎不可能预测。意图有时可以事先知道。但人类的感情和冲动将如何扭曲这些意图却不能事先知道。中国人很可能打算把他们的军事活动保持在“灰色地带”，但他们能把军事活动始终管控在那里吗？中国人在打一场猛烈的战争前，是否需要提前数年策划对台的两栖入侵？

这些政策辩论中缺少的东西之一，是旧冷战时期对不确定性的坚持。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构成了不必要的升级的持续风险。即使在危机开始前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升级也可能会发生。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整个冲突博弈理论是建立在以下洞察之上的：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挑起结果并不确定的危机，来胁迫另一个国家。我们能完全认定这一逻辑只是冷战时期的旧物、而对今日无效吗？

从冷战经验中还可以吸取其他教训。我想起了林恩·里斯的那篇老文章《地缘政治书呆子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Geopolitical Nerd）。在这篇文章中，里斯剖析了乔治·凯南的失败和挫折。与流行的刻板印象相反，凯南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痛苦的冷战斗士。

当凯南想要一个在政治层面遏制的政策时，美国国家认为“遏制”意味着凯南自己从未想过的东西。凯南心目中的遏制将以长远的眼光和对国际形势的细微理解为指导。凯南心目中的“遏制”战略语气要冷静，手段要多样，应用要灵活，在必要时要让步，在需要时要强硬，并且要仔细调整，既不能羞辱苏联，也不能把他们困在“他们无法承受的位置上。”

但历史上真实的遏制战略，实施起来与此完全不同。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将遏制设想为一种军事曾面反推的战略。遏制战略的真实应用是不稳定的、变化无常的；真实遏制战略的言辞是轰轰烈烈的、是暴力的。现实中的遏制战略的特点是狂热的波动，有时与外部现实相符，但更多的时候是与美国国内的选举周期同步。凯南痛恨这一切。

里斯在那篇老文章中评论说：

凯南所呼吁的是一个美国人民可以团结起来的目标，但他却希望用一种并不存在的手段去战斗，即一些微妙而细致的美国公众和政治家，这种人数量在现实中少得令人吃惊，甚至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

美国人看世界并不是黑白分明的。然而，他们也不会把现实世界看成是无穷无尽的微妙灰色。普通美国人的世界观，是可以用三原色、以宽泛的画笔笔触来描绘的，其线条一目了然。美国普通人对世界有区分的余地，但不能有太多的区分。必须有一个容易消化理解的结局和一个容易消化理解的计划。最好是，无论采取什么计划，都能迅速取得成果，在30分钟、1小时、2小时内取得明确的结局，或者最多只用一季电视剧的时间。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限制，那么其进展必须是可以证明的。长时间的紧张只会导致人们对恢复正常的强烈渴望。

在凯南的遏制构想中，美国在国内重新找到了道德感，而国务院里的上等人则通过在谈判桌上找到巧妙的拒绝方式来挫败俄国人。俄国人在道德上会被美国的美德所束缚，在政治上则被皱眉头的外交官所束缚。

换句话说，凯南最初的设想是死路一条。美国既没有历史传统、文化、政治，也没有执行这种微妙政策的人员。美国将继续成为一个有缺陷的、分裂的、相当晦涩难懂的世界大国，其外交政策永远受制于美国政治周期的起伏。

从根本上讲，凯南是一个有缺陷的战略家。他准确地诊断了美国战略的目标，即遏制苏俄，以使其内部矛盾分崩离析，但他没有提出一个战略实施方案，而这个方案必须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美国人执行。（译注：即代表美国公众信仰和感情的政治家，而非知识界的专业人士）

 

我在何瑞恩和布兰切特的方法中看到了凯南的影子。里斯所说的“地缘政治书呆子”们，在相关的战略和外交问题还没有重要到上升至美国大众意识的时候，运作起来相当有效。但是，当问题严峻到需要我们动员整个官僚集团来解决时呢？当问题已经成为选举纲领的核心内容时呢？当相关政策被所有人承认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时呢？当失败的代价对许多美国人民来说是如此具有破坏性时呢？在某一时刻，一个政策领域已经达到了美国大众认同成为其获得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的程度。我们现在的对华政策难道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吗？

台湾问题已经脱离了冷静的专业知识领域。我不相信两位作者和其他外交关系专业人员，可以强迫台湾问题回到专业知识领域。

那么，上述这些都是灵巧的外交拖延策略的局限。符合凯南和两位作者要求的精英外交家的人数，比相信精英外交的知识分子人数还要少。即使是最灵巧和最善于外交的人，也不能总是保护自己的计划不受相关国家示威者的反复无常或独裁者不可预知的失误的影响。而这些还都是容易的问题。而无论这些问题处理得多么好，事实是在华府没有人有能耐让台湾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倒退。无论怎样的灵巧手段，都无法冷却这场冲突的主要引擎。

但是，比拖延更严肃的问题是：我们不仅仅是把台湾和北京分离的核心问题拖延下去，而且还在我们之间就我们对台湾事业的承诺进行了必要的辩论。

我们对台湾的承诺，是保障2300万人民自由和自治的承诺，是对维护美国在东亚地位的决心，也是一个冒着与二战以来最可怕的军事力量进行高强度战争，以及可能的核互射风险的承诺。这些都是难以置信的风险和赌注。

大多数美国人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是风险和赌注。这一点在昨日的世界里是不错的，那时中国的军事野心可以很容易地被遏制，我们美国人民不需要恐惧或牺牲。但事实已经改变了。现在我认为：将我们自己投入到美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的战略竞争中是不明智的，而且可能相当危险。

拖延战略的支持者，可能希望把动员美国社会也推迟到将来。 如果我们能让中国人延长他们的时间表，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免于恐惧和愤怒，就不需要让美国人民承受任何压力。

但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概率问题：我们有多大把握这个计划会成功？我们能有多大的信心，相信这个计划会成功呢？如果我们计算错误会怎样？如果我们的计划出了差错怎么办？然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面临着与现在相同的问题，但军事平衡态势对我们更加不利，而我们自己的人民还是没有做好准备来阻止或击败一个意外的敌人。

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为这种情况做准备，或者决定完全退出保护台湾的博弈。无论哪种选择，都需要在我们面临危机的尖锐边缘之前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事情根本就不能拖延。

最后，我很高兴和瑞恩和布兰切特提出了平衡和清醒的理由。然而，我担心他们太看重美国官员可以控制的东西，而对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则太过于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