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法学院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中退出后，引起轰动。大西洋月刊作者亚当·哈里斯采访了院长希瑟·格肯，了解这个决定背后的想法。

每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顶尖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排名，都会在一片呻吟和欢呼声中落地。这个排名始于1983年，最初仅来自同行对院校的评价。

但是，难道布朗大学的教务长会认为弗吉尼亚大学比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更好？

从那时起，排名进行了多次调整，开始考虑到一个机构每年拒绝多少学生、入学费用以及学生与教师的比例等因素，努力使其方法更加严谨。

高校的领导们对这个名单褒贬不一。他们批评公式不计入一些因素，如对低收入学生的援助和毕业率，但是也会赞扬他们的机构在排行榜上的位置，至少对那些排名靠前的高校而言是这样的。

但最近几个月，甚至一些排名靠前的高校领导人也重新评估了他们与美国新闻杂志的关系。

11月，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希瑟·格肯(Heather Gerken)宣布，耶鲁大学将不再为这个排名提供数据。格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排名缺乏对公共利益奖学金和招收工人阶级学生的重视。

她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排名过程正在破坏法律界的核心承诺。” 

在耶鲁大学宣布之后不久，哈佛大学法学院（最近在榜单上排名第四）也表示将退出排名。此后，除两所外，前14所法学院都加入了拒绝的行列。

我与格肯谈了谈不再参与排名的决定，这对法律教育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以及本科院校是否应该效仿。对话已经过编辑，以保证长度和清晰度。

亚当·哈里斯：我正在读你写的关于为什么决定放弃排名的信。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批评这个排名。为什么你认为，现在是停止为这些排名做贡献的好时机，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注，这里指促使做出决定的最后一个诱因）？

希瑟·格肯：有两件事。我刚刚开始第二个任期，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坐下来反思我们所做的工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经济公平成为有关高等教育对话核心的时刻。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耶鲁大学法学院退后一步的时候，也是每个人退后一步，真正认真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

哈里斯：所以这也是你在第一任期内思考的问题？

格肯：是的。我相信要努力给机构一个改变的机会，所以像许多其他院长一样，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美国新闻网讨论排名的核心问题，我很遗憾地说，毫无进展。自从宣布之后，我们从教育界、校友社区、我们的学生和教师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但随后与《美国新闻》的对话，真正坚定了我们退出排名的决定。

《美国新闻》是一个商业实体，没有专业知识和法律教育，而且产生的一套排名，并没有为庞大的、不同的机构提供一个全面和准确的图景。如你所知，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说，我特别关注低收入学生和有兴趣从事公共利益工作的学生。

哈里斯：当你说这进一步坚定了决心时，你是指他们不愿意改变那些关于排名的基本因素？

格肯：是的，如果你想修改排名，那就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而《美国新闻》已经公开表示，即使是关于公共利益的奖学金，他们也不打算关注这个。因此，这只是坚定了一个决心，这不是学生应该获得信息的地方。

哈里斯：一些支持排名的人提出一个观点，如果院校不与排名分享那么多信息，那么那些可能仍然求助于排名以获得指导的学生将在更少的信息下工作。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格肯：我相信透明度，我相信数据，我自己也帮助建立了一个排名。所以我只想说，我计划让耶鲁大学法学院领导这样的工作。我很清楚为什么让人们获得好的信息很重要。我们不仅致力于为自己做这件事，而且帮助领导关于所有法学院应该如何做这件事的对话。

美国律师协会已经有大量的数据，所以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哈里斯：所以，在这期间，你要向未来的学生指出已经存在的美国律师协会等的信息？

格肯：是的。这也是更全面任务的一部分。我说过这是我担任院长的第二个任期，而我们在过去五年所做的一切，都极大地改变了这所法学院。比如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当我开始工作时，学生群体在10年内基本稳定在32%的有色人种学生，而我们已经录取了我们历史上最多元化的六个班级。目前的班级是54%的有色人种学生。

我们已经将家庭中第一个学生是上职业学校的学生数量增加了80%，校园里的退伍军人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多，他们现在占我们学生总数的7%。因此，法学院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们正在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支持。

哈里斯：你希望在你的决定之后会有什么变化？

格肯：法律教育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从太狭窄的学生库中抽取入学来源。因此，只有15%的律师是有色人种。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上法学院的费用和来自低收入背景的学生所面临的许多障碍，这些是地球上最有才华、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学生。

我们应该伸出援手，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为他们提供茁壮成长所需的支持。这是法律教育能够向前发展的唯一途径。这也是我们的职业所需要的。

《美国新闻》的排名是系列障碍中的一个，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因此，我只想说，把财政援助放在最需要的学生手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应该投入资源的地方，我们也应该为学生提供他们在法学院内所需要的培训，以便走出去改变世界，改变他们的社区，有所作为。每个人都需要在这个对话中发言。

我们还需要满足学生的其他需求。例如，我们知道，来自贫困线以下的学生，低收入背景的学生，往往在没有专业网络的情况下来到法学院。在一些地方，他们只是给人们一本（关于如何建立网络的）手册，好像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在这里，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系统，向学生提供我们的律师和领导人网络，作为导师，给他们提供每个人在前进道路上都需要的帮助。

哈里斯：到目前为止，除了两所顶级的法学院，其他的都已经退出了排名，北卡罗来纳州的坎贝尔大学的法学院最近也刚刚退出了排名。你是否认为在本科阶段也需要采取同样的集体行动，或者有可能，因为在本科阶段也有大量反对《美国新闻》排名的呼声？

格肯：我显然专注于法律教育，这是我真正理解的排名。但我只想说，此刻每个人都应该退后一步，思考他们是否在这个国家为进一步实现公平做得足够。大学必须成为这一对话的一部分，这个时刻已经到了。这种对话的一部分是他们在内部所做的事情；这种对话的一部分是，他们如何培训学生回去为他们国家的社区服务；还有一部分是参与排名等问题。

过去几周真正令人感动的事情之一是，这种反应有多么强烈，以及每位商学院院长在加入这场对话时，是如何带来了新的思考。你看到的是，一群院长正在认真思考法律教育的未来，我们职业的未来。

尽管你知道这些都是独立的决定，但你可以看到这个对话实际上是反复进行的，看到这么多人努力思考并参与到这个对话中，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对我们的未来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