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杂志的两位作者，深入分析了思想家福山的哲学师承及其全部作品，指出福山意识到了民主自由制度面临的风险，但和其他知识巨星和政治人物一样，不知出路何在。

弗朗西斯·福山在今年出版的最新著作《自由主义及其不满》中认为：自由民主的“美德”，必须得到“明确的阐述和颂扬”。这条论断是一个奇怪的指令。

 

三十多年来，福山一直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作品类型来论证自由民主是人类现有的最佳政府形式。

如果这一制度的正面理由还不够明确，那么他一直以来在做的是什么？

福山在这本书中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倡导者，而不是一个学者或哲学家。现代大学所践行的社会科学活动的前提是：学者们可以只考虑政治上的实践问题，而不给予价值上的赞美或指责；同时，哲学的前提是，可以在理论上考虑价值问题，但至少暂时退出政治实践。

而福山从一开始就告诉读者，这些都不是他的目的。

在他看来，通过颂扬自己偏爱的政体形式去塑造公众舆论，不仅是一个合理的、可以公之于众的目标，而且他还指责其他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放弃了这个目标。他同时指责美国的保守派和进步派，对“民主进程”日益增长的不信任。

所谓“民主进程”是指通过言论塑造舆论。

福山认为：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结盟的共和党人越来越怀疑选举的公平性，或者说，保守派越来越怀疑那些反对他们议程的人，是否能被认为是真正美国人。

与此同时，左派则通过“法院、行政机构及其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力量”，推行着围绕群体身份认同而组织起来的、对社会具有分裂性的政治形式。

保守与进步双方，似乎都没有能力和兴趣去尝试为自己的议程取得“广泛的社会共识”，而这种对议程的共识，，原本可以通过传统的民主手段来吸引大多数同胞的现实利益和价值观：通过政治行动来证实自身派别的文辞呼吁，旨在满足普通人合法的需求。

保守与进步双方的这种失败，似乎不仅让福山感到遗憾，而且让他想起了导致苏联解体的可怕政治僵局。福山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分析家研究苏联军队，因为他也在为自己关于“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文奠定知识基础。

在1989年的文章《对我批评者的答复》（A Reply to My Critics）中，他认为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正在目睹基层社会秩序的崩溃，这一点以“一般犯罪行为的迅速增长”为证据，以及苏共精英们“道德权威”的丧失。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政体失去了信心，他们曾经认为自己的政体是“普世主义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人类的历史就是要不可避免地实现这一思想。

在自由民主最后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对手（即共产主义）的垮台之际，如果认为福山为此幸灾乐祸的话，那将是一种可怕的误读。相反，福山当时和现在都在担心：如果西方精英和普通百姓，对历史朝着自身理想的方向发展并在全球取得胜利这一点失去希望的话，以及如果知识分子忽视了自身需要证明这种希望的使命，那么，苏联的命运，也可能就是美国的命运。

自从1989年他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和三年后《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出版后，福山经常被讨论，也经常被学者批评，因为他直截了当地声称自由民主已经胜利了。

在 《对我批评者的答复》的第一段中，他反思了自己那篇有着令人惊讶的名气的有争议文章，他抱怨说：“我的真正成就是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普遍共识……一个关于我错了的共识，事实上历史没有结束。”

但是，几乎所有读者都忽略了福山更为微妙的观点。相比那篇回答，《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再次详尽阐述了这一观点，并在《五年后对历史终结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History, Five Years Later）中再次指出：自由民主制优于所有其他统治形式的前景，不能成为理性的已经确定的对象，而只能是一种“希望”。

这种希望与福山的忧虑是分不开的。

这种忧虑是：如果人们不认为历史具有“进步特征”，不把历史想象成为会传播自身政治价值观的一个过程，那么他们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就会受到致命破坏，从而也会对自由民主政体本身带来破坏。

如果没有这种”对历史进步的希望“，美国将落得与苏联一样的下场。

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政治上必要的“希望”。从1989年到现在，福山把为这样的“希望”提供理由作为自己的责任。但是，贯穿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的课题，也就是阐述和赞美自由民主制度，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因为这是与多种相当不同的受众群体对话。

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采访中，他反思了自己如何应对这些“彼此矛盾的受众”。一方面，对于学术专家组成的一组听众，他主要是“在脚注中”与他们沟通；另一方面，有一个人数更多但目前正在缩小的“剩余观众”群体，他们是对智识和政治生活感兴趣的美国人。

他坚持认为，后面这个群体不是“一般公众”，而是“一般读者”。因为根据推测，公众已经不再阅读了。因此除非通过非常间接的手段，否则，知识分子是无法再接触到公众的。

福山的读者中，其实很少有人能注意到他曾公开表示过的一种关注。即，福山对不同群体以不同方式说话的关注。他们也很少考虑这些不同的说话方式如何有助于（或无助于）福山的课题，即巩固我们对自由民主制度的集体信仰。

但没有这样的关注，我们就无法理解福山的知识和政治生涯，也无法理解他的课题所遇到的困难这一事实本身，不仅能告诉我们福山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情况，而且也告诉我们他所捍卫的民主自由政体的问题。

福山从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本科教授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那里学会了如何向多种听众讲话，后者曾在邀请福山到芝加哥大学做演讲前不久，在1987年出版了自己的名著《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副标题可译为：美国高等教育如何使民主失败并使当今学生的灵魂陷入贫困）。

福山在芝大的讲座是“历史终结”论的第一个迭代。布卢姆认为自由民主，即使在冷战胜利的那一刻，也受到他在1989年对福山的回应中所说的法西斯主义“黑暗可能性”的威胁。

他警告说：针对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怨恨情绪的复兴，既可能来自占据多数的白人群体，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感到了异质移民的威胁；也可能来自少数族裔所接受的“反现代性的法西斯主义论点”，这些论点会通过美国学术界对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和其他极右非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重新发掘和诠释而被接受。

 

布卢姆追随着自己的老师利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本人部分继承了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这一观点），向足够敏锐的学生和读者暗示：社会由成员对一套共同信条的集体信仰维系，非如此社会将会崩溃。对于那些希望追求施特劳斯学派传统所称的独立思考的“哲学生活”的人来说，他们应该谨慎地在忠于和遵守传统规范的掩护下这样做。

他们最多可能通过小心翼翼地使用政治修辞，以逐步修改集体信仰，使其与他们所理解的真理更加靠近。福山似乎从布卢姆那里学到了关于塑造公众舆论的必要性和手段，试图将公众舆论塑造成对于美国自由民主体制之生存不可或缺的那种共识。

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早期作品，显示了布卢姆和斯特劳斯的影响。作品向多个受众群体说话，赞同对自由民主的批判性的、几乎是讽刺性的支持，同时向更细心的读者表明自由民主体制的弱点和缺陷。

更为激进的是，在福山这种思想的巨大原创性中，他区分了支持美国自由民主政体的两种论点。一个是基于对人性理解的哲学或心理学层面的论证，他认为除了少数听众外，其他听众是无法理解的；而另一种是关于“历史终结”的历史论证，实际上是一种较为低级的论证，但只有它才能说服普通读者。

心理学的论证内容如下：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结论中指出：在现实中，自由民主构成了两个明显的，有时实际上是矛盾的关于人类欲望的最佳解决方案，这些欲望在不同程度上为所有人所感受。世界一方面有对平等或“isothymia”（平等意识）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有对优越性或“megalothymia”（优越意识）的热情。

人们希望被承认与其他人一样好，而当他们或其他人被拒绝这种承认时，他们会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对于人们拥有美好生活的能力来说，也就是按照一些与公共规范不完全相同的个人标准定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时，他们要能够想象自己拥有某种卓越，甚至在其他人（可能只是他们自己的家人或知道如何欣赏他们的少数幸福的人士）中获得认可，这一点似乎至关重要。

自由民主制度保护着人们不受公开宣布的人类价值等级的羞辱，同时也使他们能够将他们不可磨灭的势利主义和竞争性，引导进入无害的、甚至是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中。没有任何其他制度能以如此大的平衡程度，来满足这两种矛盾的需求。

然而，虽然现代社会已经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正如 isothymia（平等意识）和megalothymia（优越意识）的平衡所显示的那样，现代思想已经到达了一个僵局，即：无法产生对最能适应人们最深层欲望的政府形式（即自由民主制）的理性辩护。

这是因为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自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思想以来，西方知识分子越来越难以相信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人性，使得人们可以客观地知道哪种形式的政府最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今天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在历史上太多不同的社会中，人类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谈论人性是毫无意义的，或者更糟糕的是，这是一种体现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冒犯。

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典型代表，是18世纪革命时代的继承者。在革命时代，美国和法国共和政体的创始人宣言说：人性的普遍性意味着人类的普遍权利。

但面对来自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批评，以及新近来自生物学（分子人类学和基因组学）的新观点，专家学者们似乎无法为这一宣言提供合理的科学依据。也许现在，普遍权利观念在人们中间只是作为一种陈旧的、越来越不受欢迎的信仰条款而存在。

福山指出，那些革命中的许多领导人，如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认为自由民主“需要一种补充性的信仰”来抵御对人权的理性基础的怀疑主义腐蚀。

福山总结说，这些启蒙思想家所预见到的“现代思想的僵局”，是当代任何一个后人都无法克服的。自由民主虽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没有任何知识界的捍卫者能够说服自由民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让他们相信确实存在着跨越历史长河的人性，可作为不同政体之间比较的基础。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的支持者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希望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历史继续按照过去的方式展开”，有利于自由民主的稳定和传播。由于“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战胜了其最具挑战性的对手，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人们来说可能变得更加可信……现代思想的相对主义僵局将在某种意义上自行解决。”

换句话说，自由民主站在“历史的尽头”的这一想法，是一种次佳的信念，是要灌输给那些无法克服“现代思想僵局”，无法意识到人性普遍性层面和政治层面问题的人。它并不是真正真实的，而是一种出于非理性原因而持有的信念，引导持有这一信念的人以理性的方式行事。

既然它不能建立在人们对人性的理解上，自由民主就必须建立在一个共识上，这个共识是基于一套足够真实的、看似合理的、引导人们走到今天的、关于历史逐步展开的信念。

令人不安的是，这意味着美国的自由民主政体依赖于福山所说的“民主进程”，而美国的右翼和左翼都在放弃这一进程，或者换一种说法，美国的自由民主政体依赖于形成“共识”的可能性。

但是正如他在1989年所指出的，当他抱怨“独特的普遍共识”误解了他的思想时，“共识”可以建立，而且也许确实可能建立在对真相的普遍浅薄误解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同一篇文章中，福山哀叹着外界对其复杂论点的夸张描述，声称对美国政府形式有信心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是在世界范围内就“自由民主的可行性”形成的“显著共识”。

福山要么是相当愚蠢，要么是有所图谋，也许是向他所理解的少数有心的读者发出信号，自由民主的未来取决于其倡导者能否确保公众坚持对历史和未来发展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也许甚至不是一种“真实的看法”。

斯特劳斯学派的核心要素是，为两类受众写作。一方面是能够理解真实情况的哲学家，另一方面是那些虽然无法理解，但可以被引导到“真实意见”的绅士，一种在哲学上和真理意义上不完全合理的信念，将引导他们采取符合理想的政治行动。

施特劳斯、布卢姆和这一传统中的其他思想家影响了学术界以外的一些人物，如评论家威廉·克里斯托尔，他将施特劳斯思想的版本转化为政策制定和影响公共舆论。

尽管施特劳斯思想的版本今天仍在激励着政治右派，包括极端的网络右派，但其影响力的高峰期是在小布什政府早期。指导2003年入侵伊拉克决定的新保守主义集团，被许多人认为是以施特劳斯的意识为指导，即公众可以而且确实应该被一个“高贵的谎言”所欺骗。

正是由于认识到福山对施特劳斯传统的亏欠，人们应该阅读他在2006年出版的书《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这本书的表面目的，是表明福山反对入侵伊拉克和乔治·W·布什政府过度的外交政策野心。但福山一开始就为施特劳斯的声誉辩护，因为他预见到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所谓“决策绅士们”，会留下灾难性的遗产。

施特劳斯和他的许多学生奉行一种解释文本的深奥艺术，寻求隐藏的意义，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他们使用各种技巧（译注：隐微写作）来激起细心的读者进行更多的思考。

对施特劳斯来说，这些技巧之一是一种数字学，据说某些作者以特有的方式使用特定的数字，以示其文本表面的主张下隐藏着的其他东西。例如，施特劳斯说，意大利外交官尼科洛·马基雅弗利为此使用了数字13及其倍数。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中关于施特劳斯一章的第13个脚注，将读者引向施特劳斯最重要的作品《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结论。在那段话中，施特劳斯对“最佳宪制”，即最佳政府形式如何产生的两种观点做出了关键性的区分。

古希腊人的“古典观点”，也是美国和法国革命的领导人所持的观点，即“最好的宪制是针对各种目的的，这些目的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这些目的可以通过“理性的设计”，即在对人类心理的理解基础上设计的制度来识别、排序和满足。

施特劳斯认为，另一种观点产生于支持美国革命但反对法国革命的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反革命著作，但此后迅速成为现代思想的精髓，认为“健全社会秩序的产生，绝对不是一个由思考引导的过程”，而是必然来自整个历史中所积累的所谓自然力量自由发挥出来的结果。

施特劳斯认为柏克是对人类政治的理解之父。在这种理解中，人类的任务主要不是用他们的理性来决定哪种共同生活的方式最能满足人性的要求，而是决定历史的意义。这种历史主义的保守版本认为，历史已经在自身的方式中完成了它的工作，人们除了感激和维护它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一个进步主义的版本认为，历史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人们可以期待进一步的发展，其形式可能是在旧的生活方式中产生新的生活方式，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或者仅仅是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传播给世界上所有其他人，这同时是自由主义的进步性所在和新保守主义的理想。而所有这些都是令施特劳斯厌恶的。

福山通过脚注引用这段话，也许是在提醒那些像他一样沉浸在施特劳斯及其学生作品中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小听众。虽然他把自由民主的未来，寄希望于围绕着对历史进步的理解达成共识，但他自己也知道，从哲学上讲，美国民主自由政体并不取决于这种共识中所持有的似是而非的真相，而是取决于关于人性的真相。

他也许是在警告他们，当他们试图在枪口下向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的时候，美国在国内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因为甚至那些本应被施特劳斯教得更好的精英们，现在也在接受一种不适度的、危险的进步派历史观。他们缺乏节制的能力，也许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这种历史观严格来说并不真实；它只是向非哲学背景的听众讲述一个足够真实的叙事。

福山因此与新保守主义运动决裂，而他此前一直与新保守主义运动有紧密联系。他还开始了一场政治思考上的演变，这似乎使他无法接触到同情他的具体建议和更全面世界观的政策制定者。

现在，还不清楚他想和谁说话。在2018年就其第二新的书《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的出版，接受专栏作家韦斯利·杨的采访时，他说他现在是在向“不太可能听从”他建议的听众提供政策建议。

事实上这些建议是相当合理的，并从福山在“历史终结”论文中对人性的心理分析中顺理成章地流露出来，这也许正是它没有被听取的原因。他警告说：美国政治争论变得如此尖锐的和如此反民主，部分原因是美国人越来越无法通过共同的国家认同，来确保人类对“尊严”的基本需求。自由主义的普遍的、平等的前提，只有在一个有边界的、有连贯的民族认同的民主国家之内，才能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和具体的表达。

当然，人们的需求不仅是象征性的，甚至他们对平等的渴望也不能仅仅通过政治家的口头表达来满足。相反，作为一个更大整体中的平等一员，他们为了感受到自我价值得到肯定，其必须能够在他们生活的物质、生活模式中体验到平等，他们需要拥有必要的资源来维持他们所理解的体面。

这不仅包括最低限度的身体健康；还包括那些仅靠再分配计划无法提供的、通过工作和服务为社区做出贡献的感觉；还包括拥有表达和分享个人信仰和传统的安全言论空间；以及拥有中立、可靠的公共机构，在这些机构中，通过对超越性的国家目标的共同认同，可以调和或中止这些价值的冲突。

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足以控制人员、货物和资本在其边界内的流动，并抑制住次国家身份和道德承诺方面的冲突，才能维持安全、经济繁荣和相对的物质平等，以满足人们的基本人类欲望。福山要求左右两派的文化战士都要保持温和，他还呼吁建立一种爱国主义伦理，承认国家统一和安全，是宽容、多样性和私人生活中舒适的必要前提。这些呼吁和他对伊拉克战争的警告一样，都是无效的。

在福山看来，向左右两边的政治精英们宣扬温和，控制他们的党派和个人野心，并提请他们注意重建美国的物质基础设施、公民机构和对共同国家目标的信心的迫切需要，似乎既是必要的，也应该是不可能的。斯特劳斯的传统是让精英们意识到一个人政治生活方式的公开理由，和其真正的、哲学的、几乎无法把握的原则之间的关键区别，从而教会他们节制。

尽管这种不连贯的感觉可能经常给精英们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在知识上比普通人优越，或者说他们有权欺骗普通人，但这种感觉至少有可能让他们意识到，正是因为历史没有真正结束，也永远不可能结束，他们需要不断用自己的言行，为公众提供这种信仰的合理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民主有两种不同的理由，针对不同的受众，这个概念的作用就像福山的警告，即美国政体中的异质性和同质性之间的平衡本质上是不稳定的。通过提请注意一种微妙的、不稳定的平衡，这两种观点都应该对外输出谨慎的观念。

但从福山自己的承认来看，无论是他所脱离的新保守主义者所继承的施特劳斯思想，还是他自己在政治上更加务实地继承施特劳斯和布卢姆的遗产的努力，在这些方面都没有成功。

如果具有哲学头脑的自由民主支持者的任务是影响精英们做出合理的政治决定，以确保民主政体的稳定，同时说服更多的公众相信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那么斯特劳斯主义的两个迭代似乎都让他们更为不利，隐微他们在玩弄多种受众。

也许，对施特劳斯范式的不满，体现在福山最令人困惑的智力投资之一，也就是一个巨大的两卷本系列著作。它将人类的历史，从源头追溯到自由民主出现和传播的现在。即2011年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和2014年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这个系列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全面而肤浅的描述，将其视为走向 “历史终结”的目的论运动，几乎是以福山自己曾反对的夸张描述形式呈现。

这些书太长了，太有学问了，不可能受欢迎，而且它们与当代政策没有明显的联系。但它们也太过肤浅和缺乏反思，以至于那些可能深入研究过《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或福山的其他更深奥的著作的读者对它们缺乏兴趣。

这两卷书既不是针对哲学精英，也不是针对政策制定者，更不是针对普通读者。就好像福山在用尽了施特劳斯的范式之后，现在向他自己也不再确定的读者群体，阐述和颂扬被视为历史终点的自由民主的美德。

福山认为，美国自由民主政体需要被其公民视为历史目的的容器才能生存，而其领导人反过来也必须在其言论和政策中给公民提供这种信仰的充分理由。但是，为了使自由民主得以持续，人们还需要另一种信仰，即对言论可能性的信任。他们必须发现自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通过对公众（无论他们是否认为公众是由多个听众群体组成的）讲话，他们可以让公众注意到类似于真理的东西，并激发出合理的信仰和行动。

也就是说，人们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建立在对民主修辞的更基本的信仰上，恰恰就是福山感叹当今美国政治中极端缺乏的讲话模式。福山感到遗憾的是，美国政治家们放弃了这种做法，反而在呼吁各自的激进基本盘，而不是呼吁可能被大多数公民认同的潜在“共识”。

然而，福山自己的言辞现在似乎没有特别的听众。无论头条新闻中出现什么令人欣慰的消息，自由民主的困境都是可怕的。而福山，尽管他表面上很乐观，却提出了一个警告：可能结束的不是历史，而是人们对历史的信心，以及对政府形式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