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刊文，介绍了目前还留在俄罗斯境内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是至为痛苦的，不仅无能为力，还感受到了被目前的俄罗斯国家和外部世界双重抛弃的困境。但他们并不孤独，变革性的力量在酝酿之中。

今年9月下旬，在普京宣布“局部动员“后不久，俄罗斯知名音乐人阿列克谢·伊瓦申科（Aleksei Ivashchenko）和格奥尔基·瓦西里耶夫（Georgy Vasilyev）在莫斯科演出。

伊瓦申科和瓦西里耶夫属于曾流行于苏联晚期的吉他弹唱风格类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生群体中有着大量粉丝。现场1500名观众中包括许多在那时逐渐成年的人。在YouTube上，这场音乐会获得了热烈反响，累计有超过一百万的浏览量。

对于莫斯科的自由派精英来说，这次活动相当于一种反战集会：在这两位吟游诗人的歌曲和言论中，有许多对当前局势的直接暗示。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因为人们可以表达出被长久压抑的、对现政权的感受，即使只是间接地表达出来。

一场几乎没有结束迹象的战争至今已经进行了9个月，俄罗斯亲西方知识分子的情绪是黑暗的。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俄罗斯人，那些还留在俄国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的人，感到深陷困境。他们在国内面临着越来越残酷的镇压，但同时也感觉到他们和普京政权一起被西方抛开。

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为双重的被抛弃者。当然，苏联时期，情况甚至更加无望，但与当时的生活方式做比较已经不可避免，就像一些历史韵脚会不可避免地重复。

毕竟，正是在1976年，两位来自列宁格勒的艺术家奥列格·沃尔科夫（Oleg Volkov）和尤利·雷巴科夫（Yuli Rybakov）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的墙壁上，写下了著名的抗议标语。

这里曾是沙皇俄国的主要政治监狱。两位艺术家写道：“你们可以把自由钉在十字架上，但人类的灵魂是没有枷锁的。”

这些字很快就被当局用砂纸磨掉了，艺术家则最终被判处长期监禁。雷巴科夫后来成为著名的人权活动家，甚至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了俄罗斯立法机构的成员。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被指派调查这一异议事件的小官员中，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克格勃中尉，名为弗拉基米尔·普京。

他在这起案件中的角色和工作并不十分重要，但鉴于多年后如今的局势，这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事实上整整40年后的2016年，同样的题词再次出现在圣彼得堡的一处海滨，此时的普京从卑微的克格勃官员已上升为完完全全的独裁者，从一个压制异议的地方斗争中的职能人员，上升为一个在全俄国乃至在边界之外全面压制人权和自由的独裁者。

俄罗斯经过短暂的民主时期，自由再次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让俄罗斯再次倒退

关于普京，并没有什么新鲜事。

例如，俄国哲学家弗拉基米尔·康托尔（Vladimir Kantor）曾描述过一种治理模式：“试图把全体人民变成军队，把国家变成兵营”，同时依靠“一种‘东正教-君主专制-民族性’的三维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康托尔指的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时代。

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从从1825年开始到1855年逝世为止。事实上，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只是俄罗斯历史上许多保守时代的一个例子，正如俄罗斯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奥赞（Alexander Auzan）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时期一直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落后，以及压制社会不满所带来的成本上升。”

在俄国历史上像如今这样的时代，钟摆最终会摆向另一边，随后会有一段改革时期，但这个循环永远无法打破，很快，俄国又回到了同样的反改革。

从19世纪开始，哲学家们，特别是那些斯拉夫派的哲学家们，在俄罗斯人的心灵深处寻找某种神秘的、看不见的力量，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道德榜样。

但他们所能找到的只是一种自卑感，即：俄罗斯永远落后于西方。

这种自卑感却奇怪地与精神上的优越感混在一起。弥赛亚主义的俄罗斯在经历了改革、军事挫败、人民反抗、动乱和革命的又一个循环后，引起了萧条，接着是人民普遍的怨恨。

人们一直在沉睡，直到下一个领导人到来，呼吁恢复国家的光荣与伟大。

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后的几个月里，这种阴郁的模式又开始报复性地出现，这几乎成了对俄罗斯文明早期时代的一种模仿。

一个故意拥抱萧条和倒退，迷信自给自足和自立更生，并赤裸裸地吹嘘其残忍和至高无上的国家是一个十六世纪的国家，而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国家。

10月，在今年的莫斯科瓦尔代会议上，即普京与外国政治分析家举行的精心策划的年度会议上，作家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Alexander Prokhanov ）为俄罗斯辩护，反对俄罗斯的批评者。

他对普京总统说：“外国人经常问我们，‘你们俄罗斯人能够为现代世界提供什么？你们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哪里？你们的伟大发现、工业和科学成就在哪里？’”

对此，普罗汉诺夫提出了自己的答案：“俄罗斯可以提供一种正义的宗教，因为这种宗教（东正教）这种感情是所有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自我牺牲精神的核心。”

他的说法很符合俄罗斯宣传人员、思想家和官员所深深沉浸的弥赛亚式语调，声称俄罗斯正处于与西方的存亡之战中，“西方”一词可以替换为这些俄国人所嘲笑的“全球撒旦主义的化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俄国人无意中模仿了长期谴责美国为“大撒旦”的伊朗神职人员。也许是考虑到了俄罗斯的多民族主义，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将俄罗斯精神之敌的范围扩大到了撒旦、路西法和埃布利斯（译注：伊斯兰教中的恶）。

事实上，普京的俄罗斯现在向世界“提供”的只是暴力和帝国主义思想。而今天俄罗斯士兵并不是整个欧洲的英雄救世主，和在柏林的特普陶花园（Treptower Park）所纪念的那样并非一回事，在那里有8万名苏联士兵在与希特勒德国的最后战斗中阵亡。

相反，今日的俄罗斯士兵形象是一个拖着偷来的马桶或洗衣机的暴徒，这揭示了俄罗斯腹地的极度贫困，普京的士兵大多是从那里招募的。

战争中的母亲

另一个陈旧的场景。是普京今年11月底在莫斯科郊区官邸与一群母亲的会面，这些母亲的儿子们或是普通的俄罗斯士兵，或是最近被动员起来的士兵。在公众对动员越来越焦虑的情况下，他可以借此展示他的人性和对人民的亲近。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精心挑选的“母亲”中，有几个是亲克里姆林宫组织的成员。

普京告诉她们：死在战壕里总比死在伏特加里好，做出这种牺牲的士兵没有白白牺牲。

我们可以问一问：到底为谁牺牲，为什么牺牲？为了毁灭一个外国吗？为了杀害边界另一边的人？而且这些人有近似俄国人的生活方式，经常说着相同的语言？

真正的战争母亲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她们愤怒而委屈，就在会议之前，她们创建了一个非正式的“母亲和妻子委员会”。虽然这个委员会不是有组织的反战运动的一部分，但其负责人迅速被置于政府监视之下，甚至一度被警方短期拘留。

而关于这个委员会的信息也从俄罗斯的信息来源中消失了。这是女性抗议在俄罗斯逐渐酝酿成熟的征兆。

冷漠一直为普京政权提供着社会基础。一个对本国公民漠不关心、与他们疏远的国家机器，一个对国家漠不关心、与国家意志相分离的社会。在这种共同冷漠的基础上，是一个伟大国家走特殊道路的抽象理念：将国家与所谓的“支持普京的大多数”结合起来的理念。

在战争的前六个月里，这些基础也由一个隐含的社会契约来维持，作为支持俄军总司令及其部下执行大屠杀的交换条件：普通俄罗斯百姓不必参与战斗。

然而现在，漠不关心已经不可能了。普通公民必须自己去打仗。正如普京的一位高级顾问所称，“特别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一场“人民战争”。但还是要指出，正在发生的事情仍未被正式视为一场“战争”，而且使用这个词的行政甚至刑事惩罚仍然有效。

但真正的“人民战争”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的确实是的，而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在一场全面战争中，所有的羞耻心都被抛弃了，俄罗斯公开承认追求最大的伤亡和造成最大的破坏。这样的战争只有在敌人投降和“归还自古以来属于俄罗斯的土地”时才能结束。

普京政权不仅对乌克兰居民毫不留情，对自己的公民也毫无怜悯之心，除了对他们的英勇牺牲给予经济或物质补偿外，政府无法向他们承诺什么。俄罗斯政权甚至不愿意放过自己，因为它为了打仗而蹂躏了本国劳动力市场。

正值职业生涯旺盛期的俄罗斯人成群结队地离开了国家，数十万人则被征召入伍，也许还有更多的人通过逃到国外来逃避动员。一些应征者躺在棺材里从战场上回来；另一些人受了重伤，无法工作。

当男人们参加战争时，他们家庭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在家里出现心理问题，出生的孩子也会减少。

2020年，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金佩尔森（Vladimir Gimpelson）预测，到2030年，20至40岁年龄组的俄罗斯就业人口将减少约25%，主要是因为出生人口减少。但从那时起（2020年），接连出现了一场新冠大流行病、一场侵乌战争和一次逃避服役的大逃亡，劳动力的缺口很快就会变得巨大。

人口学家米哈伊尔·杰尼森科（Mikhail Denisenko）估计，如果今年秋天被动员起来的人在军队服役一年，俄罗斯的人口将减少2.5万个新出生婴儿。

但普京对劳动力经济学不感兴趣，他正忙于处理乌克兰问题。在他的泡沫掩体中，这位独裁者与真实信息和新冠感染都被切断了。在各种政务会议期间，他与必须经过4次核酸检测才能见到他的公众之间，距离是非常遥远的。尽管为了显示他与普通人亲近的重要性，使他为他亲自选定的那些战争母亲破了例。

普京只听他想听的，也只说符合他对世界描述的内容，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强加给民众。

电视和战壕

普京的动员令暴力离俄罗斯更近了，而且不仅仅是通过正在被送去接受屠宰的新兵军团。在征兵的第一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许多年轻人进行了抗议。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出现了其他普遍不安的迹象，包括母亲委员会，它要求为士兵提供更好的供给，反对核战争，并开始和平谈判。

然而，并没有出现普遍的反战运动，许多普通公民也没有抗议：由于无法逃避征兵，许多人只是适应了新的游戏规则，只会在诸如如何获得贴身的军装（现在军装令人震惊地短缺），以及如何用金钱换取生命的问题上钻牛角尖。

就像二战中风靡世界的德军情歌《莉莉玛莲》（Lili Marlene）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俄罗斯社会已经沦落到在灯柱下等待其士兵回家。

与此同时，普京治下的宣传工作已经重新划定了可接受的言论界限：在国家电视台上，脱口秀主持人现在可以自由讨论核战争的可能性，并美化对乌克兰城市和民用基础设施的野蛮攻击。

暴力已经开始被强加为一种社会规范，对普京的一些核心支持者来说，暴力已经成为一种规范。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社会成员发现自己身处战壕，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战壕。而战壕的残酷性正日益渗入公共话语和公众舆论。

然而，许多人对暴力感到厌烦。根据独立的莫斯科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数据，自8月以来，对和平谈判的支持稳步增长。已经有超过50%的俄罗斯人支持通往和平谈判的道路，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绝对”支持继续战争，另有15%的人“相当”支持继续战争。

此外，如果是为了以某种方式结束这场恶梦的话，至少“绝对支持”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支持一场更加残酷的战争。

厨房里的民主派

对于今日这个反现代的俄罗斯，主要是自由主义阶层感到沮丧：包括那些已经离开这个国家的和留在俄国境内的自由主义者，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流亡者指责留下的人选择沉默；留下的人则说，从国外无法改变这个政权。

显然，在国内保有一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至关重要的，当俄罗斯必须从头开始重建的时候，它将非常需要这些人力资本。当然，海外流亡者构成了另一个人力资本库，当时机成熟时，这两个属于俄罗斯反政府力量的群体将能够从他们中间提名领导人。但他们将不得不与在冲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针锋相对的人力资本，即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支持者、极端民族主义者、东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进行竞争或内战。

就目前而言，留下来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就像在苏联时代，政治讨论已经从俱乐部和餐馆转移到了私人住宅内的厨房等安全地带。正是在同样的地方，现在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即使在苏联后期，情况也会好一些！”

因为至少在那时，人们不会被任意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而且那时规则和不能逾越的红线一般都很明确。

或者，“好在妈妈（或爸爸，或哥哥，或奶奶，或爷爷）没有活着看到这种恐怖。”

或者，“我们已经正常生活过了，但这对孩子们来说是可悲的。”

说到这句话时，俄国人逐渐认识到，普京剥夺了人们自己的历史、传记、名誉和生活成就，他的专制主义将持续下去，并剥夺了下一代俄国人的前景。

重要的是，这些人要明白一点：他们并不孤独。他们的观点和感受是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人所共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关注YouTube上流亡的俄罗斯记者。这就是为什么伊瓦申科和瓦西里耶夫的音乐会受到如此热切的关注。

最后，让我们回到普京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70年代调查的那些最初的“叛国”题词：“你们可以把自由钉在十字架上，但人类的灵魂是没有枷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