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Derek Thompson指出，在美国从医的难度系数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困难，不仅要付出更长的时间，还要背负更多的债务，这导致美国始终处于医生数量不足的状态，医疗服务的质量也不如其他发达国家，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解决的对策又是什么呢？
2002年，当伊丽莎白·埃里克森还是戴维森学院的一名新生时，她就立志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她认为尽早的健康干预措施是最重要的，所以她决定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经过四年的医学预科课程后，她直接进入了维克森林大学的医学院，在那里又花了四年时间。然后在杜克大学做了三年的住院医生，最后一年担任总住院医生。2014年，她加入了杜克大学医学院的教师队伍。
她的梦想，是以连续12年的学习和培训，以及约40万美元债务的沉重代价实现的。
埃里克森的故事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会很特别。但在美国，这是司空见惯的。美国拥有发达国家中耗时最长、最昂贵的医学教育系统，而且是人均医生数量最少的国家之一。
埃里克森告诉我：“像儿科医生这样的初级保健医生非常稀缺，我们许多人都是在没有足够资源的稀缺框架下运作的。”
今年1月，我写道，美国需要一个丰富的议程——一个解决我们住房、基础设施、劳动力，以及医疗系统中资源稀缺问题的计划。正如这场疫情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在21世纪需要丰富的医疗资源。这意味着更多高质量的治疗方法，更多的诊所，更好的保险，以及更好的就医机会。
当然，它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医生。
当我深入研究美国医疗保健匮乏的根源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从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为什么美国让像伊丽莎白·埃里克森这样想成为医生的人，那么的难？
想象一下，你正在策划一个限制美国医生数量的阴谋。
那么理所当然，你会确保有一个昂贵的、冗长的资格认证系统。你还会告诉政治家，美国已经有太多的医生了。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有目的地限制医学院学生的数量。你可能还会冻结或削减对住院医生和医学奖学金的资助。你会反对让护士做医生工作的提议。
由于上述这一切都不能阻止外国培训的医生溜进美国，犯下帮助病人康复的罪行，所以你会制定一些规则，使移民医生，特别是来自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移民医生想在美国从医的程序变得更加繁重。
好吧，我想你在这一点上已经明白了。
美国做了这一切。从20世纪末开始，医疗团体断言，美国的医生供过于求。作为回应，医学院限制了班级规模。从1980年到2005年，美国增加了6000万人口，但医学院预科生的数量基本持平。17年后，我们仍在招生停滞的状态中。
美国是少数几个强迫有抱负的医生获得四年制学士学位，然后再去医学院学习四年的发达国家之一（大多数欧洲国家有一个连续六年的课程），然后还要接受多年的住院医师培训。
许多毕业生在进入职场时都背负了20万到4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医学教育是必要的，没有人希望骗子进入手术室，也没有人希望蛇油（蛇油泛指药效被夸大的药物）推销员开关节炎的药。
我想问的是：这些额外的年限和贷款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想，美国医生可能是瑞士医生要好33%，因为我们的医学教育时间长了33%。但是，要想找到一个美国的国家健康比瑞士好三分之一的统计数字，我只能祝你好运了。
在任何年龄段、任何收入水平的美国人，都比欧洲人死得早。
由于债务负担过重，并急于将长期教育转化为高薪，美国医科学生更有可能成为专家，在那里他们往往能获得世界上最高的医生工资，部分原因是美国在限制医生方面做得非常好。
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更少的医生意味着更少的护理和更昂贵的服务。2016年对11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8个欧洲国家的病人进行的调查发现，美国在提供初级医疗服务方面落后。高额的教育债务和较少的医生将更多的医疗保健支出，流向密集型和专业型服务，而这些服务的成本更高。
自然，一些医生可能会反对更多的竞争，原因跟一些房主反对更多的地方建设一样。他们担心丰富的资源会吃掉他们的财富。但他们应该考虑硬币的另一面，那就是拥有更多的医生可能会使医生的生活变得更好，因为医生的工作时间比欧洲同行要长得多。医生的职业倦怠以及住院医生和医学博士16小时的残酷轮班，并不是必须的，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去做今天医院需要的工作而导致的结果。
至于美国需要大量医疗从业人员的最明显原因，你看看周围就知道了。如果新冠疫情成为美国的一个持续性问题（这似乎很有可能），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医生、诊所和治疗方法。即使新冠消失了，美国再也不会面临另一场疫情，我们也即将成为一个有更多病人的老龄化国家。
人口普查预测，12年后，美国的老年人将比儿童多，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无论疫情的未来如何，我们需要更多的医生成为美国医疗保健系统中来。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我向罗伯特·奥尔提出的问题，他是在尼斯卡宁中心研究医疗保健政策的政策分析员。
奥尔告诉我：“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扩大住院医师系统，使更多的医生在医学院毕业后能成为住院医师，这可能是关键的瓶颈。医学院说他们不能轻易扩张，因为毕业生不够填补住院医师的名额。但是，没有足够的住院医师名额，是因为美国政府有目的地限制了联邦住院医师资助。”
这笔账很好算。更多的资金意味着更多的住院医生，更多的住院医生使医学院得以发展，今天更多的医学院学生意味着十年后有更多的医生。
各国获得医生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培训，一种是引进。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很糟糕。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不希望他们的医生流失到美国市场，而美国也不希望移民医生威胁到美国医生。结果是，直到今天，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医生要想在美国全职行医，就必须经过特殊的考核。
除了增加医生的数量，各州还可以通过允许更多的执业护士代替医生来增加医疗服务的总供给。他们还可以扩大合法的远程医疗，这将把护理扩展到农村和其他服务不足的地区。奥尔说：“改变医疗保险规则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政府可以报销所有在线预约费用。”这将推动整个系统永久采用远程医疗。
最后，奥尔说，除非我们同时扩大诊所和医院的数量，特别是在服务最欠缺的地区，否则我们无法扩大医生的数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建设。
奥尔说：“我们需要一个医疗保健发展银行系统，为基础设施项目发放担保贷款。医疗保健系统最初就是这样通过政府支持的融资建立起来的，但这种支持到20世纪80年代就结束了。”
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诊所，更多的护理，更好的健康。这一切听起来有太多显而易见的好处了。
因此，在我们谈话的最后，我请奥尔想象一下我们可能会犯的错误。重组的医生体系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我们想到了几个坏处。
更多的医生可能意味着医生的工资降低。如果工资在学生债务下降之前就下降了，那就意味着一代医生毕业时要背负几十万美元的债务，而他们在竞争更激烈的市场中无力偿还这笔债务。
奥尔说，从政治角度来讲，扩大护士的数量，可能比从根本上改变医学教育来增加医生数量更容易，而且调整移民医生规则可能会引起医生团体的愤怒。
他说：“另一种反驳我观点的说法是，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优先考虑高价值的护理上，而不是漫无目的地扩大那些，做很多低价值工作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但总的来说，增加医生数量的理由很充分。患病、老龄化和在两年疫情的混乱之下，美国迫切需要更多的医生。但我们选择让从医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经历。
今天，我们正在收获我们精心制定的政策的果实：更少的医生，更高的价格，以及更差的初级保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