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nifer Robertson和 Stephen Kimber在《海象》杂志发表文章，詹妮弗·罗伯逊的丈夫杰拉德·科顿是加密货币界的领军人物，嫁给他以后，詹妮弗过上了童话般的奢侈生活，然而，丈夫因为意外在印度的一家医院中过世，客户2亿多加元的投资去向成谜，所有的指责和怀疑排山倒海般向詹妮弗涌来，詹妮弗梦幻般的贵妇生活也在顷刻间打碎，在他人的谩骂和对爱人的思念中，詹妮弗渐渐看到了一个她从来不认识的丈夫，一个在阴暗角落里操纵和欺骗他人的罪犯，而这，真的就是真相吗？

那是2014年的秋天。詹妮弗·罗伯逊刚刚经历了一场痛苦而混乱的离婚，还为了维持生计，要在周末做服务员。一天晚上，在朋友的怂恿下，她在交友软件Tinder上向右滑动，然后遇到了她一生的挚爱。

杰拉德·科顿是一位比特币企业家。詹妮弗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她认为自己不需要知道。

科顿很聪明，很成功，也很善良。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随着他的公司QuadrigaCX的飞速发展，科顿和詹妮弗这对相爱的20多岁年轻人变得富有起来，程度甚至超出了他们最疯狂的想象。

他们购置房产，购买游艇和飞机，到异国他乡旅行。

这么多钱滚滚而来，以至于他们的厨房柜台上偶尔都堆着一大堆现金。

2018年11月，在苏格兰城堡庆祝他们的婚礼一个月后，在科顿签署遗嘱指定詹妮弗为执行人和唯一受益人仅12天后，他们就开始了本应是浪漫的蜜月之旅。然而，突然地，出乎意料地，几乎莫名其妙地，看起来很健康、才30岁的科顿在印度的一个重症监护室里过世，死于克罗恩病（一种原因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并发症。

一夜之间，他们的梦想生活变成了詹妮弗的噩梦。科顿拥有网上保险库的唯一钥匙，据说他客户的投资都存放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属于7.6万多名投资者的2.15亿加元的资金。

由于调查人员无法追踪这些钱，而公司又在寻求债权人保护，互联网上迅速爆发了一场风暴，充满了毫不相干的论点、煽动性的暗示和疯狂的猜测。

网上的发帖者坚持认为，詹妮弗与科顿合谋，科顿伪造了自己的死亡，正躲在某个没有引渡条例的偏远地区，直到他们会合，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或者詹妮弗谋杀了科顿，是这场阴谋的真正主谋。

在科顿死后的几个月里，真相已经不重要了，网暴的力量开始跟踪和威胁詹妮弗。

以下为詹妮弗的自述。

“嘀嗒，嘀嗒，嘀嗒。”

单调的声音从我的电话线另一端传来，演变成一种死亡威胁，“时间到了。” 

他们（不管“他们”是谁）已经找到了我。

脸书是网暴者追踪我的第一个途径，也许也是最容易的途径。一定是有人从我和科顿的个人主页和照片中认出了我，然后用Facebook Messenger向我的朋友们发送令人胆寒的信息。

一个发件人宣称：“要钱还是要命，詹妮弗，你自己选吧。”

他似乎因为Quadriga的崩溃而遭受了损失，并把责任推给我。

另一个人写道：“我要为团队牺牲，我要杀了詹妮弗。”

我很快就开始收到来自Facebook朋友的疑惑信息：“这是怎么回事？”

每个人都想知道。我联系了Facebook，这家公司能提供的最好措施是阻止网暴者再发帖，但当然，伤害已经造成了。还有，下一个认出我是那个女人的人呢？

人们确实找到了我。他们发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很快，我的个人信息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是。我不再接电话。我记得有人假装是科顿的朋友，在WhatsApp等平台上给我发信息，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人们他已经去世，并声称他们想去参加葬礼。

在几条这样的信息之后，我意识到发信息的人并不是他们声称的那样。

我不得不更换了我的电话号码，关闭了我所有的社交媒体账户，甚至注册了一个新的电子邮件地址。这感觉就像在一部电影中。我不再是我自己生活的导演。它变成了一部恐怖片，我既是反派又是受害者。

在Reddit等平台上，评论是最糟糕的，在那里我被称为“行人走肉詹妮弗”，而科顿是“据说已经死了的科顿”。据一个自称是Scamdriga的人说，我“嫁给了一个骗子，并且明知故犯地把钱花在了芬迪和普拉达上，而辛勤工作的加拿大人却什么也得不到”。

我的家人和朋友警告我不要看别人写的关于我的东西，但我无法控制自己。我就像一只被火焰吸引的飞蛾，然后被它吞噬。当陌生人不仅不喜欢我，而且似乎还在积极地恨我时，我受到了本不该有的伤害。

我“应该被水刑几个小时，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不仅仅是我，我的父亲也遭到了网暴，“当着詹妮弗的面吊死她爸爸”。甚至是我的狗都遭到了网暴，“把科顿的狗的位置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烧死它们了，这个主意怎么样？”

我想，自己不应该感到惊讶，Quadriga失踪的上亿资金会引起媒体的狂热。但还是很震惊，因为我被当成了理所应当被折磨、然后以各种可怕的方式被杀死的对象。我知道有些人只是在发泄，但其他人似乎是很要命的认真。

我太害怕，甚至不敢出门。我们在新斯科舍省法尔河市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洛纳市的房子照片，被贴到网上后，我在新斯科舍省的母亲家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然后在哈利法克斯市南端的Bishop’s Landing（一个位于哈利法克斯港旁边的公寓项目）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按月租用。

骚扰越来越严重，我不得不打电话给哈利法克斯警方报警。此后，公开的网上死亡威胁减少了。但这一切都没有让我感到安全。

我大量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待在公寓里，感觉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孤独，我过于关注网上的霸凌者，更糟的是，我担心他们可能是对的。

我是谁？科顿是谁？这都是我的错吗？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害怕，然而，矛盾的是，我又只想去死。我怕死，但我也不想这样活下去。

我拒绝与记者交谈，部分原因是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还有部分原因是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些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媒体写出我自己都不认识的故事版本。一家名为《Finance Magnates》的网络出版物打出了这样的标题：《一个寡妇、一台笔记本电脑和1.9亿加元：QuadrigaCX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中包括“科顿的死亡是伪造的，以此来掩盖该交易所已经破产的事实”。

是我伪造的？是我和科顿一起合谋的？他们认为在印度的那个重症监护室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关心真相吗？

报道加密货币行业的另一份在线出版物BreakerMag也参与其中，其报道标题为《关于QuadrigaCX之谜的11件猫腻》。记者杰西卡·克莱因宣称，“曝光的‘事实’越多，这里面的水就越深。”

在这些所谓的事实中，她抓到的是我们最近的婚姻。克莱恩是这么写的：“你没看错，科顿在他所谓的死亡前一个月才结婚。”

所谓的？当然了。

《环球邮报》派出了一个记者小组，在加拿大各地，甚至到印度去寻找他们能找到的每一条信息，“以更好地了解科顿是怎么死的，同时也想了解一个掌握着别人巨额资金的钥匙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多亏了这群记者、Quadriga公司的债权人和阴谋论者对科顿的过去进行了彻底的调查，我很快就开始了解到关于科顿的各种我不知道的事情，以及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情。

在我见到他之前，科顿就是一个著名的、受人追捧的加密货币倡导者。他经常在金融科技会议上发言，是比特币基金会的成员，并担任一个叫做“加密货币认证联盟”的非营利组织的顾问。

科顿经常接受关于比特币业务的采访，在2014年的一个在线视频中，他帮助两个学龄前儿童将一张100加元的钞票插入温哥华的早期比特币自动提款机，以证明将普通现金转换成加密货币是多么容易。

我所知道的是，比特币是一种加密货币，它只以数字形式存在，可以在银行或政府控制之外的交易中买卖和估价。它在2009年由一个神秘的、也许是虚构的人（或几个人）推出的，这人的名字是中本聪。

第一笔商业比特币交易发生在2010年，当时佛罗里达州的一名计算机程序员用1万个比特币购买了两份Papa John’s披萨。几个月后，在2010年7月，一个比特币的现实世界价值已经从万分之八美元飙升至8美分。但是，随着比特币被各种类型的投资者发现，比如好奇的金融爱好者、反体制活动家，甚至是犯罪分子，因为他们发现加密货币的复杂世界是掩盖黑市交易的便利手段，比特币的价值继续呈指数级增长，虽然过程很不稳定。

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很大。2013年，也就是科顿开创Quadriga的那一年。在那一年年初，你可以用13.28美元买到一个比特币。在四月初，同一个比特币价值230美元。一周后，它又跌回了68.36美元。12月3日，价格在今年达到峰值1237.55美元，三天后跌至697.02美元，跌幅近45%。

不过，长期的上升趋势还是很明显的。

事实是，我对Quadriga或比特币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我甚至没有自己的比特币账户。Quadriga是科顿的生意，我对此没什么意见。但是，在他去世后，我必须迅速学习。我不得不上网去查“庞氏骗局”是什么意思。

据记者报道，在我遇到他之前，科顿已经参与了一些类似的欺诈和骗局；其中，他曾担任一家位于哥斯达黎加的数字货币公司的支付处理员，据《名利场》报道，这家公司“被贩毒集团、人口贩子、儿童色情业者和庞氏骗局用来洗钱”。

科顿与他的前合伙人迈克尔·帕特林的商业关系可以追溯到2003年，在比特币问世之前，当时格里只有15岁。他们参与了一个名为TalkGold的网站，《名利场》后来称这网站“致力于高收益投资项目（HYIP），更常见的说法就是庞氏骗局。”

我试着把我所认识和爱的那个良善的人，这个我见过的最聪明、最风趣、最善良的人，一个教会我很多东西的人，一个我所认识的唯一给我无条件爱的人，一个让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他的最爱的人，与媒体报道中描述的那个阴暗的诈骗者联系起来。

我做不到。

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糟。《环球邮报》追踪了科顿的一个分包商（它是一个实体网络，帮助转移数百万加元，以便Quadriga公司能够为吸收客户存款和便利提款，有时是以实际银行汇票的形式），追踪到了“新不伦瑞克省农村的一辆破旧的拖车”，这辆拖车的租客是阿伦·马修斯和他的妻子，马修斯就是帮科顿处理资金的人之一。

记者在拖车的门廊上遇到了一个人，他坚持说没有叫马修斯这个名字的人住在那里。他很不情愿地告诉记者他叫吉姆。过了一会儿，他拒绝回答任何其他问题。他明显地发抖，要求记者和摄影师离开这个地方。

公平地说，在所有这些故事中，都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使关于Quadriga的所有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的，这个公司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加密货币的受欢迎程度成倍增长，以各种理由吸引着各种人，却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没有政府、没有监督机构、没有金融机构能够监管这个行业和保护消费者，原因是他们无法做到。

加密货币的设计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规避传统的金融世界。但是，顺理成章地，这个行业变得越无序，就越容易被操纵。

根据我后来读到的一份金融招股说明书，Quadriga声称到2015年11月，处理“加拿大数字货币兑换交易量的60%至90%”。2017年，Quadriga处理了来自36.3万个个人账户的超过10亿美元的交易。每笔交易的每一方都为科顿带来了收入。

与此同时，比特币本身的价值不断增加，从2016年初的约400加元到年底的900多加元，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3万加元。在2017年的某一时刻，科顿告诉我，一个比特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5万加元，他每个月的收入是1000万加元。

尽管Quadriga网站向客户保证，“Quadriga系统中的所有资金都是高度流动的，可以随时提取”。但现实是，客户只能选择相信科顿的话，却没有办法核实这些说法。他们确实选择相信科顿，我也是如此。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科顿不应该在没有内部或外部监督的情况下，掌握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的所有控制权。我现在知道了。我当时并不清楚。我以前觉得我不需要知道。

当科顿跟我提到生意上的问题时，他总是含糊其辞。我知道他对传统银行感到沮丧，他认为这些银行”反对比特币”。他偶尔会发泄一下，说要想办法让Quadriga完全脱离银行系统，但我的理解是，科顿是作为一个合法的受害方说话的，他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加密货币企业家，他的业务被那些想控制比特币行业、又想规避风险的银行家给不公平地束缚了。

我记得科顿告诉我，他是多么小心翼翼地确保他的业务不受指责。他骄傲说，Quadriga是加拿大第一家持有加拿大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加拿大反洗钱机构）颁发的货币服务业务许可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2019年2月，Quadriga寻求债权人保护后不久，我会见了法院指定的监督员，他是一个严肃的中年男子，名叫乔治·金斯曼。这次会面是由理查德·尼德迈尔建议的，他是我聘请的律师，帮助我解决科顿复杂的资产问题。金斯曼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驻哈利法克斯的合伙人，负责大西洋地区的重组业务，根据他在领英上的介绍，他“为面临融资挑战的企业实体提供解决方案，拥有二十多年的经验”。

我记得尼德迈尔建议道：“你真的应该见见他，你是一个能够让你把心放在肚子里的人。一旦他见到你，他就会意识到你没有任何犯罪的能力。也许，如果他能把脸和名字联系起来，你就能和他建立起关系。”

但事实的走向不是这样的。

尼德迈尔和我，在哈利法克斯市中心斯图尔特·麦凯尔维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大会议室里见到了金斯曼。他的工作是：找出这些钱的下落，然后尽可能多地为Quadriga的客户收回这些钱。

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我交出了每封电子邮件、每条短信、每台电子设备和所要求的每份资料。即使在我回答了关于前一年每笔个人开支的每一个问题之后，电子邮件仍然不断地催促。例如：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告诉他真相：“因为我们有很多钱。因为我们可以。”

有时，他的热情过了头。有一次，他给尼德迈尔发电子邮件，抱怨向基隆拿（BC省的一个城市）一家高端旅游公司支付的9万加元。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我检查时，这家所谓的高端旅游公司是La-Z-Boy家具店，我们在那里买了基隆拿家中的所有家具。

2019年3月5日，律师们纷纷回到哈利法克斯的法庭，就Quadriga要求将其债权人保护期延长45天的请求举行听证会，同时监督员继续试图弄清楚钱的去向。此前几天，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了最新报告，记录了其迄今为止在追回Quadriga停止运营时据称持有的2.15亿加元现金和加密货币方面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功。

报告没有对Quadriga或科顿给予正面的评价。监查人员表示，他们在加拿大一家信用社发现了一个Quadriga账户，其中有24.5万加元。这个账户自2017年以来一直被冻结。安永还指出，Quadriga“无法找到或提供”正式的会计账簿或财务记录，这家律师事务所现在正试图确定Quadriga是否提交过任何加拿大税单。

从未报过税？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都记不得科顿曾有多少次向我抨击 “特鲁多政府的贪婪”，抱怨他不得不支付“数百万美元”的税款！

另一个问题涉及一个叫“钱包”的东西。由于你不能将加密货币保存在传统的银行账户中，人们使用虚拟钱包来存储和保护他们所持有的货币。这些钱包并不包含实际的加密货币，而只是管理区块链的工具，即买入和卖出的官方记录。

“热钱包”与互联网相连，投资者可以用它来购买、出售和与其他用户实时交易加密货币。热钱包的缺点是，由于它们与互联网相连，所以容易受到黑客的攻击。这就是“冷钱包”出现的原因。它们存在于离线状态，通常在U盘和CD上，所以它们更安全，但这也使得将它们转移到网上进行购买、出售和交易更加困难和耗时。

到目前为止，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成功识别了六个Quadriga冷钱包，但在其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事实上，这些钱包所追踪的比特币似乎是在科顿死前的几个月被转移出去的。

由谁转移？转到哪里？为什么？

报告指出：“迄今为止，申请人始终无法确定Quadriga可能在2018年4月，停止使用比特币冷钱包进行存款的原因。监测员和管理层将继续审查Quadriga的数据库，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监测员已经写信给Quadriga的10家第三方支付处理商，要求提供他们代表Quadriga持有的任何资金。到目前为止，这一努力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5000加元。安永用法律术语建议道，“为了从某些第三方处理商那里获得资金和记录，可能需要法院的进一步救济。”

安永还联系了14家加密货币交易所，认为Quadriga或科顿在这些交易所开设了交易账户。报告指出，这些账户似乎是在Quadriga的正常流程之外“人为”创建的，使用的是无人能与实际客户联系的别名，而且这些账户“随后被用于交易”。是科顿在交易吗？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个交易所做出了回应，其中只有一个交易所确认它代表Quadriga持有“最低限度的加密货币”。

所有这一切中唯一的亮点是，加拿大皇家银行最终同意将法院持有的CIBC银行汇票中的2530万加元存入一个账户，用于支付（CIBC就谁应该拥有这笔钱的争论中拖延了大约一年时间）。 就Quadriga的客户而言，问题在于监督员计划如何支付最初的那部分资金。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将获得20万加元，律师获得25万加元。另外23万美元将给Quadriga的律师，1.7万加元将被留作支付Quadriga与监察官合作的其余承包商。

但列出的最大一笔付款是30万加元的“股东预付款的偿还”。那是为了偿还我同意从个人账户中拿出的金额，以支付与公司最初的债权人保护有关的费用。

代表Quadriga公司债权人的律师，对这一切都不满意，尤其是我有权获得最大部分的想法，尽管我一开始是把钱借给了公司。他们指出，安永律所要求我的律师提供更多的信息，并同意在审查我们提供的任何信息时冻结我的资产。债权人的律师在给法院的信中解释说：“在监督员审查了所要求的信息并对用于资助CCA（《公司债权人安排法》）程序的资金来源感到满意之前，这笔还款是不合适的。”

最后，我借给这家公司的钱，总额为49万加元，都没有得到偿还。我自愿从我当时认为是我个人的银行账户中提供这笔钱，尽管我当时的财务状况与科顿和Quadriga的财务状况纠缠在一起。

这时，我真想甩手不干了。为了准备听证会，我不得不代表公司准备另一份宣誓书，建议任命一位新的董事，他可以理顺Quadriga纠缠不清的事务，然后把平台卖给其他人，随便什么人，这样我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为我的爱人哀悼。

我还是很难相信科顿故意做了什么坏事，尽管理智告诉我这不是不可能的。我抵制让自己走到那一步。事实是，我仍然爱着科顿。我感觉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好像是一场梦，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梦，而现在是时候醒来了。但醒来之后的生活呢？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去筛选，去梳理，试图在我的脑海中解决一些从未解决的问题。

里查德·尼德迈尔明白，我的心理健康取决于我能不能把Quadriga的问题放下，他建议向金斯曼提出和解建议，让我从Quadriga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保留属于我的东西，然后继续开始新的生活。

当时，我以自己的名义并作为科顿的执行人持有近1200万加元的房产、现金和其他资产。我们已经知道，监察官认为其中一些资产可能应该属于Quadriga。因此，他们建议我保留500万加元，主要是来自罗伯逊·诺瓦（Robertson Nova，我用科顿的资金建立的住宅物业管理公司）的出租物业，同时将其他一切交给监督员，并放弃在Quadriga的任何未来利益，包括平台最终可能以何种价格出售。我们认为这是个慷慨的提议。

尼德迈尔已经同意解决细节问题。后来他又打来电话，我以为是谈判的最新进展。他简单地告诉我，这种和解不会发生了。

尼德迈尔解释说，安永公司的调查现在得出结论，Quadriga公司投资者的钱不仅仅是丢失了。科顿偷走了这些钱。他用“Aretwo Deetwo”和“Seethree Peaohh”这样的假名建立了假账户，在账户里装满了假的加密货币，然后用这些钱来做真正的交易，赌加密货币的价值会增加，他就能赚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价值下降并不断下降。到目前为止，安永公司能够追踪到的科顿的损失至少有1亿加元。另有8000万加元仍然下落不明。更糟糕的是，科顿将Quadriga的收入与自己的收入混在一起，用属于Quadriga投资者的资金来维持他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生活！

我记得我坚持对尼德迈尔说：“他们肯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比特币。他们只是不懂比特币，我不懂比特币，科顿在做交易方面很厉害。他做短线，他一直都在赚钱。”

我慌乱地解释道：“Seethree Peaohh？科顿又不是《星球大战》的铁杆粉丝，他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我是说，科顿喜欢赌博。这倒是真的。我们每次旅行都会去赌场，我们玩得很开心，但科顿总是那个说‘我们已经花得够多了。回家吧’的人。”

我用几乎哀求的语气说道恳求：“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科顿那么聪明，如果他没死，他可以解释。”

我记得，尼德迈尔平静地打断了我的话。他回答说：“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科顿已经不在了。如果他没有死，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他已经死了，而且他什么都没留下，没有指示，什么都没有。所以现在一切都要靠解释。监察员已经确定，这是唯一有意义的解释。”

我挂了电话，试图把所有那些我无法或不愿意相信的事实放进理智的拼图里。我不再否认监察员所说的那些钱真的不见了。但它是如何消失的呢？我仍然无法理解或接受。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什么？

我所知道的是，我感到空虚、精疲力尽。情况还能糟到哪里去？然后，在这一切之中，我是多么想念科顿，我现在是多么需要他。

安永律师事务所被法院任命为 Quadriga公司财务状况的整理者，他们决定是时候将Quadriga公司从债权人保护转向破产程序。破产将减少公司的成本，因此能有更多的资金分配给Quadriga的数万名债权人。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角色从监督转到了Quadriga的破产受托人。

剩下的问题是安永能收回多少Quadriga的失踪资金。Quadriga有7.6319万名注册债权人，几乎都投了钱，他们声称总共被欠2.146亿加元。到目前为止，安永只收回了3200万加元的现金，其中大部分是以前冻结的CIBC资金。它正在追踪不合作的第三方支付处理商手中的另外一百万左右的资金，而进入破产程序将使受托人“要求强制出示文件并在宣誓的情况下询问相关方的权利”。

监察官建议，Quadriga资金的唯一其他成熟的来源，是那些我认为是合法的资产，“在监督员调查Quadriga的业务和事务的过程中，监督员意识到Quadriga与其创始人科顿之间没有公司和个人的界限，在监察员看来，Quadriga的资金可能被用来收购公司实体以外的资产。”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希望我自愿同意所谓的资产保全令，这样它就“不用担心可能是申请人利益的相关资产被耗散”。

我本不打算放弃任何这些资产。当我最初试图在科顿去世后出售飞机和船只时，我的唯一目的是提供紧急资金维持Quadriga的运作。我把我的房地产转入信托是因为我的律师叫我这么做，为了保护我们当时认为是我的资产，以免被纠缠在Quadriga混乱的商业事务中。

但是，如果我不立即同意资产保全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安永公司将允许我继续在其监督下经营罗伯逊·诺瓦公司来谋生，只要我不试图出售任何财产或将其所有权转移到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外），安永律所将使事情升级，并要求法院颁发称为“Mareva禁令”的东西，根据我的理解，这种补救措施将假定我涉嫌欺诈，冻结我的所有资产，并将我的生活完全置于安永律所的控制之下。

我同意了，资产保全是我最好的选择。根据这项命令的条款，我将每月收到1万加元。这似乎是合理的，而且可能是慷慨的，但我要用这笔钱支付我的生活，而且还要维持我和科顿曾经的生活方式，我根本就负担不起，由于法院的命令，我不能轻易处置这些资产。例如，我仍然负责我们在基隆拿的房子的维护、保险、地税等，但没有受托人的允许，我没有资格出售它。这是我被要求保留和支付的另一项资产，直到别人决定如何处理它。

我也仍然经常在媒体和网络上受到抨击。与科顿一起，我仍然是这个故事的反派。6月初，联邦调查局宣布，它正在努力确定科顿的欺诈行为的受害者，“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信息、援助服务和资源”。

加密货币新闻网站Coindesk报道说，澳大利亚当局甚至已经介入。

澳大利亚？我知道我需要找到一个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我去找尼德迈尔，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准备好为我生命中的这一章写一个结局。与其在法庭上讨价还价，我想与受托人达成交易，重新开始。

当时，我名义上控制的资产的价值（所有这些资产都在资产保全令之下）大约为1200万加元。尼德迈尔和我讨论了在和解中我能保留多少资产。他说，不多。

现实情况是，我们不仅要与破产托管人谈判，还要与代表那些被称为Quadriga“受影响用户”的委员会谈判，我理解这些被骗的投资者，他们想拿回科顿从Quadriga拿走的每一分钱。我告诉尼德迈尔，如果那确实是他们的钱，而且已经被证实，那么他们就应该拿走。

我决定提出一个我认为足以满足Quadriga公司债权人的财务解决方案，同时，允许我开启新的生活。

2019年10月7日，安永律所接受了一项交易，我移交了所有资产，包括现金、投资、车辆、贷款和房地产。作为交换。我可以保留协议中所说的“除外资产”，9万加元的现金、2万加元的退休金账户、账面价值为1.9万加元的15年吉普、我的珠宝（包括我的结婚戒指和我在希腊买的粉色蓝宝石戒指，价值8700加元，但不是我的订婚戒指）、价值不超过1.5万加元的个人家具，以及我的“衣服等个人物品”。

受托人之所以决定给我这么多，是因为“被排除在外资产的可变现价值，可能低于受托人对詹妮弗女士、遗产和受控实体进行索赔所产生的费用。”

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和解比聘请律师在法庭上与我打官司更便宜。我自己的律师用另一种方式说：鉴于我移交的资产估计价值1200万加元，我最终得到的比1%略多一点。

我并不是因为科顿的财富而爱上他的。

我们相遇时，他并没有那么多钱，至少没有达到几年后Quadriga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童话般的标准。当一个比特币的价值飙升到屋顶时，这是一种馈赠，科顿赚的钱似乎比我们几辈子都花不完。我不会撒谎。我喜欢做有钱人。我喜欢过不用问“我买得起吗？”的日子，我想买就可以买，管它是什么。

我们可以在新斯科舍省买一栋房子，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再买一栋，甚至是自己的岛屿，我们有游艇，还不止一艘，我们坐着游艇去自己的小岛，我们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异国旅行。

我花了比许多人更多的时间去了解科顿的欺骗程度。就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逐渐了解到科顿的欺诈行为。它先是慢慢地，然后突然变成了一股怀疑的洪流，变成了不可阻挡的指责的洪水，最后，无可辩驳的证据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几乎把我整个吞没。如果科顿真的是个坏人呢？我爱过一个坏人吗？如果我爱过，那我是不是也成了坏人？

但是，即使证据每天都堆积在我面前，形成了一个秘密的、操纵的、欺骗的、甚至是犯罪的科顿的故事，我仍然坚持相信他一定有自己的计划。如果他没有死，我一直告诉自己，科顿能够解决Quadriga的现金流问题，打开冷钱包，确保公司的投资者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并使我们的世界重新恢复正常。

我现在知道那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