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的编辑Rachel Rosenthal发表评论，讨论了疫情对于一些孩子家长的影响，由于新加坡的疫情限制，家长仍然无法去学校接送孩子或陪伴他们参加活动，而家长无法见到孩子的压力累积也会对孩子造成影响。专家认为，应该考虑更新颖的沟通方式，在问题发生前便积极解决掉。

2014年，温斯顿·赵辞去了他在私募股权领域的成功事业，准备将他六岁的女儿培养成才。现在她已经12岁了，是一个高尔夫和网球明星，在世界各地都有资格参加青少年比赛。多年来，赵先生不仅参加了每场比赛，还参加了每堂练习课，尽职尽责地与女儿一起拍摄视频进行事后分析。他说，新冠一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干扰因素。

无论赵算是虎爸、直升机家长（指过份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父母，类似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儿女身边）还是仅仅是一个非常投入的家长，这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他的经历说明了许多家庭正面临的问题：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尽管学校和课外活动已经开放，但对陪伴者的限制仍然存在。孩子告诉我们的信息，与教师、教练和导师所说的信息之间存在着真空地带。

无论Seesaw（远程学习软件平台）的更新或Zoom会议的数量如何，都无法比拟面对面的课程。最好的解决方案可能不是更多的沟通，而是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首先要考虑的是，信息真空对父母的直接影响可能大于对孩子的。最年轻的孩子可能甚至记不起没口罩的“神秘读者”（出席课程的特殊嘉宾）或不戴口罩吹生日蛋糕的日子。与我交谈的一位母亲描述了看到她7岁的女儿从她的第一次独舞比赛中脱颖而出的感觉，她在一排评委和一个空旷的礼堂前表演。她赢得了金牌。而当她在外面焦急地等待后，这位母亲得到的唯一反馈是：“还行吧。”

但是，即使孩子们没有对父母的缺席作出明确的反应，也有间接的后果。教师和辅导员说，对活动和户外时间的物理限制使孩子们变得更加焦虑、好斗和急躁。孩子们也吸收了他们父母的压力。正是在这些学生“不在状态”的时刻，老师们错过了他们过去在接送学生时与家长进行的小范围讨论，当时仅仅一句简短的话就能解决一个正在萌芽的问题。而现在，低级别的事件被归档，留待下次处理。

当电话或电子邮件到来时，通常是在问题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无论电话那头的声音多么亲切或令人放心，这些互动都会使父母处于防御状态。一位母亲告诉我，她六岁的儿子因为三起肢体冲突而被停学，而她甚至都没能踏进校园一步。她说：“这是我儿子的问题，我不会因此而责怪这场疫情。但我们确实也责怪疫情，因为我们不能去教室或在巴士站周围接送孩子。我们没法看着他们了。”

当信任的空白出现时，紧张局势会迅速升级。新加坡的学校顾问迪伦·梅克尔在他的《封锁中的学习》（Learning in Lockdown）一书中写道，需要在家庭学习中“为恐惧命名”。“当我们与对孩子未来的恐惧共存时，我们更有可能开始对校园关闭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做出过度反应，让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与此类似，处于与新冠相处的中间阶段的父母需要“说出缺失感”，或者说把他们因缺席而感到的悲伤说出来。梅克尔告诉我，虽然许多学校已经通过应用程序和推送通知不断地与家长沟通，但这并没有填补联系的不足。

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在出现问题之前建立个人关系。及时与与孩子的老师进行临时会议，可以避免当你看到老师的电子邮件或电话号码弹出时，出现恐惧的感觉。梅克尔说，他工作的学校XCL世界学院的校长也在要求教师在与家长接触方面有所创新。一个想法是邀请他们到教室观看非正式的现场表演和朗读会。他说，即使是10分钟的时间，也可以弥合这种差距，对于仍然在家工作的父母来说，这将是一种低摩擦的方式，能让他们感受到部分的学校环境。

最后，考虑最大限度地从孩子那里获得信息。不要问“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因为得到的回答难免就是某种版本的“还行”，问一些关于课程、朋友或活动的具体问题。试着从“是”或“否”的答案转向更有质量的回答。与我交谈过的一位母亲说，她通过跟她11岁和16岁的女儿一起开车兜风，打破了必须眼神接触的互动，从而让她们能更多地说话。她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出租车司机，在听别人说话。她们分享的故事很神奇。”

在新加坡，要想调校好精密的育儿机器并不容易。毕竟，在这个地方，小提琴课在幼儿还没有掌握大运动技能（比如手眼协调能力或直立行走）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家庭厨房里看到贴满以颜色编码各种活动的白板日历并不罕见。一些当地人开玩笑说，孩子的唯一工作就是要聪明。

对赵先生来说，无论怎样的社交距离都不会改变他的战斗节奏。在最近的一次网球比赛中，他站在街上拍摄女儿的录像，在大约45码外，用MatchTrack应用程序上计算她的双误（两次连续的发球失误）和非受迫性错误（或称主动失误，因选手自身的失误而造成的出界等失分）。他为高尔夫设计了一个更优雅的解决方案：自告奋勇地担任赛事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