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埃亚勒·普雷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介绍了“肮脏的工作”这一概念。这种工作被定义为一些在社会上做道德上不光彩工作的人们，虽然他们是在做社会上必须的工作，却仍然被全社会所唾弃，其中包括了一些军人，以及监狱工作者等。

2008年经济衰退后，哈丽雅特·科瑞克斯基被聘为南佛罗里达州的一所监狱，戴德惩教所的心理健康助理。她的工资并不高，每小时12美元。

但低工资对她的困扰，远远小于听说狱警虐待委托给她照顾的精神病人的消息。有人告诉她，这些囚犯中有些人被饿死了。其他人则被锁在一个滚烫的淋浴间里。在遭受这种虐待性惩罚的囚犯中，有一个叫达伦·雷尼的精神病患者，他在隔间里晕倒并死亡。后来泄露给媒体的验尸照片显示，雷尼先生的胸部、背部和腿部的大部分皮肤已经剥落。

当她得知雷尼先生的死讯时，科瑞克斯基想辞去工作。但她负担不起。她需要这份工资来养活她的家人。她也不能在不冒着被狱警报复的风险的情况下去报告所发生的事情，而监狱中的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安全则依赖于他们。所以她保持沉默。

科瑞克斯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她：作为一名工人，她履行着社会默许同时也会忽视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研究这些工作人员的生活。在美国监狱中巡逻的精神健康助理和警卫，其中许多监狱充满了残暴和暴力；执行美国不人道的移民政策的边境巡逻人员；在工业化屠宰场的“杀戮车间”工作的无证移民，为了满足人们对廉价肉类的需求，动物在残酷的条件下被砍成碎片。

在美国无休止的战争中进行“定点清除”的无人机操作员，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些工作在几乎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造成致命打击的数量稳步增加，但已经没有媒体关注了。

即便受到了关注，执行这种工作的人往往会受到严厉的评判，被指责参与或接近暴力。这种判断不一定是错的，但它们掩盖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现实：我们都与这种肮脏的工作有牵连，即使做这种工作的人很便利地被我们扔到了脑后。

“肮脏的工作”可以指任何不愉快的工作，但在社会科学家中，这个词有一个更尖锐的含义。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雷特·休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好人和肮脏的工作”的文章，其中提到了他在战后德国就纳粹时代的大规模暴行所进行的谈话。

休斯认为，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在许多所谓开明的德国人心照不宣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避免提出太多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并不完全感到不快。

这就是休斯先生所设想的肮脏工作的性质：不道德的活动被委托给某些代理人，然后这些人又被社会所否定，尽管执行者得到了他们的同胞的“无意识的授权”。休斯写道，尽管纳粹的例子很极端，但这种动态存在于每个社会中，使受人尊敬的公民，能够远离以他们的名义所做的道德上令人不安的事情。肮脏的工人不是无赖，而是被动地站在一边的 “好人”的“代理人”。

当代美国依靠肮脏的工作运行。一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我们的代理人，因为他们履行了公共职能，例如管理世界上最大的刑法系统。另一些人则因迎合我们的消费习惯而有资格成为代理人，如我们吃的食物，我们燃烧的化石燃料，这些燃料是由墨西哥湾等地的肮脏工人钻探和压裂的。

我们口袋里的高科技设备依赖于另一种形式的肮脏工作：钴的开采，这些工作被外包给非洲的工人和经常残酷剥削他们的外国分包商。

就像杂货店店员和其他低工资工人在疫情期间从事的基本工作一样，这种工作维持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支撑着普遍的社会秩序，但有特权的人通常不必考虑这个问题。原因之一是这些肮脏的工作发生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在孤立的机构：监狱、屠宰场，它们不对公众开放。

另一个原因是，有特权的人很少要做这些事。尽管市场上并不缺乏这样的工作，但美国的脏活累活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它不成比例地落在选择和机会较少的人身上，如来自萧条农村地区的高中毕业生、无证移民、妇女和有色人种。

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受害者，他们不仅容易受到剥削和身体上的伤害，就像许多从事低地位职业的人那样，而且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不愉快性质，还容易受到另一种鲜为人知的危害。

社会学家理查德·塞内特和乔纳森·科布在他们的经典著作《阶级的隐性伤害》中，呼吁将阶级分析的重点从物质条件转移到工人承担的“道德负担和情感苦难”。对于肮脏的工人来说，这些负担包括耻辱、自我责备、尊严被腐蚀和自尊心被击碎。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包括“道德伤害”，军事心理学家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些士兵在执行违反其身份核心价值的命令后所承受的痛苦。

一位名叫比尔·柯蒂斯的前惩戒官员告诉我：“当一个人——不论男女——进入监狱，你的善意就会一点点消失，你变得迟钝了。你变得更加冷酷无情。”

柯蒂斯所描述的道德滑坡，对于那些心地善良的人来说可能特别令人不安，包括在监狱中工作的大量精神病学助理，近年来，监狱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心理健康机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报道的那样，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经常违反医德，在被监禁的精神疾病患者受到虐待时袖手旁观。

例如，在雷尼死后的几个月里，科瑞克斯基失去了食欲。她的头发脱落了。她在内疚和羞愧中挣扎，最终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虽然更难量化，但许多肮脏的工人所经历的道德和情感的创伤可以像物质劣势一样使人衰弱，塑造人们的自我价值感，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保持尊严和骄傲的能力。其结果是一种道德上的不平等，反映了经济上的不平等。

正如富人和穷人居住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样，同样截然不同的差距把在美国从事最无偿的、道德上令人不安的工作的人和那些被免除做这些活动的人分开。就像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弄脏自己双手的负担，以及拥有干净的良心的好处，越来越成为特权的功能：有能力让自己远离从事肮脏工作的孤立场所，而把肮脏的细节留给其他人。

可以肯定的是，很多精英白领专业人士，比如销售不正当金融产品的华尔街银行家，或设计隐藏间谍软件的软件工程师，所做的工作在道德上也是可疑的。但是，对于那些努力应对自己工作的道德后果的白领来说，奢侈的薪水和奖金可以抵消他们可能感到的任何不适。这些精英也不太可能因为他们的工作而受到羞辱和指责，而是被人羡慕，从而减轻了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做的道德妥协的影响。

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来自边缘化群体的人不仅更有可能在美国做脏活累活，他们也更有可能因此受到指责，被挑出来作为“坏苹果”，在长期被容忍的系统性暴力事件曝光后受到指责。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虽然没有对他们提出指控，但把达伦·雷尼关进浴室的狱警应该受到羞辱和起诉。

但是，将肮脏工作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执行者可能是一种有用的方式，可以掩盖权力动态和使他们的行为长期存在的同谋层。在监狱和其他地方，产生这种工作的条件毕竟是集体决定，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无意识地授权的社会秩序，以及我们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做些什么。

在雷尼的死亡案件中，责任链不仅延伸到佛罗里达州惩教署，还延伸到当时的州长里克·斯科特和共和党立法机构，而佛州在精神健康方面的人均支出是全美倒数第二，仅比爱达荷州要多。它还延伸到了许多将这些官员投票入公职的“好人”身上。

我们欠肮脏的工人的，是从愿意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代理人开始，并努力解决我们自己的共犯问题。我们还欠他们中的许多人一个倾诉的权利，让他们的故事得到尊重和带有好奇心的倾听。

这看起来会是怎样的？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在费城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一个小教堂里参加了一个仪式，一群退伍军人聚集在一起，谈论他们在美国最近的战争中服役时所受到的精神伤害。一位退伍军人在讲述他所指挥的一次空袭时泣不成声，这次空袭最终导致数十名伊拉克平民死亡。

在老兵们发言后，听众们在他们周围围成一圈，手拉手传递了一个所有肮脏工人都应该听到的信息。听众们齐声高呼：“我们把你们置于可能发生暴行的环境中，我们与你们一起对你们所看到的一切，对你们所做的一切，对你们未能做到的一切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