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记者克里斯·斯托克尔·沃克（Chris Stokel-Walker）在商业内幕网上撰文表示，在疫情时代社交媒体中的“伪专家”文化让人们“陷入了信息冲突的混乱之中”，具体内容如下：

新冠疫情的波折已经够疯狂了，但试着想象如果这发生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的时代会是什么样子，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虽然与朋友联系的功能帮助我度过了疫情最黑暗的日子，但这并不是我对社交媒体最感激的地方。相反，在过去12个月里，社交媒体让我了解了新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和总体趋势。如果没有它，那充满波折的倾斜之旅将是蒙着眼睛完成的。

自2020年3月以来，我的推特账号发生了变化，现在，它由一小群在新冠状病毒领域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科学家组成，他们充满信心地发布满是图表的线索，提供我们在疫情进程中的总体认知。像很多人一样，我所消费的大量信息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纸上谈兵的流行病学家。但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一个错误的小信息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有机会接触科学和专家是好事。作为一名记者，我一直告诉我的朋友，这份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能够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打电话，不管他们的声望有多大，都能请他们在专业谈话的前提下交谈。世界上许多传染病专家通过社交媒体它提供的公共服务，使公众能够规划自己在疫情中的路线。

然而，问题是所有罗盘的校准方式都不一样。上周末，当我跟随一位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Bristol University）的统计学教授就疫情发表劝告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关注他是因为他在这个平台上的共同好友分享了他的一些推文，而他应对疫情的常识性方法似乎很明智。

但后来我意识到我跟着他的真正原因是，我对英国抗击疫情取得的进展感到特别高兴，而他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图表，反映了我当时的想法，当时我非常谨慎地认为，事情可能会迅速发生变化。坦率地说，我是根据当时的心情来挑选我的专家。

如果我更悲观一点，我毫无疑问可以找到一个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或统计学教授，他们与我当时的想法一致，并从他们的想法中找到安慰。这就是科学的意义所在:人们对世界如何运行建立理论，然后检验这些理论是否站得住脚。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并没有看到幕后对话。有根据的猜测被公之于众，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它们的价值。

有时科学家是对的，有时他们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在展示他们的研究之前要遵循科学的方法。但是，当他们在一场大规模传播的疫情中出错时，风险就相当高了。由于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确切了解仍然很少，科学家们往往至少有一部分是错的。

有些人的预测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过于悲观，而另一些人则显得过于乐观，因为我看到人们开始聚集在一起，病例开始上升。在我心里，我知道我们都是在猜测。但当你第十三个月没有和真人接触后，你很容易被冲昏头脑，把预测当作福音。

在没有任何指导方针的情况下，驾驭大流行的残酷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各国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已经显示出他们愿意为了经济的健康而牺牲人类的生命，因此不能相信他们会说出关于传播和健康结果等科学问题的真相。但是，来自科学界的预测，包括一些名字末尾有着“医生”、“博士”后缀但超出他们学术领域的人的预测，也同样令人困惑。

作为一名科技记者，我长期报道政治两极分化的担忧，以及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几年来，我们已经有了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人，他们从社交平台获得新闻和信息，生活在完全平行的宇宙中，脱离了现实和客观事实的锚。你有能力根据自己的观点选择适合自己的新闻，即使这些新闻不是真的，这种能力也是导致1月6日美国国会暴动的原因之一。

人们只需在Twitter上点击一下，就可以获得关于新冠疫情进展的广泛意见，这让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应对疫情。找到那些认为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专家和那些认为我们应该出去社交的专家都是可能的。在Twitter和它的用户眼中，这两种人都是同样有效且经验丰富的。

虽然可以随时获得这些信息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大福音，但也令人相当担忧，因为像许多在国会大厦游行的人一样，否认新冠病毒存在的人在Twitter上借助“科学事实”武装起来。他们也携带着“致命武器”：不是挂在肩膀上，而是在肺里。

由于人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专家，并为疫情的发展制定自己的路线，我们陷入了信息冲突的混乱之中。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专家，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所说的在科学上是正确的，还是只是我们想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