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的高级研究员Steven Feldstein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科技平台在乌克兰战争后面临的四个主要变化，包括平台的中立性神话的终结，一些政权对平台的审核加剧等，而科技平台在此之后必须将在社会责任和利益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战场上的视频、泄露的无人机监控以及其他形式的数字通信，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成为历史上最容易从网络上获取信息的战争，使推特、TikTok和其他互联网平台成为了战争新闻的主要来源。但这并不是它成为互联网公司分水岭的唯一方式。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迫使科技公司面对他们过去一直设法避免的地缘政治现实。虽然数字平台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国政府的压力，要求删除内容、封锁政治批评者，以及开设政府更容易控制的地方办事处，但西方的压力和俄罗斯的镇压正在加速科技公司运营模式的转变。主要的断层已经出现，对互联网平台将如何开展业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转变的原因很明显：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平台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利用推特、脸书、YouTube和TikTok进行宣传，制造分裂，恐吓批评者，并以其他方式推进其政治议程。同样，公民运动和活动家也利用这些平台来动员他们的追随者，批评专制者，并组织反对政府的大规模行动。

新冠疫情迫使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事务变成了网络形式，并加速了数字平台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动力有助于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使新冠时代的第一个重大国家间冲突，成为了互联网平台的关键时刻。

特别有四个因素表明乌克兰的战争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平台的经营模式的。

这场战争打破了中立性的神话。

在互联网平台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纷纷争辩说他们是只传播信息的中立平台，而且他们不对内容负责。即使在脸书因其在世界各地传播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以及为外国的行为者干预选举提供便利而承受了多年压力之后，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依然宣布，封禁大屠杀否认者或阴谋论者在平台上被传播不是他的公司的责任。

直到2020年，脸书才开始转向，引入了适度的内容监管。然而，与此同时，主要的互联网平台继续回击政府请他们对内容负责的要求，无论这些内容多么卑劣。他们认为，作为信息传播者，他们不应行使媒体的职能。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20年，推特才开始将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宣传和虚假信息机构标注为政府来源。

乌克兰的战争摧毁了残余的中立性论点。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乌克兰的冲突中不站队就等于为压迫性政权提供工具，而科技巨头也已经采取了全面的措施来遏制克里姆林宫的宣传。

YouTube宣布对俄罗斯国家媒体机构进行全球封锁，并删除了1000多个频道和1.5万个视频。脸书在欧盟地区限制了对俄罗斯官方机构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访问，并禁止俄罗斯国家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广告，或在平台上实现盈利。推特已经暂停了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广告，并降低了俄罗斯国家附属媒体机构发布的推文可见度。

但不仅仅是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采取了行动，其他科技公司也纷纷效仿。苹果已经暂停了在俄罗斯的所有产品销售。音频流媒体公司Spotify关闭了在俄罗斯的办事处，并删除了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所有内容。网飞也暂停了在俄罗斯的服务。

最终放弃中立性的幌子的决定，正在将科技公司带入一个前景不明的新时代。他们不再是简单地作为中立的技术供应商运作。他们现在正在对政府在战时如何使用平台，以及哪些类型的言论违反了仇恨、暴力和宣传的界限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这些行动与之前的内容政策相矛盾，表明公司正在匆忙改写他们的规则，往往是以一种特例的方式来应对最近的事件。

政府胁迫急剧增加。

专制政府要求互联网平台审查内容的压力，通常是作为继续在特定市场开展业务的条件，并不新鲜，平台默许的历史也不新鲜。例如，在越南，在政府当局关闭脸书的服务器后，公司同意大幅增加对当地“反国家”帖子的审查。在尼日利亚，政府将推特暂停了七个月，直到后者同意在当地开设办事处，并与政府合作制定“行为准则”，而活动人士担心这可能会危及言论自由。

在战争前夕，俄罗斯的胁迫似乎也加速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21年9月，俄罗斯特工来到谷歌高层在莫斯科的家中，发出了令人胆寒的最后通牒：“在24小时内关闭一个引起俄罗斯总统普京愤怒的应用程序，否则将被送进监狱。”

在脸书决定封锁俄罗斯的宣传渠道，但允许乌克兰的用户呼吁在战争中杀死俄罗斯士兵之后，俄罗斯法院将母公司Meta称为“极端主义”，并在俄罗斯禁止了脸书和Instagram。

但俄罗斯远不是唯一一个加强对网络平台强制措施的国家。印度政府曾授权对推特的办公室进行特别突击检查，以报复推特将一名执政党成员的帖子称为“被操纵的媒体”。土耳其实施了严厉的内容删除和数据本地化的法律，并通过刑事处罚予以执行。这些代表着日益增长的强制性现实，而互联网公司却没有做好足够准备应对这一切。

浮士德式的交易和不光彩的妥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会制定与专制政府作对的政策，它们更愿意迎合专制政府，从而保持对有利可图市场的准入。许多公司继续与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妥协，将用户置于危险之中。例如，虽然中国拥有的TikTok在禁止俄罗斯的宣传方面追随了美国平台，但公司也选择过度满足克里姆林宫的审查要求，为其俄罗斯的用户删除了95%的内容。结果是，关于战争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从俄罗斯公众手中被夺走。

在印度，推特暂停了数百个与农民抗议活动有关的用户账户，并封锁了数百条被政府认为有争议的，支持农民的推文。谷歌在印度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与警方共享数据，导致一名气候活动家被捕，他编辑了一份为抗议者提供资源的谷歌共享文档。

压迫性政府的一个新策略是培养替代性的应用程序和平台，使其能更灵活地听从政府的指令。中国2010年左右对谷歌和脸书的禁令，有助于使微信成为中国的主要数字平台。便利的是，微信也是中国国家强大的监控和审查工具，被国家安全机构用来监控公共和私人言论，并根据关键词触发器过滤掉数十亿条信息。

在俄罗斯，当地的搜索引擎Yandex可以限制哪些新闻服务能在15家被克里姆林宫批准的媒体上发布头条新闻。而在印度，由于对推特的内容政策不满，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广通信平台Koo，作为推特的替代品。不幸的现实是，有很多公司，无论是美国的平台或当地的平台，都愿意为市场份额和利润，与压迫性政权进行不光彩的交易。

战争中出现了新的平台责任。

网络平台在调解乌克兰冲突信息方面扮演了突出的作用，而这也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互联网公司有什么义务？在社交媒体上频繁发布描绘俄罗斯战俘的图片是否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中关于禁止将战俘公布以满足公众好奇心的规定？

互联网的关闭或平台的自我审查是否可能使平民无法获得有关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措施，或即将发生的导弹袭击等信息，从而帮助和怂恿战争罪行？这样的规范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数字平台在俄罗斯战争中的主导作用突然也使这些问题成为焦点，而且问题也不太可能消失。

多年来，科技公司一直避免就其运营地点，以及如何与压迫性政府打交道做出艰难的选择。相反，他们试图左右逢源。一边悄悄地屈服于审查要求，同意与专制政府达成不透明的交易，即使他们同时告诉西方观众，他们是在力挺世界各地的自由表达。这种做法始终是虚伪的，只有在没有太多人关注的情况下才有效。

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对异议人士的恶性镇压，以及西方国家要求科技公司减少在独裁国家业务的压力越来越大，使得公司暧昧的立场难以为继。

科技平台不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拿出关于战时信息处理的一致政策，而且还需要弄清楚如何驾驭一个日益混乱的全球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各国政府越来越想坚持各自的观点和利益。西方国家正在推行新的规则，以限制科技平台的运作方式，并进一步要求在允许自由表达，和打击虚假信息和宣传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公司也将不得不面对来自投资者的压力，以证明退出造成麻烦的市场，从而放弃收入来源是合理的，尽管机构投资者可能以社会责任为由而撤资，因此这种压力也可能发挥反向作用。

同时，专制政权将继续对科技公司施加影响，威胁要将其排除在市场之外，或采取更能有效控制的当地替代方案。这一切使得未来几年的局势非常难以预测和动荡。

认为科技公司仅是非政治性平台服务供应商的想法一直是有缺陷的，乌克兰战争使它们自诩的中立性受到了影响。对于领先的科技公司来说，从这里开始之后就是未知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