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hy Chan, Ambereen Choudhury和 Denise Wee在彭博社发表文章，由于香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再加上最近疫情的打击，越来越多的香港精英认为，香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中的很多人萌生了离开香港的念头，这一切正在悄悄地进行中。

今天，在位于香港太平山山顶的富裕社区半山区，富有的外籍人士谈论的话题都避不开一个主题：下一个离开的人会是谁。

在一英里长的自动扶梯上，在摩天大楼林立的中央商务区，外流的势头正在静悄悄地形成。花旗集团、 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中也有一些迹象。

数字很小，但它们正在增加。2月份，共有7.1万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离开了香港，许多香港人担心，这预示着更糟糕的情况即将到来。

关于香港的未来，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生活和自由已经被中国不断收紧的控制永远地改变了。香港对新冠病毒的应对不力——医院不堪重负，隔离区简陋，现在又对所有740万居民进行强制检测，激起了愤怒和恐惧。

越来越多曾经帮助塑造香港身份、并使这里成为繁荣商业中心的白领专业人士认为，他们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纽约、伦敦、新加坡、迪拜，现在都在向他们招手。

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以来，香港的丧钟已经敲响过多次。但高管们说，这一次不同，而且更悲观。出现了大规模抗议、公民自由受到侵蚀、新闻自由受到镇压，对这个城市的集体心理造成了伤害。这两年又受到了疫情的侵害，并且短期内没有缓解的迹象，使香港成为一个具有长期危机的城市。

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是一个巨大的展览中心，枪炮玫瑰和凯蒂·佩里曾在这里演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病床的隔离设施。数以千计的餐馆关闭了，兰桂坊，这个深受外籍人士欢迎的饮酒和餐饮场所，现在就像一个鬼城。学校提前几个月放暑假，以便学校可以作为测试、隔离和疫苗接种的场所。香港正在建造数以万计的隔离单元，这表明新冠病毒将在这里长期存在。

对于许多不能离开的人来说，随着奥密克戎变体的病例激增，情况变得很糟糕。急剧上升的感染对香港的贫困地区造成了严重打击，人们不得不在医院外的轮椅上，忍受寒冷和大雨，或者在香港以狭小闻名的公寓里和生病的家人挤在一起。

来自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外籍专业人士只占香港人口的一小部分。甚至在1997年回归之前，他们的人数和影响力就在下降，因为香港的商业新贵，也就是中国内地人，已经稳步崛起。

官方数字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政府数据，2018年至2021年期间，外国金融服务工作者的新签证下降了49%，至2569个。在此期间，发放给中国大陆的此类签证增加了8%，去年达到2314份。 

但即使是现在，外籍人士也在对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经济生活施加着巨大的影响。

那些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帮助巩固了香港作为世界五大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以及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活力。教师、艺术家、餐馆老板、学者和其他正在考虑未来的人也是如此。

理查德·海斯就是正在进行这种反思的人，海斯是英国人，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他曾在花旗集团工作，负责亚太股票业务，2020年，他退休了，选择留在香港。但考虑到所有的不确定性，他说他可能会在回伦敦看孩子后在欧洲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58岁的海斯说：“我看到外籍人士的机会在减少。” 

苏西·邓肯已经做出了决定：走。她是英国人，在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后，她最近去了迪拜。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担心如果她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政府会将她和她6个月大的孩子分开。

34岁的邓肯说：“我被吓坏了。”

她直言不讳地描述了目前的状况：“暗无天日的冗长隧道。” 

约翰·伍德也已离开香港。他是一名私人股本投资者，自称是“公路战士”（指经常出差的人），在香港待了7年之后，他于今年1月返回美国。他和他的家人在去年度假回来后被政府强制隔离了21天。他受够了。

57岁的伍德说：“我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上环荷李活道上有很多时尚酒吧、艺术画廊和古董店，曾经被评为世界第三名的侍酒师赫维·佩内金也在考虑他未来的去向。佩内金认为他在2021年2月开的巴克斯葡萄酒餐厅（Bacchus Wine & Restaurant）的租金很便宜。现在的生意比他原来的预测要少50%。更糟糕的是，他与他住在菲律宾的18个月大的儿子和其他家人分开了。 

这位55岁的男子身穿浅绿色布克兄弟夹克，雨果博斯的马球衫，戴着博柏利眼镜和劳力士手表，他说现在这个城市生活在官员强加的“恐惧”之下。

他说：“如果中国按照一贯做法继续向香港施压，这个城市就很难保持活力，”他吹了声口哨，暗示游戏结束，“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们被拖入其中。”

据香港餐饮及相关行业联合会称，约有5000家餐厅，即香港几乎三分之一的餐馆，正在考虑关闭数月，以削减成本。超过1200家餐厅已经暂停营业，300家永久关闭。

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个救济方案，但被认为太少，也太晚了。

国际金融家们不愿意公开谈论他们的计划。大多数人害怕激怒中国政府，因为54万亿美元的大陆市场上是诱人的，而中国政府掌握着这个市场的钥匙。

然而，私下里，许多人说他们的挫折感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员工要求调去别的地点。老板们说，他们正在逐一审查这些请求，以免引起注意。高层人士的变动尤其敏感。

中国要求香港遵守大陆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杜绝疫情，没有人希望被认为背弃中国的命令。在最近的一次亚洲员工全体会议上，法国兴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欧迪亚暗示了银行必须面对的困难局面。在彭博新闻社获得的他在一场大型讨论中的评论，他对员工表示，离开香港可能被视为“积极地离开中国，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不利于我们在中国的发展”。

这家法国银行拒绝进一步评论。

当地商业团体的调查指出了未来的趋势。

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香港的所有主要国际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中，几乎有一半正在考虑将至少部分员工或工作职能迁出香港。香港欧洲商会同样警告说，香港可能面临大规模的人口外流。许多从事金融工作的人正在等待年终奖，有孩子的人正在等待学校放假，随着学校提前房价，外流的步伐正在加快。

在一些银行，变革正在酝酿之中。花旗集团正在悄悄地将6名银行家转移到新加坡和其他市场。在过去的6个月里，摩根大通也有差不多数量的董事总经理离职，有些人回欧洲谋求更好的机会。

摩根士丹利的亚洲机构股票分销主管麦迪·礼萨于1月辞职，并计划回到欧洲与他的家人团聚，他在这个城市工作了近30年。在汇丰银行，亚洲股票执行部联合主管詹姆斯·格拉夫顿最近搬到了伦敦，担任全球职务。他在香港的职位由从伦敦调来的奥利弗·卡迪姆填补。

据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富国银行正在进行重大转变，公司已将其在香港的员工人数从2019年的近800人减少到不足500人，同时在香港的区域竞争对手新加坡进行了增员，鉴于此事的敏感性，这位人士不愿透露姓名。

富国银行表示，它仍然致力于在香港发展。

富国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说：“香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和地点。关于我们将注意力从香港转移的说法，并没有准确反映出我们对这个市场的承诺。”

花旗集团也表示，香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前哨。花旗集团发言人詹姆斯·格里菲斯说，总体而言，银行在过去12个月中在香港增加了300多人，其中三分之一是从海外招聘或调入的。

格里菲斯上个月说：“银行正在尽可能灵活地支持那些因家庭原因或为客户提供服务而希望搬迁的员工。”

他拒绝就具体的人事调动发表评论。

总部设在伦敦的汇丰银行一直渴望证明自己的承诺，这家银行的历史与殖民时期的香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如今它正将增长目标转向中国内陆。去年，它宣布将其全球投资银行联席主管之一、以及商业银行和财富业务主管从伦敦迁出。

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汇丰银行和摩根大通的发言人都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但是，随着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5年，“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已经过去了一半，情况正在不断变化。中国内地金融家的崛起，以及上海和北京的的巨大吸引力，正在挑战香港作为东西方交汇口的形象。随着外籍人士的离开，香港开始像一些人一直担心的那样：有一天，它会变成中国的另一个城市。

盛智文拥有香港著名的兰桂坊夜生活区的大部分土地，他对这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称为家的城市深感担忧。

他在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信中写道：“香港的国际声誉现在受到很大损害，我担心我们所知道的‘一国两制’将会消失，”他指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建立的框架。“很多人才已经离开了。我认为这不是中国领导人想要的，因为中国需要一个国际化的香港，而不仅仅是又一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