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Aldrick在彭博社发表文章，疫情期间由国家资助推动的疫苗开发项目使英国尝到了“大政府”的甜头，现在，英国正在考虑把国家风投项目推广到更多领域。为了获得私人投资，国家不再是免费的拨款者，而会像一个真正的风投公司一样要求回报，目前项目进展顺利，但也遇到了阻碍，那就是在回报不那么明显的时候，这些项目往往会遭到反对。
没有什么比政府更能让经济学家产生分歧了。左翼希望政府发挥更大作用，而右翼则希望政府的功能限制在纠正市场失灵的范围内。但现在，他们正在一个新的概念中找到共同点：风险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和美国的疫苗推广活动表明，政府既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也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持资本主义的自由。在美国的“曲速行动”中（这是美国联邦政府为了研发新冠疫苗而发起的计划），最初有1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投机性地注入七家制药公司，用于药物开发。同样，英国的疫苗工作组为未经测试的疫苗组提供了9亿英镑（12亿美元）的前期现金承诺。
所涉及的金额很大，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部署方式。这些投资把纳税人的钱被置于风险之中，寄希望于其中一两个赌注能够获得巨大的回报。英国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凯特·宾汉姆当时是生命科学风险投资公司SV Health Investors的管理合伙人，这并不是巧合。
英国的保守党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是这一模式的倡导者。七年前，当他成为国会议员时，他曾公开表示支持小政府，但像疫情期间的所有财政部长一样，他学会了接受政府的巨额支出。
在苏纳克上任两年来推出的许多紧急新冠计划中，有一项非常突出。2020年初，他为初创企业推出了一个救援基金，名为“未来基金”（Future Fund），它最初与私营部门共同投资的上限为2.5亿英镑，最终通过可转换贷款向1190家公司注入了11亿英镑，如果在36个月内没有偿还，这笔投资就会转换成股权。
根据英国跨国金融服务和资产管理公司Legal & General Group的分析，有了这笔钱（相当于疫情前一年风投总资金的十五分之一），政府在2020年被列为最大的风险资本来源之一。
苏纳克坚持自己设计方案，起草投资意向书，并选择可转换贷款、而不是直接股权作为投资模式，以避免任何国家援助的阻碍。这是他熟悉的领域。这位财务主管曾在高盛集团工作过，之后加入了对冲基金Thélème Partners，这家基金于2010年将他派往加州，投资那里有前途的科技和制药公司。
在硅谷的工作经历帮助苏纳克树立了这样的信念：为英国停滞不前的生产力引擎充电，最终成为一个融资项目。如果未来的产业要得到它们所需的支持，就必须通过国家资金来刺激私人资本，那就这样做吧。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兰迪·克罗斯纳说：“把钱放在风险中是有效的。”芝加哥商学院以提倡小政府而闻名，但克罗斯纳却接受了“曲速行动”所采用的国家风投模式，他说：“你需要有效的公私合作，你需要一个愿意承担风险的公共部门。”
此后，苏纳克采取了紧急计划并使其成为永久性的。在更名为“未来基金：突破”的基金中，他承诺为“高增长的创新企业”提供3.75亿英镑的初始资金，迈出了其他政府都不愿迈出的一步，尽管疫情的教训已经使纳税人的资金直接面临风险。
他的风险资本国家计划比“未来基金”更加深远。苏纳克正在扶持初创企业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通过赠款、股权、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资金以扩大国内风险投资的生态系统，并进行监管改革，消除投资障碍。
受美国国家支持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这个机构为个人电脑、互联网和其他突破性创新铺平了道路）的启发，苏纳克已经为英国版的“高级研究和发明局”（ARIA）投入了8亿英镑。ARIA将为“有可能产生变革性技术变化的项目”的早期研究提供资助。
其他国家干预措施旨在解决私营部门的不足之处。作为政府的英国商业银行的一个分支，“英国病人资本”（British Patient Capital，简称BPC）成立于2018年，已经配备了25亿英镑的融资，可供风险投资基金经理使用。其目的是深化国内风险资本池，为初创企业跨越“死亡之谷”搭建桥梁，死亡之谷是初创企业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早期投资者希望套现，但公司未经证实的商业计划仍然需要大量资金支持。BPC最近拿到了首批的两个直接股权投资。
苏纳克也即将改变养老基金投资的规则，允许受托人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尚未上市的公司中。在英国5000亿英镑的固定缴费养老金计划中，只有0.3%的资产以未上市的股票形式存在，而在澳大利亚，这一比例为4%。
苏纳克的一些观点可能是从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书中获得的灵感，她是工党前领袖、社会主义杰里米·科尔宾的顾问。马祖卡托在她的最新著作《使命经济：改变资本主义的登月指南》中，提到了疫苗项目的成功，她说，国家不应该仅仅通过降低项目风险来吸引私人资本，还应该像其他投资者一样要求公平的回报。
她说：“硅谷得到了大量的共同资助。”她指的是GPS和触摸屏技术等国家资助的发明，她问道：“为什么风险要社会化而利润却被私有化？”她表示，今天的生命科学和绿色技术正迫切需要她所说的风投登月资本主义。
国营风险投资的一个障碍是投资失败。在英国，政府因疫情期间的一些未来基金投资而受到了攻击。英国纳税人现在拥有丙级足球队博尔顿流浪者队8%的股份；它还拥有一家咖啡连锁店和一家博彩公司的股份，这些公司符合紧急计划的要求，但很难被称为未来企业。纳税人联盟是一个倡导团体，它表示政府需要证明这些投资是“值得”的。
克罗斯纳说，不幸的是，政治家和媒体倾向于关注不好的赌注，而忽略了好的赌注。他说：“但是，你应该看一下整体的投资组合。如果风险投资不承担风险，它就永远不会获得百倍的回报。”他的信息是，每一个未来基金中有一个博尔顿流浪者，就有一个Tevva汽车公司，这是一家电动卡车制造商，到目前为止已经筹集了9000万美元，其创始人阿舍·贝内特被认为是下一个埃隆·马斯克。还有一家名为OrganOx的医疗技术公司，它开发了一种在移植前储存肝脏的设备。
英国正朝着马祖卡托的利润分享风投愿景迈出试探性的一步。政府希望未来基金和英国商业银行都能提供财务回报。拨款项目被加上了一些附加条件。
国家卫生局1.4亿英镑的“健康和护理领域人工智能奖”的受益者必须签署一份合同，说明他们必须分享“版税和/或其他合理的报酬”。尽管这一条款的效力可能不那么强，但它明确了国家有权获得回报的原则。
英国病人资本公司正在提供帮助。英国商业银行首席执行官凯瑟琳·刘易斯·拉托尔说，它在2021年报告了25%的内部回报率，这是在它在社会目标之外的一个目标，即利用国家资金来激励犹豫不决的私人投资者加入。
在疫情中转向风投模式的疫苗项目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工作队负责人宾汉姆在去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政府“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与封锁的经济成本相比，这些成本微不足道”。
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主席托马斯·菲利普森帮助设计了重叠的监管程序，这些程序对“曲速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他估计，提前六个月将疫苗推向市场的价值是1.8万亿美元。
挑战在于，当回报不那么明显时，政府能否还能坚持风险资本家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