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金融时报介绍苹果在中国如何建立顶级供应链的报道下篇。随着中美脱钩，苹果却越来越受制于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这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但问题是，即使苹果有心转移生产线，20多年来的深耕和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都让其很难完全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这里是上篇。

 

去年12月初，当库克前往美国国会与资深议员私下会面时，苹果与中国的关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此前一个月，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导致成千上万的工人逃离了富士康在郑州运营的“iPhone城”，一个巨型工厂。富士康是苹果25年以来的制造业盟友。当被困在工厂里的工人抗议时，警察穿着防暴装备以暴力回应。

但当福克斯新闻的记者在华盛顿追问库克时，他拒绝回答。

希拉里·沃恩在库克走过楼道时问道：“你支持中国人民的抗议权利吗？你对抗议新冠疫情封锁而遭到殴打和拘留的工厂工人有何反应？在中国共产党压制人权的情况下，你认为与他们做生意有问题吗?”

库克没有理睬沃恩，改变方向以避开她，眼睛向下看。

这段视频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中反复播放，《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题为《蒂姆·库克有关中国糟糕的一天》的专栏文章中强调了这段视频。一位拒绝公开发言的供应链高管，将这次对峙描述为“库克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45秒”。

公平地说，很少有首席执行官会在电视直播中回应记者的堵门采访——尤其是库克，他的亮相通常是由资深公关人士精心编排的。

但这是库克目前面临的政治聚焦的一个突出例子。在反对中国“清零”政策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他和苹果几乎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只是在11月23日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表示“正在与富士康密切合作，确保员工的担忧得到解决”。

苹果还承认，骚乱造成了“严重”供应链中断。分析人士目前预测，利润丰厚的假日季期间，iPhone出货量约为7800万部，短缺600万部以上。

但比短期风险更重要的是，抗议活动提醒世界，美国最有价值的品牌，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制于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

苹果不仅未能支持抗议者，随着中国公民开始使用AirDrop共享信息，公司限制了这一文件共享工具的使用，此举被视为默许了中国的要求。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马克•华纳表示，这就等于“共产党让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两党都对苹果公司进行了高调的批评。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指责苹果公司如此依赖中国，所以这个公司无法再代表美国的基本价值观。

霍利说：“当中国政府让苹果跳的时候，它会问，‘跳多高？’苹果与中国的关系在经济和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苹果正面临政治、战略和投资者的压力，要求其大幅降低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关税威胁十分突出，而拜登阻断了更多中国企业获得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美国尖端技术，从而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立场。

但是，如果这种关系是站不住脚的，却也是近乎牢不可破的。

苹果在华业务是如此复杂和庞大，包括相当于中国西部城市一样大的工厂中心，以至于根本不清楚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是否有任何可行的选择，来彻底改变每年推出价值3160亿美元产品的方式。

“没有人能够了解富士康的制造规模，除非你亲眼所见。”布莱恩·布莱尔说，他是一名前技术分析师，曾多次参观过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主要供应商的设施。“这就像试图向一个村民描述纽约市。”

苹果公司在中国问题上的困境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涉及到其全球成功的基础。对库克来说，这也是个人问题。这位运营大师是苹果面向中国的供应链战略的设计师，因痴迷于细节而赢得了声誉，将其端到端的管理转变为科技界所羡慕的模式。

但是，苹果公司在其年度产品更新节奏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现在可以说是其最大的弱点。

“苹果无法实现多元化，”一位前苹果工程师说，他的任务是寻找自动化生产的方法，以克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这位人士说，至少从2014年开始，苹果就一直在努力将其业务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但却没有什么进展。“中国将在未来20年内主宰劳动力和科技生产。” 

多样化的挑战

没有任何大型科技公司像苹果公司一样，对中国的敞口水平如此之高。Meta和Alphabet的大部分业务都依赖于数字广告。亚马逊在此地区没有实体，微软来自此地区硬件的收入份额约为6%。

即使是韩国巨头三星——唯一一家手机销量超过苹果的公司，其风险也要小得多。随着本土竞争对手华为、小米和Oppo的蓬勃发展，三星于2019年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因为其在当地的市场份额从2013年的近20%下滑至不足1%。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三星目前超过四分之三的手机，是在从阿根廷到越南的六个国家生产的，不到四分之一的手机外包给中国的代工制造商。

相比之下，苹果几乎所有的硬件都是在中国制造。其在中国直接雇佣的员工只有1.4万人，但监控着其全球供应链中150万名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其中绝大多数在中国。

这些庞大的业务支撑着苹果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公司，每年出货量高达2.5亿部iPhone。

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新制造业中心竞争对手的候选国家是印度，预计今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印度是一个以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的民主国家，其地缘政治风险低于中国，而且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印度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Counterpoint的数据显示，目前iPhone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仅为5%。

Counterpoint表示，主要得益于三星、中国的各种智能手机以及苹果合作伙伴富士康和和硕等多家供应商的努力，到2022年，印度智能手机产量已占全球的16%，约为2亿部，高于2014年的2%。

据说三星正在引路，近年来，其位于新德里附近的诺伊达(Noida)工厂的产能翻了一番，每年生产1.2亿部手机。

自2017年以来，苹果一直在印度生产低端iPhone，并于去年秋天开始在印度生产旗舰设备。摩根大通估计，到2025年，印度可能占到iPhone组装的四分之一，高于目前不到5%的比例。

网络媒体研究公司行业情报小组负责人普拉布·拉姆表示，从长远来看，印度希望整个价值链都在本国境内。

他指出，最近几个月，印度综合企业塔塔计划在泰米尔纳德邦雇佣数万名工人，成为当地的“靠山”，为iPhone生产引入更多供应商。他预计，在印度政府的激励下，将有更多的印度公司在印度开展业务。

拉姆说：“这不仅关乎蒂姆·库克的遗产，还关乎纳伦德拉·莫迪总理的遗产。”

中国没有对手

但一些供应链专家认为，印度iPhone“制造业”的增长数字，更多是炒作而非现实。

供应商为苹果在印度建立的大部分业务都被称为FATP（最终组装、测试和包装），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流程，组件主要从中国大陆空运过来，然后主要由台湾公司组装。

彭博资讯科技分析师史蒂文·曾表示，和硕和富士康可能会搬到那里，但供应商不会。他说：“印度没有供应链，他们几乎什么都要从中国进口。”

尽管去年印度生产了2亿部手机，但无法与苹果的产品相提并论。最受欢迎的机型通常售价为250美元或更低，而iPhone的平均售价接近1000美元，需要更复杂的自动化和劳动强度。

一位微软前高管表示：“这就像把起亚索兰托和法拉利相提并论。后者是一种技术上更先进的设备，一种更精巧的产品。”

 

专家们担心，印度缺乏对苹果有吸引力的技能组合、流动劳动力库、基础设施或支持性政府。

曾说：“印度的基础设施显然还不够完善。交通、水电、通讯都可能成为问题。而印度的劳动力质量能否达到中国的水平，是个很大的问号。”

越南似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尤其是考虑到越南目前的平均工资还不到中国的一半。摩根大通估计，到2025年，越南将占AirPods产量的大部分，占iPad和Apple Watch产量的20%，占Macbook产量的5%。

但其他公司在这方面遭遇了挫折。2013年，芬兰电信公司诺基亚被微软收购后，公司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并将生产整合到越南，以期削减成本、提高效率。

但诺基亚很快就遇到了有组织犯罪、运输不足和不可预测的天气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贸易港口关闭。

这位微软前高管表示：“从扩大规模、建立业务，以及让业务按照在中国的方式运作，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基础设施要么非常新，还没有得到验证，要么根本不存在。”

这位高管表示，越南距离建立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制造业务还有“很多年”的距离，而大规模的物流挑战可能性更大。

这位人士补充称：“我们在零部件采购方面遇到了挑战，因为我们所有的二级、三级采购仍全部在中国。所以我们最终把很多半成品从中国运到越南进行总装。”

专家们指出，即使越南确实提高了运营质量，这个东南亚国家也太小了，实际上无法与苹果目前的架构相匹敌。

据估计，中国的工厂工人比越南的人口还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农民工人数为2.93亿，而越南的总人口为1亿。

《苹果背后的生与死──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工人》(Die for an iPhone)一书的合著者珍妮·陈指出，中国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得到了政府的独特支持。此书详细描述了组装苹果产品的富士康工人的生活。她说，有时这几乎是强制性的，村民和学生坐大巴车过来帮忙。

她说：“（支持）真的很重要，因为你不会对组装iPad或iPhone产生（太多）兴趣。这是重复性劳动，你只是被当成机器人——一个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

“红色供应链”

就在苹果试图在国际上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同时，与中国的联系也在变得越来越紧密。

多年来，这家科技巨头一直在与中国大陆公司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换取更自由经营的让步。

据专业科技出版物The Information称，库克甚至在2016年亲自签署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协议，斥资逾275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经济和劳动力。

此后，苹果向中国大陆代工制造商立讯精密、歌尔股份和闻泰科技提供了利润丰厚的订单，帮助建立了所谓的“红色供应链”，损害了台湾供应商富士康、纬创和和硕的利益。

摩根大通目前预测，到2025年，中国企业在iPhone制造中的份额将从去年的7%升至24%。

由亿万富翁董事长王来春经营的立讯精密是最大的受益者。自2017年赢得生产AirPods的订单以来，公司的收入从2016年的不到20亿美元，飙升至310亿美元以上，现在还组装Apple Watch和iPhone。

2017年，库克同意在立讯精密的生产线上拍照，这帮助公司股价飙升。在那里，他称赞了工人的技能，并在被问及苹果是否会将供应链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时让对方安心。

 

库克回答说：“我们不会这么做，制造我们的产品需要深厚的工程技能、灵活的供应链管理和卓越的质量标准。我们不会为了降低成本而转移生产。”

然而，苹果可能会因为“红色供应链”而失去对其生产工艺创新的一些控制。一个原因是，它不再在供应商的工厂拥有那么多生产机器，而这一战略此前使苹果对产品的生产方式拥有前所未有的控制权。

苹果在中国的“长寿资产”价值，在2018年达到133亿美元的峰值，此后几年几乎减半，至73亿美元。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前苹果工程师表示，在2015年iPhone销量达到顶峰后，其乐于更加依赖供应商的机械设备来节省成本。

第二次失控是新冠疫情导致的。布莱尔说，“（苹果）很大很大一部分的秘密”是，来自加州的顶级人才经常前往中国，在供应商的工厂里待上几个月。

根据美联航意外泄露的信息，疫情前，此类出差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苹果每天预订50个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商务舱座位。

但自2020年以来，苹果一直无法向中国派遣工程师队伍。

两名前苹果制造工程师表示，中国工程师真的脱颖而出了。一位人士表示：“苹果为中国制造工程师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培训基地。”

反过来，苹果提高了他们的薪酬，尽管竞争对手经常进行招聘，但苹果仍能留住大部分团队成员。

然而，两名熟悉苹果运营的人士表示，放弃控制权，有减缓创新和泄露知识产权的风险。其中一人表示：“库比蒂诺（苹果总部）的人靠边站，让中国人带头。中国人现在完全控制了产品。”

苹果在最近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年度文件中提到了这一风险，称“严格的员工差旅限制”对其供应链产生了“不利影响”，并导致“新产品的大量生产延迟”。

回到现状

一些专家现在认为，苹果在中国发展的专业技术很难被取代，苹果别无选择，只能保留大部分制造业务，并承担经济和政治成本。

但这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突然重新开放可能会缓解全球供应链的压力。即使美中关系目前仍处于紧张状态，但对于两个经济体完全“脱钩”、走上相互竞争的道路前景，人们也存在不同看法。

总部位于加州的供应链测绘集团Resilinc首席执行官宾迪亚•瓦基尔表示，这样的事情可能根本不可能实现。这将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实现脱钩的话。”

她说，尽管许多公司像苹果公司一样，试图在中国以外实现多元化，但它们通常采取的是“中国+1”战略，而不是完全退出，因为没有其他地方拥有与中国一样的质量和规模组合，“如今，在中国，每个零部件都依赖于供应链。它要么是直接在中国制造的，要么至少有几个零件是中国制造的。再深入挖掘，我们就会看到熔炼厂，它们大多位于中国。这些经过清洗和加工的金属、矿物和衍生品在全球范围内被制成产品，而且没有备用来源。”

彭博智库硬件分析师何宇振（Woo-Jin Ho，音译）预计，苹果只会将10%的iPhone生产转移出去，如果采取积极行动，最多转移20%。

他说：“看看中国创造的智能手机制造中心。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复制。”

富士康的劳动力研究者珍妮·陈预测，随着媒体的关注逐渐消退，苹果将悄悄增加在华投资。她说：“中国有很多优势，从受过中等教育和技术熟练的工人，到真正高水平的工程师和博士，这些人将提供尖端知识的专业技能。”

她补充道：“苹果很难找到与中国规模相当(甚至只是接近)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供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