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开源情报分析在全球情报界的崛起，并认为中国在这一方面超越了美国情报机构。

去年秋天，当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边境集结时，一个小规模的西方情报机构开始行动起来，追踪俄罗斯准备发动入侵的迹象。情报机构为其在乌克兰的人员制定了撤离路线，并每天撰写两次情报动态简报。

这一情报小组于2022年2月16日起草并向其领导人发送了一份评估报告，报告具有可怕的准确预见性。评估说：俄罗斯可能会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23日入侵乌克兰。

这个情报机构只有8名分析师，并且只使用公开的信息，而不是使用政府拥有的间谍卫星或机密谍报。这个小机构属于跨国化学公司陶氏化学，而不是任何政府。

陶氏的全球情报和安全主管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说：“我领导的情报中心准确地预测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没有接触到任何涉密的消息来源。”

约翰·罗伯特的部门帮助这家巨型企业管理商业风险和保护员工安全。

根据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兄弟间谍机构工作了几十年的前高级官员称，在乌克兰战争的刺激下，由商业卫星图像、社交媒体发文内容和可付费购买的数据库组成的开源情报（open-source intelligence, 简称OSINT）的兴起，给中央情报局及其兄弟间谍机构带来了革命性的挑战。

陶氏只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国家中的一员，它们将公开的数据转化为带来战略优势和经济优势的情报。根据数十名官员和许多研究报告，中国的行动规模最大，重点最突出，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根深蒂固的暗中运作习惯，在适应一个许多重要信息都不再属于秘密的新世界，动作一直很缓慢。

中情局同时还在应对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挑战：它正在从最近二十年来专注于恐怖主义的工作，转向密切关注一个新的主要情报目标：中国。

但一些官员说：美国情报机构面临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挑战，比仅仅调换优先事项更为根本。

前中情局官员保罗·科尔贝（Paul Kolbe）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习惯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运转，取决于当时的需求是什么。”

但他表示：开源数据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困难考验，特别是对中情局而言。

现任和前任官员说，总会有一些任务，只有由拥有机密数据和隐秘人际关系的秘密机构完成。此言不虚，比如中情局获得了普京入侵乌克兰战争计划的具体内容，并警告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盟国人员。7月底，中情局追踪并杀死了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结束了长达21年的追捕。

译注：艾曼·扎瓦希里是基地组织第2任首领，继承了2011年被美国击毙的本·拉登的职位。

但根据一些估计，美国总统或其军事指挥官需要知道的80%以上的情报均来自开源情报分析，而不是来自外国特工、间谍卫星或昂贵的窃听行动。

官员们说，这意味着中情局和其他情报机构需要优先审查和筛选大量的开源情报来源，这些来源从YouTube视频到公开发布的基因数据库等等不一而足。不这样的话，就有可能错过下一个严峻威胁，或迫在眉睫的全球危机。

而且，他们需要比美国的竞争对手更快做到这一点，最主要是中国。

而根据对许多官员的采访和许多相关研究，目前美国安全面临的威胁是相当大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美国情报机构可能会错过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下一个全球大流行病的迹象。中国可能在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上取得飞跃，同时利用公共数据来识别美国情报人员。

而年预算额900亿美元的美国情报界可能会看到自己的作用被削弱，因为私营公司会产生更多美国总统及其高级顾问想知道的情报见解。

根据11月在哈佛大学情报项目上的展示中，非营利性的先进国防研究中心（C4ADS）利用航运数据库、卫星图像、财产记录和其他公共数据，追踪俄罗斯GPS“欺骗”的来源，将俄罗斯一些船只的位置伪装成普京某处别墅附近的国防设施。

一家英国公司3AI，则利用人工智能和公开信息，估计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和随后的经济制裁将给俄罗斯企业带来的额外成本为3720亿美元，这比股票市场和股市研究人员的数据高出了50%。

调查网站 Bellingcat 使用电话和旅行数据确定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情报部门的三名特工身份，调查人员说他们试图杀死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阿列克谢·纳瓦利内。

曾在美国多个高级情报部门任职的罗伯特·卡迪罗说：“我不担心专业的情报界会消失。我担心的是它的重要性降低。”

他说，政府决策者可以减少对传统情报简报的依赖，而更多地依赖开源情报产品，这些产品通常更便宜，更容易获得。他说：“我担心情报客户们会用鼠标点击来投票。”

《华尔街日报》审查的一份由国会授权的开源情报报告发现，美国政府在此领域已经落后于中国和其他竞争对手。

报告说，对手对公开数据的使用“超过了我们，（美国）无法完全利用开源情报的力量满足国家安全需要”，报告由联邦资助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MITRE于2月完成，这份报告目前还没有被公开。

根据乔治城大学的威廉·汉纳斯（William Hannas）的研究，中国对开源情报非常重视，估计有10万名分析师负责搜索全球的科技发展，主要是针对美国。收集这类情报的系统是由中央指导的，但“在各级独立但相互联系的组织中运作”，汉纳斯和张惠美（Huey-Meei Chang）在2021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译注：张惠美（Huey-Meei Chang） 是乔治城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 (CSET) 的研究分析师。她在国立台北大学法学院获得数理统计学士学位。张惠美的职业生涯始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担任数据分析师，后移民美国

美国情报高级研究项目活动的前负责人和兰德公司的总裁杰森·马特尼（Jason Matheny）说：“我们没有类似的努力。这在中国确实是一项巨大的事业。”

兰德公司也是一个由联邦资助的研究组织。

根据这些官员和研究的说法，中国的统治者在筛选可能包含个人隐私数据的公共信息时，不会面临美国和欧洲间谍机构所面临的法律和道德难题。

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他们认识到了这些挑战，并正在做出重大改变。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对加快与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相互联系给予了更高的重视，此前他曾下令进行内部审查，发现中情局没有利用这种伙伴关系。

去年，伯恩斯设立了新的机构单位，重点关注中国以及技术和跨国威胁。他经常指出，中央情报局近三分之一的雇员在技术、科学和相关领域工作。

分析家们普遍赞扬伯恩斯和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因斯，他们试图重新调整庞大的美国情报机构的方向。但根据这些官员和研究报告，与开源情报的举措仍然是脱节的。表现在资金不足，优先级不够方面。

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前局长、退役陆军中将罗伯特·阿什利说：“我们并不是不使用它。我们不能大规模地这样做，因为没有资金。”

据前机构官员和其他人说：在中央情报局，让开源情报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努力一再受到机构文化的阻挠，这种文化必然围绕着高度机密信息和秘密行动。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亚当·希夫（Adam Schiff）说，美国情报界的文化变革“正在发生，但进展缓慢。与此同时，全世界其他国家正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展。”

MITRE报告说：美国情报官员“对使用公开来源的情报有很大的偏见”，同时尖锐地指出到目前为止，这些有限的变化还远远不够。

在领英平台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中情局负责数字创新的副局长詹妮弗·艾班克（Jennifer Ewbank）说，她所监督的中情局开源情报分析“近年来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在不久的将来，公开信息将成为中情局提供给总统的首要情报来源。

在采访中，高级情报官员表示：中情局正在将开源情报更多地纳入其关于中国和其他情报活动主题的分析和行动中。他们说：如果使用得当，开源情报分析将使中情局能够将间谍、卫星和其他情报收集工具集中于真正的机密信息，例如外国对手的隐藏意图。

一位官员告诫说，美国情报部门不能简单地从外界获取开源情报服务和产品，并将其纳入为白宫或其他政府机构准备的情报分析中。美国情报部门必须首先审查这些开源情报的来源与方法。

然而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哪个机构应该在开源情报分析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或者是否应该创建一个新的机构还没有得到解决。

官员们说，海因斯已委托进行一系列研究，探讨美国情报部门应如何处理开源情报，包括这项工作应以何处为中心。目前尚未宣布最终决定。

发言人尼科尔·德·哈伊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正在努力使情报界最有效地利用开放源码情报，这是我们国家安全任务的一个宝贵和日益关键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