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莎·托宾（Liza Tobin）是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简称AEI）的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的经济研究和分析高级主管。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期间，她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中担任中国事务主任。本文中的许多认识和研究成果来自在NSC任职期间，不过，莉莎·托宾对中国的“蛮力经济”（brute force economics）议题的兴趣，始于她在美国印太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任职经历。
在这篇论文中莉莎·托宾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应该放弃与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进行所谓“公平竞争”的幻想，并面对她所说的中国“蛮力经济”的现实，并总结了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相应政策的逻辑，进一步提出了未来政策建议，即“脱离接触”。原文有上百个注解和文献引用，因控制篇幅起见并未译出和照录，可从原文地址获得。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2017年，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告诉中国的各级法官要抵制来自西方的“错误 思潮”，如“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
他的言论让一些西方观察家感到惊讶，他们曾以谨慎乐观的态度看待周强，认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学家，以改革派的身份而闻名，曾经牵头努力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院更加专业。
事实说明改革只能进行到这一步，否则就会与现实发生冲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从属于中国共产党。
这种动态关系的影响力超越了中国国界。合作性的贸易关系需要基于一套共同的规则或者期望，以确保经济竞争发生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中。北京拒绝将法治作为一个基本的运作背景原则，这意味着现代贸易所依赖的规范性商业结构，完全受制于一个权力无远弗届的、有意识形态动机的列宁主义政党。
在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产业内，中国共产党无情地追求着技术与经济的主导地位，将通常被全世界认为是正和博弈的活动，比如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彻底扭曲为零和博弈。
现在是美国及其盟友放弃一个幻想的时候了，即放弃有可能和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进行公平竞争的幻想，应该转而面对我所说的中国蛮力经济的现实。我把“蛮力经济”这个词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来总结中国政府采取的侵略性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往往不透明的政策和策略集合。
中国政府的这些政策与策略集合，是为了使其麾下的“明珠”，也就是那些执行政府政策而行动的诸多企业获得竞争中的优势，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上抢占全球主导市场份额。
中共党国的具体做法不胜枚举，包括但不限于：
- 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上设置市场准入限制；
- 助长中国国内产能过剩并帮助中国企业消灭外国竞争者的大规模财政补贴；
- 要求外国公司转让技术以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
- 经济胁迫；
- 知识产权盗窃；
- 网络间谍活动和谍报活动；
- 强迫劳动
等等。
中国的蛮力经济打法，使得海外的竞争公司破产，并摧毁了对手国家的整个产业。一旦中国“明珠”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被收购或被淘汰，那么海外贸易伙伴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中国企业提供关键技术产品或服务。
由于利益驱动、无知或害怕说出真相后遭到残酷报复，外国企业有时会成为中共党国扭曲经济过程中的同谋。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策略集合，不仅仅是个别经济行为主体的各种残酷行动，相反，正如我要在下文论述的那样，它们是中国长期战略的特征。
因此，这些策略得到了中共党国体制的全面支持，构成了美国无法忽视的挑战。
华为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持其“明珠”企业的一个突出案例。数十年来，总价值约750亿美元的国家财政支持、限制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竞争的市场准入限制，以及数十年的知识产权盗窃和敲诈勒索，使华为能够压制海外对手，成为世界领先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并压制了全球电信设备行业的创新。
在华盛顿以出口管制和外交协调活动进行反击，提醒盟国这样是在对专制对手产生数字科技的依赖之后，中国的“战狼”外交官和国家媒体，威胁那些拟禁止华为进入其5G 网络的国家，声称要进行报复。这样的举动坐实，民主国家抵制华为的扩张，就意味着进入了中共党国的瞄准镜准星。
中国的蛮力经济已经在美国及其盟国敲响了警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战略性产业中成为主导者，比如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动车电池、高速铁路、商用无人机、电信网络设备，甚至为美军导弹和火箭提供动力的推进剂材料。
过去的特朗普政府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扭曲市场行为的证据，威胁征收关税，以吸引中国官员参加谈判，一旦谈判未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构性改革，就征收关税。
同时，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都加强了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协调，特朗普团队发起了与欧盟和日本的三边商务部长会议，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做法。拜登总统还与欧盟就贸易和技术问题建立了新的双边磋商机制，并采取了其他行动，比如发布行政命令，以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加强了外国资本对美投资国安风险的审查标准。
尽管形势越来越好，但华盛顿及其盟友还在在努力理解中国蛮力经济的挑战程度，更不用说发动足够有力的反击了。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中国政策的主任，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一点。
一个概念上的障碍是在解释中国的经济成就时，难以区分“公平”和“犯规”。毕竟，中国在夺取全球市场份额方面的成功，有一部分源于“教科书式”的经济因素：在长达几十年的近乎停滞不前之后，改革开放导致企业家精神和贸易释放出来；中国在制造业基础设施方面的强劲投资；以及中国在规模经济上的天然优势。
但这些公平的因素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对于我和我在行政部门的那些同事来说，“市场失灵”、“宏观经济失衡”和“贸易扭曲”等教科书式的经济概念是寡然无味的菜汤。学者们（部分）正确地将中国的政策描述为“重商主义”或“新重商主义”。但即使这些术语也不足以定性中共党国的重商主义、侵略性行为和犯罪性的掠夺组合拳，并且这种操作规模全世界只有中国才能做到。
中国蛮力经济的主要特点
蛮力经济中的“蛮力”指的是中国经济战略的力量、无情和规模。这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政策上的讨论，特别是美国经济官员的讨论，往往集中在问题的特定方面，比如市场准入限制、技术盗窃或不公平的财政补贴。但现实是：这些组成部分“复利式的”叠加在一起，并在一个全面的战略中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比其各部分的总和更加强大和有害。
力量
作为一个经济强大、技术先进的专制国家，中国共产党可以驱动党-政府-军事-情报系统的全部力量，和国家的大量资源为其目标服务。
一家外国公司与中国的“明珠”企业竞争全球市场份额，并不是与典型的商业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正如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所说的， 与“中国共产党公司”（CCP Inc.）竞争。
正如上述华为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模糊的界限对个别中国公司来说既是劣势也是优势。从不利的一面来看，当形势所迫时，即使是中国那些表面上的私营企业也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党的目标。况且，中国法律要求所有在中国的个人和公司在必要时协助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
中国在产业政策上的财政开支，近期每年估计为2480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对应支出。中国的补贴和出口信贷做法违反了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但WTO及其成员国无力阻止。
竞标海外业务的“明珠”企业也有难以量化的好处，比如中国国家安全人员助其窃取商业机密，战狼外交官代表他们挥舞着奖励、诱惑的胡萝卜和威胁大棒。
无情
中国对“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的承诺言辞，将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定位于正和博弈，但其实际行为却掩盖着一种零和博弈方法，即很少考虑中国自己的行为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代价。这些行为带来的并不只是做生意的边际成本，不能被很容易地注销掉。
一家总部设在美国波士顿的网络安全公司在今年5月估计，一支由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黑客组织从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大约30家跨国公司，窃取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敏感和专有数据，内容包罗万象，从糖尿病药物到导弹设计。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评估，中国的经济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活动使美国经济每年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这阻碍了进一步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并破坏了美国公司的海外竞争力。
在一个例子中，中国制造商华锐风电偷走了美国超导公司（American Superconductor Corp，NASDAQ: AMSC）的独有风力涡轮机技术，而没有支付约定的价格。2018年，美国联邦陪审团认定华锐风电从2011年开始推进的所有被指控的不当行为，包括阴谋和商业机密盗窃。
不幸的是，根据法庭文件，在作出判决时，华锐风电的罪行已经导致AMSC损失了一半的劳动力（近700个工作岗位），10亿美元的股东权益和价值5.5亿美元的商业机密。与此同时，中国的风力涡轮机行业蓬勃发展，出口额从2017年的29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72亿美元。
规模
中国拥有与全球一体化的国家指导型经济，其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可以在非常大的规模上推行蛮力经济，这是其他国家无法做到的。美国经常能够吸收和消化掉其贸易伙伴的不公平做法。然而，中国的巨大规模使其成为一个绝对的异类，无论是在其造成的直接伤害方面，还是在限制其境内14亿消费者获得美国擅长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比如数据服务和社交媒体等等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方面。
中国部分或完全阻止外国竞争的行业包括：电信、渔业、媒体、智能手机、农业机械、货运船舶、电动车、数字支付、太阳能电池板，以及与上文例子构成鲜明讽刺的风力涡轮机，等等。
很难估计美国企业因中国市场准入限制而损失的总成本，但根据一些估计，这些限制使个别美国公司就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反过来却不是这样：中国企业字节跳动的应用程序 TikTok， 预计将在2022年的美国市场内获得近60亿美元的广告收入，而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和其他美国科技平台则被挡在中国市场之外。
市场准入限制意味着中国的可进入市场，比中国庞大的经济和人口所显示的要小得多，而仅剩的那些可进入市场对外国企业来说很重要。
蛮力经济和党的科技战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形容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东升西降”的划时代权力转移，这为中国提供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机会。
关键是，中国共产党认为，成功将取决于其抓住颠覆性和新兴技术优势的能力。2017年，中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到2035年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译注：中国制造2025的后继版本中国标准2035）。
正如2021年加入拜登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在2020年解释的那样：“中国领导人经常通过政治视角看待技术和经济交流，特别是作为避免依赖性、加强中国‘综合实力’和建立秩序的方式。”
正如习近平在2021年所说，“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在2022年10月的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获得了第三个五年总书记任期，他加倍强调了这些目标，强调中国需要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实现“自立自强”。
蛮力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体制，其重要特征的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坚持认为其马列主义政治制度对中国迄今为止的成功至关重要，并将继续对中共带领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目标至关重要。
北京认为，中国的制度使中国能够进行长期规划，并调集大规模的资源，在技术、军事、经济和其他领域追求国家目标，以民主国家通常无法做到的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
对北京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技术成就证明了其制度和战略的正确性，也证明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行其战略的合理性。
换句话说，政治目的证明了经济手段的正确性。蛮力经济学已经嵌入到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中，即使习近平退出政治舞台，他的继任者即使试图软化，蛮力经济也可能继续存在。
在加强综合国力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十多年来一直在追求所谓的“自主创新”。这一战略旨在通过用国内生产取代进口先进技术，来提高中国的技术自给率，并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攀升，并占据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中国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在华盛顿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一计划明确提出了在各种关键技术领域占有市场份额的目标。特朗普政府认识到这一战略和经济挑战的实质，将对这些技术的进口作为其第一批关税目标。
然而，这些中国政策的产生根源要早得多。2006年发布的一份重要政策文件，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为未来15年制定了指导方针，并将集成电路、工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包括宽带和移动通信）和许多其他部门的发展列为优先事项。
《纲要》呼吁中国“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引领未来”。这些“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在中国政府2010年《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得以延续。
译注，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下七个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
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通过一项被称为“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政策，加强了在科技和产业上“自立自强”和“自主可控”的动力，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脱钩战略，旨在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减少中国对世界关键技术的依赖。中国推动自给自足和脱钩并不是对最近中美关系紧张的反应，而是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
北京的做法是否有效？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并不能保证成功，在产业政策上的大量支出已经导致了浪费。衡量中国的技术进步幅度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严格的评估在一个不透明和专制的体制中受到限制，而挥霍性的产业政策的长期影响，更需要时间来明确。
谨慎和谦逊是有必要的，但鉴于中国在商用无人机、锂离子电池、5G通信技术和其他领域成功实现了市场主导地位，美国及其盟友不应自满。
中国产业政策对美国及其民主国家盟友的影响超出了技术经济层面。中国的所有计划都具有军民双重用途，旨在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有限的国家资源，同时推动经济和军事现代化。2010年代出现的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旨在确保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的突破，能够同时推动军事和经济目标的实现。
从事尖端领域的商业领袖、技术专家和学者应该注意到，他们的产业已经被中国政府盯上了。
在关键领域建立对华依赖，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战略筹码。正如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国家带来的痛苦一样，在严重的地缘危机期间，依赖对手提供能源等关键物资会突然变得异常危险和昂贵。
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10倍，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比俄罗斯更加具有能力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武器，而且这样做的记录也确实越来越多。美国依赖中国提供对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产品和材料，比如F-35战斗机和夜视装置等军事装备中所需的稀土元素，这使美国在双边争端或危机中处于弱势一方。
零和世界中的创新经济学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使用蛮力经济破坏着其他国家的创新，使其长期繁荣面临风险。经济学家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缩小市场（使中国市场无法进入等）和减少创新者进一步投资所需的利润（技术窃取、侵权和倾销等），中国的重商主义做法已经减缓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创新进展。
通过经济学家经常说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的视角，可以理解中国蛮力经济的扭曲效应。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贸易允许各国专门生产其机会成本较低的产业项目。当每个国家专注于自己的比较优势领域时，贸易就会以增加总产出，以及增加产品种类的形式，产生出总体的福利收益。
在千禧年之交，比较优势的经济逻辑，激励着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寻求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以及正常的贸易地位，并帮助中国获得世贸组织成员资格。这些美国决策者相信：随着中国消除对国家支持的产业的贸易壁垒，这将为美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新机会。
2000年，比尔·克林顿总统预言：“我们的公司将首次能够在中国销售和分销由美国工人制造的产品，而不必被迫将制造业迁往中国，或者被迫通过中国政府销售，或转让宝贵的技术……。我们将能够出口产品而不出口工作。”
但相反的情况发生了。
一项研究估计，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2018年，与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使美国失去了37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计算机和电子配件行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这一行业的中心所在地硅谷，其三个国会选区失去了12%-20%的工作机会总量。
学者们还记录到：当中国在其五年计划/规划中针对某个特定部门进行补贴时，与美国相应部门的新公司数量就会减少、产出、就业和收入都会下降。
美国的损失就是中国的收获。正如乔纳森·佩尔森（Jonathan Pelson）所解释的，“比较优势这种创造财富的模式，仅仅适用于你与可靠贸易伙伴打交道的时候，这种关系是长期的，基调主要是合作而非竞争。”
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错。只是中国政府的操作原则不同，追求的是中国的绝对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和全世界更大的总体福利。经济学法则表明，中国的野蛮行为最终一定会让自己尝到苦果，但无法预测这种结局将在何时发生，以及将如何影响北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
目前，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其蛮力经济正在改变国际格局，使公平竞争成为不可能。
蛮力经济学的实践
除了上述电信设施和风力涡轮机的例子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案例研究，说明中国的蛮力经济学在实践中是如何增加其国内生产，淘汰外国竞争，从而抢占国际市场份额的。
太阳能电池板
根据我的同事、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的高级研究员里克·斯维策（Rick Switzer）和前助理国务卿大卫·费思（David Feith）的说法，“太阳能技术是在美国发明并首次商业化的，只是后来被中国的国家规划者盯上了。”
自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发布以来，太阳能技术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这一期间内，中国在全球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中的份额从7%上升到80%以上，是其目前国内需求的两倍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大幅扩大了生产规模，降低了价格，并在国际市场上倾销太阳能电池板。美国和欧洲的太阳能公司被迫失去了工作机会，丢掉了市场份额，最终只能选择倒闭。
这种伤害不仅仅是产业和工作岗位的损失。前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大卫·哈特（David M. Hart）已经表明，中国以低于市场价倾销的行为，降低了外国创新者投资太阳能创新的其他方面和途径的积极性，很可能导致了今日太阳能技术多样性的减少。
更糟糕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多晶硅，这是一种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都来自中国西北部的新疆，那里正在进行系统性的大规模镇压和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的种族灭绝运动，包括强迫劳动。
2021年，美国禁止从一家涉嫌使用强迫劳动的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硅基产品生产商处进口产品；同年晚些时候，美国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从新疆进口产品，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这些产品不是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
造船业
造船业也是中国2006年科技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点，它也遵循了类似的博弈规则。据裘德·布兰切特评估：从2010年至2018年期间，总价值约1320亿美元的国家支持，以及对外国竞争的阻碍，强制的技术转让，以及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和商业间谍活动，促进了中国在海运供应链中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
其他国家也为其国内造船业提供了支持，但是，正如裘德·布兰切特所指出的，“中国的国家支持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中国从2002年占全球造船市场份额的10%左右上升到2021年的50%左右。
美国的利害关系是战略上的，也是商业上的。正如裘德·布兰切特所指出的：由于美国商船队规模不断缩小，在军事突发事件中，美国可能面临海上物流方面的挑战。
边境安检技术
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有关联的中国国有企业海康威视公司，得到了中国国家的慷慨支持、国内市场受到准入保护，这家企业还与中国军队和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有联系。因此，成为了全球港口和机场使用的货物和车辆扫描器方面收入最高的公司。
通过以三折至五折的低价竞标，压倒外国竞争对手，海康威视正在抢占一个不断增长着的全球市场份额。在欧盟，威视在27个成员国中的26个国家赢得了合同，包括在敏感地区，比如北约与俄罗斯的边界和欧洲最大的港口。
只有2014年美国机场对海康威视设备的禁令使美国免于类似的命运。这一禁令在2020年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海康威视公司的设备在检测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方面的表现低于标准，所以被列入了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这一清单规定了出口的许可要求。
海康威视公司的设备在海外边境地区的存在越来越多，破坏了美国及其伙伴为阻止可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材料扩散所作的努力。
电动车电池
北京建设世界一流汽车行业的雄心可以追溯到1986年推出的863计划，这是一个高科技发展计划。
在20年后发布的中长期计划中（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这一雄心壮志被细化为专注于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并在《中国制造2025》中再次得到强调。
2016年，中国政府宣布，以数字化和“新能源”为重点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中国在汽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充足的政府补贴、“自立自强”的国内市场，以及要求外国汽车制造商将关键技术转让给本国公司。以获得在中国销售汽车资格的要求，使得“明珠”企业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Co. Limited，简称CATL）占据了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市场三分之一的规模。
展望未来，北京的蛮力经济不会止步于太阳能电池板、造船、边境安检设备和电动车电池。中国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处于美国经济结构中的前沿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区块链和云计算，都在中国的瞄准镜中。
中国正在利用大量的国家财政支持、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盗窃来帮助“明珠”企业、从美国及其盟国培训的技术专才那里转移知识，以及对本国公司的特惠待遇来使竞争环境对其有利。半导体行业的极端复杂性阻碍了北京在某些领域的进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正在掌握更复杂的工艺流程。预测表明，中国可能在10年内成为世界芯片制造业的领导者。
选择性脱离接触：对抗中国政府的蛮力经济
应对中国蛮力经济的传统方法已被反复尝试，但发现结果不尽如人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做出了许多善意的努力，通过双边对话直接与中国打交道，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运作，并遵守其对世贸组织的承诺。
美国也经常通过多边渠道开展工作，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起了27起诉讼，其中许多是与其他成员国共同提起的。但是，尽管赢得了27起诉讼中每个案件的裁决，但中国的行为模式仍在继续，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在恶化。
鉴于多年来的接触政策未能说服中国政府改变其行径，华盛顿应该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制定其方法。美国应该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美国没有哪怕一个真诚的、合作的伙伴。美国应该首先关注塑造自身的选择，然后是塑造其盟友和伙伴的选择，最后是塑造北京的选择，而且对成功的期望不要很高。
正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2022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承认的那样，“我们不能依靠北京改变其轨迹”。相反，美国将寻求“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
美国及其盟国应采取对中国的选择性脱离接触战略（译注：disentanglement，相似但不同于脱钩，decoupling），拒绝支持中国的技术经济野心，同时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有选择的脱离接触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渐进的转变，而不是突然完全放弃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美国应该集中在经济-技术对国家安全和竞争力构成最大风险的领域，比如关键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战略改变会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一些痛苦和混乱，但也会带来创造性破坏，为新的增长机会开辟道路。
一个有选择地与中国脱离接触的战略应该结合进攻性、防御性和集体等要素。它应该有三个方面：
- 加倍发挥美国的不对称优势；
- 拒绝支持中国的技术-经济野心；
- 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加强与盟国的相互依赖
加倍发挥美国的不对称优势
要想在中国的蛮力经济面前占上风，美国就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也就是说，要加强国内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试图“超越中国”。美国的经济和创新生态系统有许多中国难以比拟的优势，包括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能力，极高的生产力和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并有可信的机构支持，促进创新蓬勃发展的条件。
美国应加倍重视这些系统性优势，并确保支持这些优势的政策在一个新兴技术和战略竞争的时代始终是新颖的。加强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步骤，包括促进对研发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经济的潜力，并投资于精通技术的人力资本。
研究与发展
拜登在2022年8月签署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为促进半导体生产提供了520亿美元的注资，包括11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他们还应该鼓励公私合作，利用美国私营部门的活力，追求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目标。
数字基础设施
中国利用蛮横的经济手段，确定了华为在全球5G网络基础设施中的主导地位。但是，美国仍然有机会通过抓住5G的经济前景，来释放美国作为先进制造业大国的潜力，从而取得领先。美国已经投资数十亿美元在全美范围内，部署了不含华为的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同时美国也应该展望将在先进的公共和私人网络上运行的实际应用，例如智能工厂，这可以令企业带回制造业到美国的吸引力更强。美国政府应加强对创新者的激励，以创造和推广这些实际应用。
劳动力
美国的生产力和持续增长的劳动力，以及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是其最大的优势之一。特别是与中国相比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下降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隐患。然而在美国，一些技术领域技术工人的短缺，是一个限制美国超越中国能力的因素。美国应该加强教育和劳动力培训计划，加快移民程序，以确保美国拥有一支能够在尖端技术领域竞争和发展的劳动力队伍。
拒绝支持中国的技术-经济野心
仅仅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不够的。美国还应该针对中国的蛮力经济战术。
为此，美国应尽可能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停止以牺牲自身安全、价值和繁荣的代价来支持中国技术经济实力的积累。美国不应该向中国提供物质支持，如果这样做，那么就会：
- 加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 使北京的高技术型独裁者侵犯人权；
- 削弱美国和盟国高科技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在前两个标准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共识。例如论及军事现代化时，尽管迫切需要更具体的政策和强有力的执行，但在美国国家安全专业人士中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应确保中国无法利用美国的技术和知识来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深度侵彻战斗部（亦可称为钻地弹头）和更安静的潜艇等军事技术，像中国在过去成功地做到的那样。
在人权方面，一些美国公司在得知供应给中国的技术被用于国家监控和侵犯新疆维吾尔人人权时，停止了向中国提供技术。
在第三条标准上需要达成更有力的共识，即必须停止支持中国超越美国的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2022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想法，他说：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在某些关键技术上保持对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这一长期前提。我们以前保持着一种“滑动尺度”的方法，说我们只需要保持几代领先。这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战略环境…今天，我们必须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
沙利文的讲话得到了同一周发布的行政命令的支持，命令旨在加强美国的海外投资委员会。这一行政命令扩大了投资审查的范围，超越了传统上的国防问题，包括保护美国人民的敏感数据和加强美国供应链的复原力等标准。
最重要的是，行政命令还指示海外投资委员会考虑任何交易是否会影响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从而影响国家安全”，并列出了微电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其他一些经济产业部门作为例子。
译注；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FIUS）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跨部会委员会，其职能为审查一切关乎美国的外国对美投资。该委员会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CFIUS包括来自美国16个部门和机构的代表，其中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以及国土安全部。
几周后，拜登政府在其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对华政策行动中，宣布了对向中国销售先进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新控制措施，以及对向这一尖端行业提供支持的美国籍人力资源的限制，还有其他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得到有力执行，将大大减缓中国在半导体、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这个案例也将有助于建立进一步政策行动的势头，以防止中国在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其他领域超过美国。
译注：关于美国对华半导体新政，请参考加美财经曾编译过的内容：《CSIS深度报告：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如何通过四大杀手锏扼杀中国的芯片产业？》
此外，还需要对中国进入美国市场；技术和尖端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更密切的监督和更多的限制。当涉及到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时，这意味着要定期监测中国发布的战略文件，以保持同步更新，因为这些文件能让人了解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哪些行业。
因为中国的目标清单很长，这给美国带来了确定优先次序的挑战，但生物技术是美国目前处于技术前沿的一个领域，它很耀眼很突出。过去几年中，中国在美国生物技术领域的并购活动大幅增加，这表明中国正在积极努力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以争得先机。
此外，中国正在利用从外国获得的技术进行大规模的遗传信息（DNA）采集，这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和国际人权准则。2013年，尽管在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调查中提出了安全疑问，但中国的基因组学公司华大基因（BGI）还是收购了位于加州山景市的完整基因公司（Complete Genomics），而该公司开发了世界上最快和最经济的基因图谱测序技术。
据美国国防部称，华大基因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做出了贡献，而且在2020年，其两家子公司因与中国政府合作，侵犯了新疆少数民族的人权而被列入美国出口黑名单。中国对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的收购应该受到额外的安全审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应该受到限制，以确保美国不会像过去那样，将其皇冠上的明珠卖给中国，助使其体制性地侵犯人权。
美国还应该建立一个机制以审查和筛选对外投资，防止美国投资者有意无意地以美国自身为代价，向中国的战略技术进步提供帮助。
通常情况下，为中国技术进步提供便利的是伴随美国投资而来的技术，而不是资金本身。一个新的机制应该包括有权审查、并在必要时限制专业知识、专业技术和相关资本的转让。例如从2017年到2020年，美国公司参与了58项与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投资交易，大大促进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进步，而这个领域是美国必须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领域。
最后，在中国竞相追赶和超越美国的关键行业中，美国应想办法限制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过去曾这样做，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例如在2011年，由于担心美国的技术会被用来提高中国的军事能力，美国国会阻止了中国进入美国的航天工业。十多年过去了，美国公司在商业航天发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美国国内市场也没有受到中国蛮力经济的阻碍。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在2014年出于安全原因对海康威视的禁令意味着，今天的美国和欧盟国家完全不同，在美国的港口和机场没有遇到来自中国“明珠”企业的不可靠的边境安全和扫描设备。
美国应该探索改革，然后更积极地利用国际贸易委员会的337条款程序，阻止进口那些从知识产权盗窃等不公平贸易行径中受益的中国产品。
当完全禁止中国公司的市场准入并不可行时，那么美国应制定法律、政策、法规和准则，为敏感技术产品的进口、购买或使用，制定严格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标准，比如监控设备、数据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军民双重用途项目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部件。
例如：“原产国要求”这一标准，可以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的企业产品和服务进行限制，防止这些产品被用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领域。
而由《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带来的政策创新，即“可反驳的推定原则”也应启发出更多的法律和政策创新，以提高那些希望进行涉华交易的美国人的透明度和责任。这些交易往往涉及向中国转让技术或与中国的深度合作。
例如，美国应该更新出口管制和许可政策，以应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所带来的风险，即转让给中国的技术或专业知识可能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果希望进行交易的美国商界人物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他/她正在推进的交易不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竞争力，那么交易就可以被允许进行。
这样一来，责任就转移到了美国产业界，让他们主动采取措施避免有害交易的发生。
多样化以建立集体韧性和自卫能力
当美国及其盟友面对着无意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中国，面对着无意实现公平竞争的中国时，他们必须采取更为现实和可持续的目标，即集体韧性和自卫能力。
这就需要利用他们的综合经济杠杆，以削弱北京的技术-经济战略的有害影响。一些美国盟友会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感到担忧，但瑞典、澳大利亚和立陶宛最近的经验表明，各国可以成功抵御胁迫。
译注：2019年至2021年，中国对瑞典采取了一系列胁迫性行动，包括限制旅游的旅行警告，取消商业代表团和会谈，以及对特定公司的压力；原因是针对瑞典在5G电信网络中部分排除华为和中兴的决定。澳大利亚面对经济胁迫则是因为主张对新冠病毒的溯源和扩散做国际调查，立陶宛则是因为台湾问题。
为了更好地抵制胁迫，减少对中国过度依赖所带来的风险，美国和其他市场导向的民主国家应该加强彼此之间的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联系，同时部分地与中国经济脱离接触。这可能会演变成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所描述的“部分自由主义体系”，即：一个主要由民主国家组成的集团，虽然不完全是民主国家，但与美国在冷战期间建立的经济安排相似。
美国应该首先召集一些有共同关切的国家组成贸易集团，在特定行业拒绝中国公司的市场准入，除非它们满足集团规定的严格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集团的成员规模可以不断扩大。
鉴于美国公众对贸易的经济利益持越来越强的怀疑态度，朝这个方向发展并不容易。新的贸易安排将需要与美国公众和立法者进行仔细协商，他们对新贸易协议的怀疑，已经阻止了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的尝试。而这些新的伙伴关系，正是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提出的“小集团”。
在国内，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论据，说明贸易如何在21世纪的经济中能够惠及美国工人。在国际上，政策制定者可以继续促进全球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目标，将其作为一个长期的理想，同时采取渐进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新的部分自由秩序。
正如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和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所指出的：集体行动的挑战使其很难建立国家间的“大俱乐部”，但即使是“小型双边协议的零散集合，也能通过调整战略供应链的方向，使其远离北京而建立对中国压力的多边弹性 。”
小集团可以专注于绿色技术、数字贸易和供应链安全等问题。在这些领域，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各自与中国的共同点。例如，美国和欧盟可以推行碳税调整机制，对碳排放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而对出口产品符合特定清洁生产条件的国家降低关税。由于中国在低碳制造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及其盟国，这将有效地排除中国。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应该努力扩大民主市场经济体之间的数字贸易，同时限制数据流向中国。正如阿加莎·克拉茨 （Agatha Kratz）和扬卡·奥特尔（Janka Oertel）所指出的，“数字产业有显著的规模经济。”
为了建立关键供应链的弹性，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应通过美国国务院在2022年6月宣布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机制加强协调，以建立强大的、负责任的关键矿产供应链。
结论
现在是华盛顿及其盟友和伙伴承认一个现实的时候了，即：与中国不断加深技术-经济的一体化，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20年前，通过贸易获得经济利益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承诺使西方决策者对中国的长期目标视而不见，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2022年，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合作的经济和技术伙伴。以中国将成为一个合作者的虚假希望为条件，做出政策选择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危险的。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不幸的小农场主，住在一个恶霸邻居傍边。恶霸在购买你的农产品多年后，变成了一个意图将你挤压破产的掠夺者。恶霸偷走了你的工具、种子和拖拉机，然后黑进并偷走了你分销网络的数据库。并且，在当地黑手党的帮助下，恶霸买下了本地区所有的小农场和当地的杂货店，成为你生活地区唯一的杂货商。
希望恶霸能参加公平竞争是没有结果的。在这一点上，保持“门户开放政策”将是荒谬的。相反，谨慎的做法是安装一个更强大的安全系统，加深与其他邻居的友谊，共同种植和照料社区花园，组织起来保护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训练自己的抵抗力、复原力和与朋友的相互依赖将成为对抗掠夺性邻居的正常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