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记者欧逸文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分析，中国暴发了多年来最大胆的公开示威活动，不止反对“动态清零”政策，其根源在更深处。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其中观点或确认文中事实。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对党内的同志们说：“要做好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预案。”
前者是指不可预见的风险。后者是指另一种危险，一种在人们视线中而被忽视的危险。
现在，在习近平发出这些警告近四年后，他面临着公众抗议。这些抗议代表了几十年来对中国当局最大胆的国内政治挑战。他如何以及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取决于他认为选择哪一个隐喻对自己造成的困扰更大。
自10月13日以来，动荡的浪潮一直在蹒跚地上升。
当时，在习近平策划第三次担任总书记的二十大召开前几天，一名抗议者在北京进行了罕见的公开反抗行动。这名抗议者后来被确认为是一位叫做彭立发（彭载舟）的活动人士，他把自己伪装成一名建筑工人，并在一座公路的过街天桥（四通桥）上悬挂横幅，谴责习近平那标志性的“动态清零”策略的恶劣影响。
这一策略试图通过无情的封锁、隔离和核酸检测来保护国家。这项政策防止了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但它也扰乱了数亿人的日常生活，使世界上最繁忙城市的部分地区停摆，切断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破坏了经济。
但彭立发在他的信息中包含了更尖锐范围更广的政治声明，例如“不要领袖要选票”。他最后在人们的身影是被当局强行带入一辆汽车。
推崇者们称他为“桥人”（Bridge Man），继承了“坦克人”（Tank Man）的光荣传统。“坦克人”是1989年在横穿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上，手无寸铁阻挡坦克纵队前进的匿名示威者。
“桥人”事件，如果不是明显的设计，在精神上也预示着中国社会不同地区的一系列大型抗议活动。11月中旬，在遥远的南方大都市广州，数百名农民工冲破了强制封锁，他们抱怨食物短缺和失去工作，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上周，在中部大城市郑州，大型iPhone组装厂富士康的工人，因封锁措施和延迟发放奖金而与警察发生冲突。
公众的愤怒既是由于失望，也是由于绝望：很多中国人民曾希望在习近平最近的政治加冕之后，对抗击病毒的限制措施可能会有所缓解。事实上，当局确实宣布了一些变化，以遏制任意的封锁，并减少对密接人员的隔离。
但是，随着新的疫情暴发，人们期待的实质变化却迟迟未能实现。
11月24日，中国最大的边疆省份首府乌鲁木齐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0人死亡。此后，骚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十几个城市同时爆发。尽管当地政府坚决否认，许多人还是怀疑是政府规定阻止了这些在劫难逃的居民撤离他们的家。
这一事件激起了公众的广泛愤怒。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告诉我：“回过头来看，像这样的抗议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动态清零是这样一项政策，最初人们可以忍受，希望执行时间有限，而且最终的结果是正面的。但是现在中国的人们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看不到任何改变。”
抗议活动的口号和基调反映了人们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超出了对政策不满的范围，延伸到了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个人自由的根本倒退，特别是压制对政府的哪怕仅仅是温和的网上批评，以及公民社会的瓦解。
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裔学者黄亚生在一条推特上将其描述为“日常专政”。
伴随着个人自由的逆转，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也感受到了从更广阔的世界中被抽离出来的感觉。例如近年来，他们发现获得护照的难度大大增加。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中国历史学家、研究抗议运动的华志坚（Jeff Wasserstrom）教授告诉我：“现在的完美风暴正随着世界杯的举行而发生。”
他回忆起2010年在上海看到人们聚集在酒吧观看世界杯比赛的情景，这些街区之一本周却充斥着抗议活动。他说：“他们现在不能轻易做的一件事，是在公共场合观看世界杯比赛。”
他还说，许多小的餐饮服务企业已经被封锁措施关闭。
随着中国抗议活动的蔓延，实际事件中的细节挑战了一些流行的假设或神话，即：在中国令人窒息的政治空间之内，到底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在全国各地的校园里，学生们举起一张张白纸，这象征着强迫性的沉默，巧妙地躲过了禁止公开反对的规定。抗议者告诉记者，这种姿态是对苏联笑话的呼应，即当“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时，就没有必要提出一个具体的口号。
但有些人以惊人的坦率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学生们已经被关了几个星期，周日有两千人聚集在一起，要求“自由”、“民主”和“法治”。在上海，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公民们遇到了苛刻的限制，数百人举行了守夜活动，并升级为与警察的对抗。
一些抗议者公开呼吁习近平“下台”，一名男子高举着花束，告诉他的示威者：“我们不必害怕。有什么好怕的？”
警察立即抓住他，把他拖进一辆警车。
目前的抗议活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协同或领导结构，但还是联合起来了，尽管中国的监控技术和审查制度的进步削弱了组织和批评的力量。大部分通过中国政府无法审查的外国技术平台过滤出来的视频，捕捉到了阶级和控制的潜在情况，以及对无形的威权形式日益增长的愤怒。
在北京一个富裕社区拍摄的一段视频中，人们高呼，“不要谎言要尊严”，这句话是从“桥人”抗议活动中借来的。在昂贵的高层楼宇前，警察敦促人群“回家”。
一名女性用一句反映了许多市民近来情绪的话反驳道：“不要推我!（Don’t push me，也可以理解为别逼我）”
另一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北京一幢中产阶级高层公寓里，一名女子发布的视频中，她谴责有关部门在防火门上安装铁链，并用修剪整齐、指甲上带钻的手指指出违规行为。
要让一个身处良好环境的北京居民感受到与遥远的乌鲁木齐人民之间的联系，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火、恐惧和累积的挫败感促成了这一切。
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
分析人士不可避免地会问，每一波抗议浪潮是否会扩大到占领天安门广场长达六周的动荡程度，并动摇党对权力的掌控。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政治遗产训练了一代中国领导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最重要的是，避免了1989年党内高层出现的那种内部分裂，这种分裂延缓了政府的反应，并使地区性抗议成为全国性现象。
裴敏欣指出，与上一代人的安排相比，习在党的高层安置了亲信。裴敏欣说：“这些都是他的人，所以不可能有异议。你可能会看到政府的快速响应。这不会拖上几周。”
然而，政府采取的快速反应方式，很可能深刻地塑造中国未来的道路。政府会镇压抗议者以阻止其他人吗？还是习会做出有意的让步，比如放宽测试，减少对行动的限制？
还是他会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试图把紧张、随机的支持者，从硬核抗议者身边拉开？
周一，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发生一天后，两种做法都有了迹象：警方封锁了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抗议地点，并检查到达此地者的手机。一些地方政府宣布，商店将重新营业，对公寓楼的封锁将限制在24小时内。
但挫折感不会消失；在警方出动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友和学生发表公开信，呼吁改变抗议政策。
当政府处理这些附件的要求时，它可能会面临一个经典的威权困境：让步是会激发善意，还是会滋生更多的公众要求?
华志坚说：“当局有各种各样的压制措施，会有诋毁抗议活动的行动，会有歪曲抗议活动的方法，会在互联网上充斥各种东西，试图显示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有多糟糕。”
他还说，无论如何，最近几天暴露出来的民众愤怒，应该迫使分析人士重新评估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国人愿意容忍习的极权本能，作为换取相对稳定的代价。
华志坚说：“这件事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不仅是网络上的反应，而且人们采取了实际行动。这是一个有用的提醒，不要认为这一代人被洗脑了。”
无论习近平选择哪条路，他几乎肯定会面临一个比单一的黑天鹅事件更持久的问题：对中国威权主义复兴的深刻且日益增长的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