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在外交杂志撰文，分析了中国领导人在二十大上获得第三个任期后未来在执政上面临的挑战。他认为，目前习的状态与1969年时的毛泽东很像，大权集中于一人并不能带来安全感，反而可能会在党的高层酿成恶性冲突。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在10月中旬召开的二十大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取得了全面胜利，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尽管外界普遍预期如此)，还设法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中安排满了亲信。

他迫使两名主要竞争对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政治局常委汪洋退休，尽管两人都不到68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这显示了他赤裸裸的政治权力。更年轻的政治新星胡春华，是前任政治局委员，胡锦涛的门徒，在最后一刻被无情地抛出政治局。

然而，习的胜利并不能保证他作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下一个十年的成功，很可能会在他自己的亲信之间开启一段政治竞争时期，这些人渴望获得他的青睐，并在不可避免的继承斗争中获得优势。

习的政治优势，也不能保证满足人口需求和美中战略竞争而迫切需要的政策成功。他积聚了强制性的权力，这可能使他在政权内部几乎无懈可击，但在寻求重振经济增长、促进技术自给自足和解决迫在眉睫的人口灾难时，这种权力能起的作用有限。

在一些重要而耐人寻味的方面，二十大的结果让人想起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就像习在50年后所做的那样，毛利用此次会议，将亲信填满政治局和常委。但是毛的统治使党变得更不稳定，而不是更稳定：在没有继任计划的情况下，他的追随者之间出现了残酷的竞争，形成了相互争斗的派系。

最终的结果是一场灾难：一个被摧毁的政党，一个受到创伤的国家，一个贫穷的社会。1976年毛去世后不到三年，他的遗产就成了一片废墟，他以前的竞争对手掌管着党（邓），而党接受了市场化改革，这对毛来说是一种诅咒。

习最好注意一下毛试图集中权力和控制的结果。

利刀出鞘

1969年九大后不久，情况就开始恶化。在一年之内，帮助毛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组织——由国防部长林彪领导的军队和由毛的妻子江青领导的“四人帮”，卷入了一场邪恶的权力斗争，以接替这位年迈的独裁者。虽然毛任命林为他的接班人，但他越来越怀疑林，并决定站在四人帮一边，削弱林的势力。

1971年9月，毛的政治策略出现了惊人的事与愿违，当时林彪及其家人在暗杀毛失败后，试图乘飞机逃往苏联，结果在蒙古坠机并烧毁。据毛的私人医生说，这位77岁的独裁者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在政治上，毛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因为他既不能向党解释他是如何挑选一个如此邪恶的人作为他的继任者，以至于试图暗杀他，也不能找到另一个可信的候选人来接替他。1974年，他不得不让曾被他嘲笑为“资本主义走资派”，并于1966年被清洗出党的邓小平回来执掌政府，这为邓在三年后策划自己的政治回归铺平了道路，并摧毁了毛的大部分遗产。

类似的危险可能在等待着习。在过去十年中，他系统地提拔了在福建、浙江和上海担任高级地方党政职务时曾与他共事的亲信，以及他的祖籍陕西省的官员。

文革期间，他在陕西当了四年多的“下乡青年”。在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中，李强(第二号领导人和总理候选人)在浙江担任了三年(2004年至2007年)他的办公厅主任。排名第五的蔡奇曾在福建和浙江在习手下工作过。将成为副总理的丁薛祥，曾于2007年在习手下短暂工作，过去10年一直担任其办公室主任。赵乐际(排名第三的人大代表和即将上任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和李希(党的反腐负责人)都来自陕西。

从习的角度来看，现在不制定接班人计划是完全有道理的。在二十大上任命继任者，几乎肯定会让他成为“跛脚鸭”领导人。但短期内有效的措施，可能会让他和党付出高昂的代价。

许多因素将使缺乏接班计划的风险更大。尽管习的亲信都是因为他才有今天的地位，但他们之间似乎没有深厚的个人联系，因为他们的职业道路并没有交集。在中国精英政治的霍布斯主义世界里，如果高级领导人没有长期共事，实际上是不可能发展深厚的人际关系的。

注：托马斯·霍布斯，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体系的奠基者。他认为人性的行为都是出于自私（self-centred）的，这也成为哲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

习喜欢提拔他以前的手下，这一事实证明了通过直接的个人互动培养信任的极端重要性。这些亲信之间缺乏个人信任，可能会造成不团结并引发竞争。

此外，习的追随者将能够形成自己的派系。除了近三十年来一直担任党的首席思想理论家的前学术界人士王沪宁之外，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有自己的支持者网络，这些支持者都是他们多年来作为地方党的领导人聚集起来的。他们必须继续推进其支持者的事业，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他们能否成功巩固自己的网络，关键取决于习近平的支持。

在争取习支持的过程中，他们几乎肯定会相互竞争，甚至发生冲突。同时，下放权力并不容易，因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决策过程已经变得高度集中。授权可能会与徇私舞弊混杂。给予一个派别更多的权力，可能会激起其竞争对手的嫉妒和不满。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派系竞争对习近平有利，因为他可以让各派系相互对立。习从其追随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获益，因为竞争使他们在安全方面依赖他。然而，派别之间的公开冲突会迫使习选边站，这可能导致更糟糕的后果。

在毛泽东执政的最后几年，派系斗争导致高层政治功能紊乱，并最终在一场生死攸关的较量中达到高潮，最后只能通过军事支持的政变来解决。目前看来，习近平在中期内的关键考验，是将他的新联盟团结在一起，并避免在他的亲信之间发生恶性的继承斗争。

习近平的权力会带来其他问题。像所有强人一样，他很快就会尝到心理学家达彻·克尔特纳（Dacher Keltner）所说的 “权力悖论”的滋味。这种悖论的一个表现是，强人积累的权力大小与他的安全感之间的反比关系：他得到的权力越多，他的安全感就越低。

在专制政权中，强人通常通过摧毁对手来获得权力，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致命的敌人。强人没有制度上的保护：专制统治者往往是由政权内部人员剥夺权力，而不是通过正常的政治程序下台。

尽管没有迹象表明对手正在密谋反对习近平，但他的巨大权力不可能减轻他对敌人密谋的恐惧，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在党的高层酿成恶性冲突。在毛的晚年，无可救药的偏执令他清洗了林彪和邓小平，并发起了一场诋毁周恩来的运动。周恩来可能是毛泽东最顺从的追随者，毛泽东显然担心周恩来在林彪倒台后获得了太多的权力。

并非政治强人？

一个强人的权力总是有限的。在一个寡头专制的国家里，他的权力很少超出高层精英的内部圈子。在中国，这可能意味着中央委员会的成员（205名正式成员和171名候补成员）。为了激励和鼓舞这个圈子以外的人，习近平将不得不依靠其他工具，如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个人魅力（毛泽东两者都大量拥有），或将权力下放给有能力的下属（这曾是邓小平的专长）。

尽管近年来党在恢复正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投资，但是这种思想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习近平可能在普通中国公民中很受欢迎，但他并不像毛泽东那样是个有魅力的领导人。他能找到的唯一替代意识形态和魅力的方法是民族主义。但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激励工具的效用并不乐观。近年来，除了助长仇外心理之外，它似乎没有什么成就。

习将越来越感到他的权力的有限效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在二十大上获得的那种权力，可能对决定高层精英的构成和阻止对其权威的挑战至关重要。但是，这种权力对于实施他所提出的政策，如平等主义的“共同富裕”、技术自给自足、更大的经济安全和持续增长等，却没有什么用。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党的庞大官僚机构的合作，更关键的是，需要数以亿计的工人、企业家和专业人员的合作，他们的动机主要是自我利益，而不是对高层人物的忠诚。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权力悖论的表现很可能会使习近平雄心勃勃的安全导向议程受挫。

他可能会发现，尽管有不可动摇的个人权威，但政策始终达不到预期。

不能提供耀眼成就的强人，必须特别注意派别和继任斗争。毛泽东没能做到。他在1969年后无力维持他的联盟，破坏了他的继承计划，他在没有真正的继任者的情况下去世。

邓小平也不能说在管理接班人方面有无懈可击的记录，但他做得比毛泽东好得多。在20世纪80年代清除了两位自由派领导人之后(注：赵紫阳和胡耀邦)，他通过挑选两位谨慎的技术官僚——先是江泽民，然后是胡锦涛来担任党的最高职务，设法挽回了自己的遗产。

他们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延续了20年，尽管步伐不一，直到习近平上台。邓小平将其权力转化为经济成功的能力也有助于保留他的遗产，尽管习近平在过去十年中进行了政策逆转，但大部分遗产仍保持完好。

作为一个热衷于研究历史的人，习近平必须了解毛泽东在1969年取得统治地位后的失败，以及邓小平在1980年代不得不与其他革命领袖分享权力的成功。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会从这两个对比鲜明的例子中吸取什么教训。但他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政治上的优势可能是一种伪装成祝福的诅咒。

不受约束的权力，不仅不能让他带领党和国家度过险恶的时期，反而会滋生自相残杀的冲突，阻碍有效的治理。

因此，对习来说，在二十大上赢得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并不能保证他在未来取得胜利。他应该看一看毛泽东晚年的挫折，以确保自己不会在更多方面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