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中国希望成为可以与美国抗衡的科技超级大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高层安排了一批在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和其他重要战略领域有经验的新一代领导人。

这一变动正值白宫采取措施遏制中国科技行业，促进美国创新之际。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编制的数据显示，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拥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中国官员有81人，占总数的近40%。中央委员会是决定国家重大政策的精英机构。相比之下，前一届中央委员会的这一比例不到18%。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二十大上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组成。

在由24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核心)中，精通科技的决策者从2人增加到8人。

在胡锦涛任期内，几位高层领导人都有工程背景，但党内的下层官员却缺乏这种经验。这使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没有候选人可以晋升到中央政府更有影响力的职位。这些职位转而由经济和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人担任。

在新一轮任命之前一个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宣布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即开始在基础技术领域对中国等竞争对手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今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以遏制中国制造和获取先进芯片的能力，这是中国自己认为的对其经济和军事雄心的诸多方面至关重要的瓶颈之一。

中央委员会的许多新技术官员来自中国政府确定为战略重点的新兴行业，包括半导体、环境科学和生物技术。布鲁金斯学会只统计那些获得科学或工程学位，并随后在此领域工作的人。其未包括那些专攻经济和金融的官员。

航天专家以占据20个席位领先，形成了中国政治中有时被称为“航天系”或“宇宙帮”的派别。布鲁金斯学会说，其主导地位凸显了习对军工行业在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视，以及军工行业是国家自豪感的来源。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智库MacroPolo的助理研究员黄睿涵表示，鉴于中国航空航天工业的成功，这些专家在管理大型团队和复杂项目方面也展现出“无可挑剔的资质”，这些能力是监督国家和省级治理不可或缺的。

科技专家数量的突然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国政治精英构成变化的推动。黄在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各省领导人的背景，他说，胡领导下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是在文革期间成年的，因此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显示，相比之下，现在被提拔的这一代专家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广泛的研究或行业经验。他说，许多人获得了研究生和博士学位，在国外留学，经营大学或跨国公司，其中一些公司名列《财富》500强。

按照布鲁金斯学会的定义，中国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一人是技术官僚。政治风险咨询公司Future Risk的研究总监崔斯坦·肯德丁(Tristan Kenderdine)说，丁薛祥有时被视为保守官僚和新兴技术精英之间的桥梁。丁是习的政治门徒，他此前分别从事材料研究和政府管理。

在政治局，技术专家的背景更具有一路晋升的特征。

马兴瑞是另一个被视为习门徒的“宇宙帮”成员，在航天领域有25年的职业生涯，包括在大学管理部门、一家国有航天承包商和包括中国国家航天局在内的政府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他还是几次太空任务的总指挥官，包括中国首次月球表面探测任务。

2013年，他进入政府部门，一路晋升为广东省省长。广东省是中国的经济引擎之一，他也因此升任中央委员。2021年，他被调任西北地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国观察人士说，这表明北京对他的能力非常信任。去年10月，他升入政治局。

政治局的另一位新成员尹力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副主席和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03年，在中国卫生部任职期间，他帮助制定了中国应对SARS危机的方案。

尹力于2015年进入政府，迅速晋升为四川省省长，并进入中央委员会。2020年，他被任命为东南部省份福建的省委书记，那里是习的权力基地之一。上周日，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中国观察人士预计，他的专业知识将在新冠肺炎的管理和首都最终重新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

科技专家也在省级政府中得到提拔，这表明他们的影响力将继续增长。黄睿涵说，MacroPolo的初步分析发现，许多省级专家的专长与此省较发达的行业相匹配，这可以改善高科技产业的管理，加强它们的发展。

例如，航空航天行业资深人士许达哲从2016年到2021年在湖南省担任重要政府职务。湖南省是一个主要的航空航天研究中心，帮助开发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替代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黄说，许达哲在任期间加大了对北斗的投资，并通过与国有航空公司的合作扩大了当地的产业基础。

许达哲去年退休后，另一位航空行业资深人士张庆伟接替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庆伟曾任商用飞机制造大省黑龙江省的省委书记。许达哲曾在中央委员会任职，张庆伟仍是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