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派社论杂志《国家评论》杂志刊文分析：共和党内的明日之星们正在深入挖掘亲工人阶级的政策议程，并在自己掌权的若干地区取得了积极成果。共和党选民结构的改变（工人阶级来，而商会离开）可能昭示着新一代政党体系在未来的来临。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自从2016年特朗普的崛起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右翼内斗以来，美国保守派圈子里一直在进行关于“经济民粹主义”、“亲工人的保守主义”和“共和党与工人阶级再整合”等主题的对话。

许多支持民粹主义的右翼人士开始谈论“多种族工人阶级保守主义”，因为2020年的总统选举表明，美国共和党正在某些非白人投票群体，特别是拉美裔群体中取得重大进展。左派一贯的“新兴民主多数派”论调认为：非白人在美国选民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必然会推动国家向左转。共和党人对这一论调在现实前的瓦解感到兴奋，迅速鼓吹新的“彩虹共和党”联盟的出现。

众议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在推特上说：“共和党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多样化、更有活力——这要归功于唐纳德·特朗普，他在扩大选民基础方面的努力积极拓展了共和党的未来。”

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则在 twitter 上宣布：“我们现在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这就是未来。”

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同意并表示：“美国共和党的未来”是“一个建立在由美国工人组成的多民族多种族联盟上的政党。”

至于这一切在实质性的政策方面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观察。如果说美国政治中出现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板块调整，可能更多的是由消极的政治两极分化所推动的，即民主党对工人阶级选民的疏远，而不是因为共和党政策议程有什么重大转变，变得对工人阶级更有吸引力。

公正地说，在当下这个中期选举周期中，共和党是以在野党的身份参选的，正如吉姆·杰拉格蒂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是对国家状况感到最沮丧、最酸楚、最失望的，这是他们在中期选举中所遇到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花太多时间精力去摆弄存在风险的新政策建议，那将是政治上的不当行为。比如参议员里克·斯科特今年2月发布的、错误百出的自然资源委员会（NRSC）纲领，就因此招致了许多共和党人应有的愤怒。

在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党的目的首先是赢得选举；而在2022年，赢得选举的方式是以“非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

但是最终，共和党还是需要把钱放在嘴巴所说的地方（译注：即把未来争取到的预算置于政治纲领中主张的项目上）。如果共和党人在今天（本周二）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正如许多政治分析家目前预测的那样，这就将需要共和党人制定某种建设性的政策议程。

面对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还有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社区由于犯罪率飙升和公共秩序败坏所导致的生活质量恶化，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民主党完整控制着联邦政府的情况下（即总统和两院）。“工人阶级保守主义”的支持者可以通过简单的承诺，以摆脱民主党的多数地位。

但是，一旦现在的民主党多数地位不复存在，并且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在2024年大选时，共和党人将面临一个极为有利的参议院选举前景（译注：2024年要面临换届的33个参议员中，民主党籍占据23个，并且相当部分在任议员不再参选）。如果共和党今天成功夺回了参议院，届时就可以扩大他们在上院的多数地位，选民们将期待一个政治计划。

特别是那些近年来涌向共和党的工人阶级选民们需要被说服：（共和党）是一个看到了他们并关心他们的政党，是一个蓝领工会的政党，而不是一群乡村俱乐部精英分子，他们那些投票给民主党的父母，正是带着怀疑的目光如此看待共和党的。

如果这些工人是“我们的人民”（our people），正如帕特·布坎南在199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著名吁请：“我们需要与他们重新联系。我们需要让他们明白，我们其实知道他们受到的伤害有多大。他们并不指望我们创造奇迹，但他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关心。”

当然，这并不要求拥护整个布坎南派别的纲领，它有自身缺陷。例如，旧保守主义者“承诺既要有贸易顺差，又要有投资顺差”，早在1999年拉梅什·庞努鲁就指出“从简单的数学层面来看就是不可能的，而不仅仅是经济理论问题。”

新的政治纲领和共和党应该发生的转变，当然不是指自诩为“后自由主义”的兑水稀释的马克思主义。“后自由主义者”最初对美国共和党过于有利于企业的经济议程，以及不够积极的文化战略的批评和否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演变成一种更为激进的国家主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政治纲领对大众的吸引力远远低于上述知识分子所定义的，并且是自己反对的“已死的共识”（指共和党原本的旧保守主义共识）。在制定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保守主义议程时，共和党人必须在两种情况之间做好平衡，一个是提出受欢迎政策以利于选举，另一个是制定真正良好政策的重要性。

一个审慎的、支持工人的保守派经济议程，既是对右派主张的重新思考，也是对传统保守派原则的彻底突破。这是关于创造性地应用保守主义原则，来解决共和党新选民的需求。试图争取这些新选民的共和党人已经开始努力尝试了。

正如马修·科内蒂（Matthew Continetti）在论及格伦·杨金（Glenn Youngkin）于去年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获胜时写道：“杨金的经济议程非常符合新兴的、共和党的、未达到大学教育程度的选民联盟的要求。杨金没有削减边际税率，而是将州收入免税额增加一倍，取消食品杂货税，并暂停征收汽油税，以减轻因生活成本上升而受苦的中低收入纳税人的负担。”

亨利·奥尔森补充说：杨金并没有”完全摆脱共和党基本盘所青睐的强硬保守派立场，但他也没有接受这些立场。相反，他专注于新方案的排列组合，听起来与传统的共和党废话完全不同。”

当时，这位候选人的“减税计划把供给侧教条抛出窗外”，销售税的削减和纳税标准改变带来的相对利益“流向了穷人和工薪阶层，因为他们往往在杂货等基本生活支出上花费更大的预算份额。”

在犯罪率上升的情况下，杨金“以鼓吹为警察提供充分资金和保留警员们的合规豁免权的建议来回应”。而在教育问题，这是弗吉尼亚州竞选的决定性问题，杨金将自己定义为公立学校课堂上进步派分子的决定性反对者，以及工人和中产阶级家长的坚定捍卫者。

本次竞选周期中，另一个例子是卡西·加西亚（Cassy Garcia）。这位拉丁裔共和党候选人在德克萨斯州第28国会区竞选，该选区位于拉丁裔人口众多的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地区。最近西班牙裔向共和党的“看齐”可以说比德州其他地方更具影响力。

加西亚在削减福利方面打破了保罗·瑞安时代的正统观念，特别是在涉及医疗保健福利方面时。她承诺“一个为工人服务的经济体系”和“为我们的家庭提供医疗保健”，并鼓吹“许多西班牙裔，包括民主党人，他们都投票给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将为南德克萨斯州的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而奋斗。”

她的“美国梦”计划（American Dream Plan）融合了传统的共和党经济主张，比如“保持低税率”和“终结推动通货膨胀的不计后果的支出计划”，以及“保护社会保障”和承诺“捍卫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为南德克萨斯州带来高质量的医疗保健”，以及“反对任何剥夺美国人医疗保健的企图”。

她甚至承诺并不会废除《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并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告诉本文作者，她反而想“专注于使《平价医疗法案》更好地为南德克萨斯州的家庭服务”。

她说：

作为一个有既往病症的妇女，我知道医疗保健对我的社区有多么重要，这个问题将是我在国会的首要任务之一。我想把重点放在使《平价医疗法案》更好地为南德克萨斯州的家庭服务上。每天，我都会听到讲西班牙语的美国同胞们告诉我，他们在浏览网站时很费劲，因为网站的翻译不是很好，那么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还想确保为医疗服务不足的农村地区提供流动诊所、为医院提供资金、并帮助与癌症病患和糖尿病患。我还希望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来建立社区卫生中心，以支持工薪家庭. . . 我希望扩大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保护现有条件下的医疗保险，并确保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项目保持强劲。

当然，经济只是政治胜利方程式的一部分。虽然拥护有利于工人的全面经济议程，可能是导致工人阶级选民目前坚持支持共和党的原因，但文化战争问题，则可能是使工人阶级最早疏远民主党的原因。

这些问题一方面与社会亲和力有很大关系，现在的工人阶级认为：民主党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不理解或不同情美国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与任何一项具体政策也有关系。

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上个月在里奥格兰德谷地为加西亚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告诉本文作者：

南德克萨斯州翻红原因之一是：如果你是一个在南德克萨斯州油田工作的西班牙裔居民，你开着一辆皮卡，周末去打鸟，乔·拜登和全国民主党人却想毁掉你的工作，让你失业，毁掉你养家的能力，他们还想夺走你的枪，压制你表达和说话的能力。这些人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他们也在投票给卡西·加西亚。

强调文化问题，诸如：变性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风格的“逆种族主义”和美国大学校园内活动家的反美主义等，将加剧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党人与工薪阶层选民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积极倡导政策议程以反击文化左派，将向这些选民表明，共和党人实际上愿意为他们而战。

经济和文化并不是孤立的类别。一些保守派政策专家所青睐的“亲家庭”议程，最好被理解为试图全面解决美国中部地区面临的文化和经济挑战。保守派的家庭政策在一些有同情心的共和党立法者那里已经有了自身传统。

卢比奥在这方面一直是一个领导者。这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之后（即最高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将堕胎是否合法交回各州自行决定），发布了一个全面的亲家庭方案。其中包括带薪育儿假、对低收入父母的新形式的经济救济，以及对准妈妈的某些形式的福利进行调整。

卢比奥扩大儿童税收抵免的努力在当选的共和党人中拥有越来越多的支持。当然，对父母和家庭的支持，特别是对处于经济收入结构下层的弱势家庭的支持，也意味着支持亲家庭的社会议程，包括：在教育斗争中支持父母的权利，打击公共教室中激进的种族和性别意识形态，支持保护儿童免受互联网和学校图书馆中的淫秽内容影响的努力。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串联起来的。正如拉梅什·庞努鲁在2019年所说，推动共和党成为“父母党”，需要对其经济观念进行重新定位。庞努鲁写道：“共和党人应该支持一个比现在更少抑制经济增长的政府，但也是一个更少给家庭带来负担的政府。为了成功，他们将不得不记住：选民不能被简化为他们的收入数字，美国的根本事业不是商业。”

共和党这种重新定位，自然会使新的选民成为盟友，并与旧的选民为敌。例如，商会与共和党中的长期盟友的关系日益疏远，是这种更广泛的调整的自然结果。但是，建立一个将工人和中产阶级选民的优先顺序置于亲商业捐助者的优先顺序之上的共和党，是走向真正的工人阶级保守主义的必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