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杂志的分析文章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无限期的皇帝和大统帅远比受规则约束的领导人更常见，任何不符合这种模式的人都会被遗忘。这种诱惑可能是习近平打破任期限制的原因之一。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2012年底掌权后不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次出访北京以外的地方，就是到中国南部的广州战区看望部队，他对新兵们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

在8个月后的另一次高调行动中，习近平参观了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他在那里传达了大致相同的信息。

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些似乎不仅是重大事件本身，也是对中国新领导人期望的相当可靠的标志：直截了当的风格，和比这个世界所习惯的最近的共产党领导人更多的自信。

回顾这些的问题是，它不能提供实时的信息，加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非常不透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越来越封闭，这意味着外界在努力解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事件时，只剩下蛛丝马迹可以去分析。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大闭幕时的谜团，对习近平似乎下令将其前任胡锦涛突然排除在会议之外的方式，产生了大量截然不同的解释。

胡锦涛的行为，包括他试图提前查看摆在所有党的最高领导人面前红色文件夹中的内容，到底是一种狡猾的抗议形式，还是想抢习近平和权力仪式化设计的风头？习近平的回应是否代表着一个最高领导人被另一个最高领导人公开驱逐的史无前例的行为？这一切是否仅仅是健康状况不佳和迅速衰退的胡锦涛造成的混乱？

这里面有大量猜测的空间。事实上，猜测也是我们能做的一切。

这一次，习近平在成功加冕后的第一个公开大动作是前往中国西北部的延安，那里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地点。这里是毛泽东在长征结束，率领他的撤退部队落脚的地方。在经历了一系列国民党的军事打击后，革命运动在这里重新定位，毛在这里策划革命的最终胜利。

延安也是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卓越地位怀疑消失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他的个人崇拜全面开花。而人们将他视为几乎永远不会犯错的传统，也是在那里扎根的。

正如中国人所说，此后多年，似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红与黑，也就是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谁上谁下，谁入局，谁出局。毛泽东的决定，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执行，无数人的命运被他所决定。

习近平和他亲自挑选的新政治局常委一起高调访问延安，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行为？对一些专家来说，这不仅证实了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而且还证实了习近平明确选择毛泽东作为他的榜样。

很少有人会认为，这将意味着中国会回到毛泽东的一些最极端的政策，包括激进的平等主义、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或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隔离。更不用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混乱和灾难，每一次运动都摧毁了数百万中国人的生命，造成经济破坏，经过很多年才修复。

根据这个类比，这似乎意味着习近平想成为中国的下一个舵手，采用毛泽东在执政三十年期间被广泛使用的一个称呼。最近流传的另一个比喻，是将习近平的权力和统治风格描述为下意识的帝国主义。这意味着他的权威和光辉，以及有关他的宣传的性质和程度，都像皇帝一样。

在西方，我们也普遍相信习近平是在效仿毛泽东。

在最近的二十大召开前和整个会议过程中，我对中国的大量阅读都集中在专门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的著作上。但是，并非对这个学科不敬，我开始觉得，如今关于中国当代精英政治的信息如此之少，我们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见解，以及习近平的统治如何融入中国过去漫长而宏大的叙事中。

因此，我求助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历史学家裴士锋（Stephen R. Platt），以了解他对习近平的看法以及如何理解他最近的行动。裴士锋是我非常欣赏的两本书的作者，《帝国的黄昏：鸦片战争及中国最后的黄金时代的终结》（2018）和《太平天国之秋：中国、西方和太平天国内战的史诗故事》（2012）。这两本书都以清朝为中心，清朝从1644年至1912年统治，是中国漫长的帝国统治历史中的最后一个王朝。

裴士锋应该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在大多数方面，今天的中国与清朝时代的中国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他和我之前从未交谈过，当我联系他时，他以我非常珍视的谦虚态度开始，此外，他说他既不是中国现在的专家，也不是中国更遥远的古史学家。在这些谦虚的开场之后，裴士锋接着提出了一系列精彩的看法，我在此与大家分享。

其中第一个观点来自一个简单但看起来很强大的规则。“你知道，回顾中国的历史，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最强大的统治者，其实在强大的表面之下，内部是最脆弱的，或者说是有很大弱点的。”

我认为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不要高估习近平的权力，即使是在这个他的权力在形式上最强大的时刻。这让我想起了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勒·索因卡的一句格言：“老虎不彰显它的虎威”，意思是仅仅作为一只老虎就足以说明实力。

在解释他的观点时，裴士锋引用了胤禛的例子，他在18世纪初的清朝以雍正皇帝的头衔统治中国。今天，尽管许多学者认为他确实是他父亲康熙皇帝的预定继承人，但雍正的兄弟和他们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议和争夺一直不断，部分原因是雍正既不是最年长的孩子，也不被认为是继承人中最有能力的。

雍正皇帝对自己的合法性缺乏安全感，有些谣言说他伪造了父亲的遗嘱。他把他的一些兄弟关进了监狱，其中几个人死在了牢里。  

很少有人对习近平的继承条件提出疑问，因为他遵循了当时既定的党内安排，但裴士锋认为，也许值得比较的是雍正的统治方式。裴士锋说：“他禁止中国学者成立协会或诗歌社，因为这些有可能成为政治性的活动。”

他说，“回想一下，当我们回溯习近平镇压异议人士，和他发起的公共道德运动，这是在压制社会中的任何一种差异。这与雍正的焦虑相呼应，他很担心自己被视为非法。对习近平来说，焦虑的根源可能来自于他的权力游戏本身，他刚刚无限期地推翻了这次和未来的继任规则。”

关于这一点，裴士锋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背景，也给出了诠释上的警告。因为尽管这是一个大胆且有潜在风险的举动，但去夸大习近平刚刚打破的继承规则制度化的严重程度也是错误的。

正如评论家们广泛认为的那样，这些规则来自于邓小平，他在接替毛泽东后制定了一套非正式的规则，实际上为共产党的领导设立了两届任期，即10年的限制。

邓小平对他的继任者江泽民指手画脚，甚至在交出所有执政头衔后也是如此，而江泽民对他的继任者，即最近被护送离开二十大的胡锦涛也是如此。裴士锋说，习近平一定算计过，无论毁掉非正式规则会带来什么风险，这可能都是值得的。

理由很简单：实现个人野心，包括政治遗产。

他说，在中国的传统中，“比受规则约束的领导人更常见的是无限期的皇帝、大统帅，以及你知道的毛主席。任何不符合这种模式的人都会被遗忘。我的意思是，即使在30年后，也不会有人记得他们”。 

但是，他指出，“没有人会忘记毛泽东，或蒋介石，或乾隆。”乾隆是雍正的儿子，他统治了中国61年，是中国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在1799年去世。

裴士锋用袁世凯的例子，阐释了中国历史中这样一种提高赌注，去获得赢者通吃，胜者为王的那种诱惑。这位军事强人在1912年清朝末年接管了政权，然后在共和国统治开始后寻求建立自己的新帝国，但却失败了。

他警告说：“习近平并不是想让自己成为皇帝，而是在开始执政时受到某些官僚主义的限制后，他决定改变现实以适应自己，并确保自己能够继续执政，且不需要任期限制，也不会受到任何对手的直接影响。他想让自己的声音传遍天下，让他的形象到处出现，就像毛泽东，脸上带着某种神秘的表情。”

然而，裴士锋很快补充说，习近平不是毛泽东。

他说：“孩子们长大了，过去人们真的相信太阳升起是因为中国有毛泽东。而我不知道习近平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可以吹捧。这种比较的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毛泽东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革命者”。

对习近平，裴士锋说，他 “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但根本上只是一个“官场高手，把官僚游戏玩到极致”。

裴士锋说，习近平把中国的重点放在内部，“他把所有这些我们中国观察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譬如经济增长、外国旅游、学习英语和外国研究置之不理……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景所固有的。而习近平显然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更明显的轮廓。”

裴士锋最后的警示是，我们“真的很难搞明白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看到他的真正议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