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一场洪水，摧毁了Nimol（化名）家的水稻作物，让这个大家庭负债累累。年仅20岁的Nimol离开柬埔寨西北部巴塔邦省的家，来到首都金边郊区磅士卑省的一家服装厂工作，成为了家中祖父和妹妹的经济支柱。与她一起来的，还有很多受洪灾影响的同村邻居。
她们知道未来等待着她们的是什么——柬埔寨的服装产业多年来一直以高强度超额劳动著称，很多人每周工作时长超过70小时，而长期超时工作换来的只有平均每月不到200美元的薪水。这项主要由更发达地区转移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柬埔寨的经济中承担着出口支柱作用：服装厂占柬埔寨所有制造业产出的75%。其中，欧盟是它们最大的出口市场，有45%的服装出口欧盟，主要为欧洲的快时尚零售商供货。
这样的故事在柬埔寨等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国家很常见。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的服装产业内，约有7000万工人有和Nimol一样的经历。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破坏了农作物收成，使这些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债务缠身，不得已将自己“卖”给残酷的服装行业。
庞大的服装产业吸纳了至少50万柬埔寨本地人进入其中，其中绝大多数——有统计称超过80%——是女性。过去几年，随着全球服装产业竞争加剧，这些处于生产链条最底端的服装厂要求交付的产品数量越来越高，薪水却从未增长，但即使如此，这仍是很多人最容易找到的谋生方式，特别是在蒙受天灾或发生意外的时刻。
超额劳动撑起的快时尚
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服装产业一直是令人瞩目的增长点，而快时尚，又是其中皇冠上的明珠。 由于成本下降、运营精简和消费者支出增加，全球服装产量从2000年到2014年翻了一番，人均购买的服装数量增加了约60%。通过压缩生产周期和推出最新的设计，服装企业不仅帮助消费者扩大了他们的衣橱，而且实现了其内容的快速更新。麦肯锡2015年公布的一份市场调研报告称，在几乎所有服装类别中，消费者保留服装的时间都大约仅有15年前的一半。还有一些估计认为，消费者已经开始相信价格最低的服装几乎是一次性的，只穿了七八次就扔掉了。
随着更多品牌嗅到商机，陆续入场快时尚，以“价格战”为代表的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这促使快时尚品牌不断向其供应链各环节施压，以最大程度地压缩成本、提高效率，为求在消费者购物车中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当快时尚生产过剩、迭代过快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生产成本不断压缩的“时尚单品”让许多服装工人用超额劳动买单。
几乎自服装行业进入工业化生产的第一刻起，它就是高强度劳动和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而“快时尚”理念严重加剧了这一行业的固有问题。近几十年来，在政策、成本、运营管理和全球化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服装行业边界扩展至全球各地，供应链系统也趋于复杂。快时尚品牌选择将生产外包给柬埔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获得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帮助他们打赢一波又一波 “价格战” 。为顺应这一需求，当地工厂也纷纷通过压缩人工薪资和工作环境成本，开出更低的价格来抢夺订单。
正如麦肯锡在其行业研究报告中所说，近几十年来服装的生产过程远远没能跟上它日新月异的设计和销售过程的发展速度。当服装设计师成为引领潮流的代表，皮革和棉花等原材料仍然需要经过漫长且通常有毒有害的加工程序才能使用，而那些真正生产它们的人仍必须为此付出繁重而廉价的劳动。
在服装产业集中的几个东南亚国家，女工们的超时超额工作都不是新闻，在生产任务紧急的时候，几乎所有服装厂都会选择让工人加班加点干到凌晨，或者干脆用两班倒排班来无限延长机器运转时间。缺乏制度保护，仅有“灵活”合同或直接没有合同，女工在车间被打的新闻时有传出，上厕所的时间也被严格限制。
日出而作，却不能日落而息，服装厂工人承受着各种压力，收获的却是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微薄薪水——有时一个月甚至只有60美元。曾有ZARA土耳其门店的衣物中惊现“讨薪”标签，上面写道：“我做了这件你要买的衣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在复杂程度高、层级多的时尚产业链中，服装厂劳工成为了市场竞争、成本压缩的牺牲品。
而在同一时间，快时尚产业缔造出了全球范围内多位响当当的富豪——总部位于西班牙的Inditex集团创始人阿曼西奥·奥特加在2015年一度击败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这是Zara和Bershka的母公司；从爷爷手中继承了H&M公司的现任公司总裁卡尔-约翰·帕尔森2022年个人净资产超过了15亿美元。
气候灾难让他们身陷沼泽
毋庸置疑，让快时尚巨头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时代浪潮中胜出的，是恰逢其时的商业理念和夺人眼球的设计思路，但在故事的另一面，还有另一些机制使得远在世界经济秩序边缘地带的女性劳工无法拒绝来自发达国家企业的这些“工作机会”。
柬埔寨是全球气候灾害爆发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尤以交替发生的洪水和干旱影响最大。一项自1980年至2011年期间进行的统计表明，洪水占据了这三十年间发生过的自然灾害总数的65%，造成87%的灾害损失。2020年，柬埔寨全境25个省份中有19个遭遇洪水影响，80万人蒙受损失，2022年，遭到影响的省份已经上升到25个省份中的23个，50万人遭到影响，超过18万公顷田地收成被摧毁。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柬埔寨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面临着较高的灾害风险水平，在2019 年 Inform风险指数的191个国家中排名第55位，其中洪水灾害的影响尤为严重，风险指数高居第4位。与此同时，极端高温发生率的增加对柬埔寨民众的健康构成重大威胁，特别是对于户外劳动者和城市人口而言，另外气候变化也可能增加水作为媒介传播疾病的可能性。
每一次灾害的背后，都是千千万万个破产的柬埔寨农民家庭，从而迫使更多没有其他出路的年轻人如同Nimol一样，进入包括服装产业在内的“血汗工厂”。我们的另一位受访者、今年21岁的Samneang（化名）全家在二十年前迁移到了干丹省，因为那一年的水稻收成失败，全家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Samneang自15岁起就一直在窑厂打工，以工抵债。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柬埔寨是一个建立在债务上的国家——由于极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柬埔寨近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债务缠身，一旦发生任何意外，用仅有的土地作为抵押以获得贷款，是很多柬埔寨家庭唯一的选择。而正如上文所说，“意外”在柬埔寨发生得又是如此普遍。数据表明了Nimol身上的某种深刻的代表性：尽管总人口中负债人群比例已经很高，但仅占总人口约5%的服装产业工人，背负了柬埔寨全国小额贷款总额的20%。
气候变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诺丁汉大学和金边皇家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服装业的结构会塑造和加剧气候变化对工人的影响。报告数据显示，64%的服装工人在过去12个月内，于工厂内部或外部经历过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影响，如洪水或极端温度； 78%的工人表示，在工厂受洪水影响生产的日子里，工资有所降低；如果工厂因受灾严重导致全面关闭的话，他们的收入将被扣除80%。上个世纪， 每年所谓的“热天”数量已增加到多达46天。极端高温使本已恶劣的工作环境雪上加霜，从而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工作能力。
更低的工资意味着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弱的议价能力，尽管气候灾害的经济影响更多被以宏观数据的形式表述，但在现实中，这些居于产业链最末端的普通工人承担了最为严重的损失。气候变化不仅彻底改变了生活轨迹、重塑了全球工作场所和社会关系，还降低了日常的生产力和工资，全方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工人的生存和健康。可是，这些柬埔寨农民没有其他选择。
被逐渐扼住的咽喉
吸纳了迫于生存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并进一步借此将成本压至最低以后，服装产业与柬埔寨的故事仍未讲完。在Samneang所在的柬埔寨干丹省窑厂内，堆满五颜六色服装和塑料垃圾的砖窑前热浪来袭，黑烟不断。工人们全天候守在砖窑旁，用手将干燥的粘土板移入温度高达650°C 的砖窑中。燃料不断被加入炉中以维持窑内温度、确保粘土成型。
窑炉是柬埔寨利润丰厚的制砖业的一部分，为当地的建筑热潮提供原材料。但新冠疫情下订单数量缩水、订单金额减少，加之供应链上游的价格压力，砖窑主们不得不节省开支，而降低燃料成本是维持生产的最佳选择。
于是，窑主们不再依赖木材作为燃料，而转向使用该国服装厂的边角料。
中间人以一卡车60美元的价格向服装厂采购服饰废料，之后转手给卡车货运司机，再以250美元的价格卖给窑主。面对这些来路不明的燃料，以及它们燃烧过后的浓浓黑烟和刺鼻味道，窑主们没有犹豫，因为他们很确定一点——相比1500美元一车的木材，服饰边角料便宜得多。
窑主们的生意难题看似解决了，但砖窑工人及其家人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 Laurie Parsons博士表示：“废弃服饰，混合塑料袋、衣架、橡胶等废料，在燃烧过程中会直接向周围环境释放塑料微纤维，以及氯漂白剂、甲醛和氨等其他有毒化学物质。这将短期和长期损害工人和附近居民的健康，其影响比燃烧木材严重得多。”砖窑工人及其家人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持续暴露在有毒环境中，可能引发咳嗽、肺部炎症、呼吸道感染、发烧等症状。
尽管柬埔寨有关部门曾出台过一系列政策和惩罚措施以管理私下交易、违法焚烧固体废弃物等现象，但在具体执行效果上不尽如人意。根据柬埔寨环境部公布的信息，2017年至今，仅存在一起因“未妥善处理固体垃圾”而被罚款的记录，且关于因何处罚、罚金数额等细节都没有进一步说明。
世界知名服装品牌在名义上要求供货工厂雇佣有执照的废物处理公司，依法通过垃圾填埋等方式处理服饰与纺织废料。但实际上，有机构走访发现，在柬埔寨干丹省东南部的五个窑炉群中出现了Nike、Ralph Lauren、Michael Kors、Reebok、Next、Diesel和Clarks这七个国际大牌的服装边角料。
英国广播公司2020年报道称，全球每年制造约9200万吨纺织废弃物，相当于每秒都有一卡车衣物被焚烧或被送去掩埋场。这些废料来自布料供应不正确或过剩、生产计划临时变化等，与品牌迅速响应、适应快时尚日益增长的趋势有关。
价格的诱惑、监管的缺失，使得服饰和纺织品废料“秘密”地流向砖窑作燃料，成为家常便饭。而柬埔寨的砖窑工人及附近居民，正在用健康为这些“时尚垃圾”买单。
“可持续”探索，为时尚行业指引出路
我们习以为常的衣物和纺织品产业背后，是一条高消耗、高污染、且包含严重劳动剥削的国际化生产和消费链条，种植棉花需要大量的水、杀虫剂和化肥，羊毛和皮革等畜牧业产品同样为其产地提出了环境承载力挑战，而由于大量生产过程已经被转移到相对更为依赖化石能源的较不发达国家，有评估机构认为，制造一公斤织物可能意味着高达23公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额。
时尚行业的可持续不仅关注时尚产品本身，还关注整个价值链中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消费使用和回收等各个环节。时尚品牌应当综合考虑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减少价值链及产品生命周期内的资源消耗、员工不公待遇、环境退化与生态污染，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公平。
可持续的时尚产业需要各方协力、共同探索。尽管在向前的道路上，创新商业模式、企业行动和政府政策持续面临着挑战，且实际减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的进度缓慢，但也有很多鼓舞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一批先行企业已经行动起来，而不是等待来自消费端的舆论压力，例如意大利服装品牌贝纳通（Benetton）在2021年12月发布的《PFCs消除进展》报告中表示，产品检测结果表明贝纳通几乎实现了生产中PFC的完全消除（合规率等于 98%）。
今年9月，户外品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创始人Yvon Chouinard在公开信里宣布“地球现在是我们唯一的股东”，并将市值30亿美元公司10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转让给Patagonia Purpose信托、100%的无表决权股票捐赠给非营利组织“Holdfast Collective”，致力于用Patagonia创造的财富，保护所有财富的来源——我们共同生活的这颗美丽星球。
随着更多消费者开始思考品牌与个人价值链接，开始重视生产过剩、迭代过快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快时尚迎来了关键转折点。如何平衡增长与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如何寻找到新的商业增长模式，以避免Nimol和她的工友们继续用自己的命运和地球的未来为时尚买单，是摆在今天的时尚行业面前最大的课题。
作者 / 青楸
责编 / 张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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