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认为，习近平使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更加明确，但其经济前景更加黑暗。这一点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是有益的。当然，就像普京统治的俄罗斯一样，也会构成不确定的威胁和战略风险。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美国领导人曾经希望中国富有：正如乔治·布什在2002年所说，“强大、和平和繁荣”；又如奥巴马在2009年所说，“强大、繁荣和成功”。

时代已经改变。在过去10年中，美国已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一心想取代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和地缘战略秩序的领导者。

这有两个令人有点不安的影响。首先，虽然美国不希望中国变穷，但不再支持中国变富，因为这将使中国成为一个更有力的竞争对手。

因此，虽然拜登政府说它不是要遏制中国，但对中国获得半导体、制造设备和人才的全面新限制有此意图。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雷戈里·艾伦写道：这些限制不仅仅是维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而是“扼杀中国技术产业的大部分……扼杀的意图是要杀死它”。

第二，西方专家的共识是，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长期发展前景总体上受到影响。因此，他在二十大结束时有望获得第三个任期，这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至少在经济意义上。

这一事件的转变可以追溯到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直到2012年左右，历届美国总统都认为接触政策，会使中国在政治上更加开放，更加以市场为导向，更加投入到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培育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中。

自他2013年上台以来，这些希望已经破灭，出现了一种更黑暗的观点：美国的接触参与是注定要失败的。

迈克尔·皮尔斯伯里在其《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这本书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很有影响力。杜如松（Rush Doshi）在《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他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目前在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这两本书的论点是，中国一直认为自己处于与美国争夺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霸权的长期斗争中。杜如松引用了江泽民的话，他在1993年对中国外交官说：“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美国仍是我们外交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中，最令美国不安的部分都是在他之前就有的：坚持要将台湾置于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必要时使用武力。发展一支能够夺取台湾并迫使美国退出西太平洋的军队，甚至试图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

他领导下的中国不同之处在于，不再像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经建议的那样韬光养晦。中国已将南海军事化，对韩国、澳大利亚和立陶宛使用经济胁迫，并在与印度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上将冲突升级。

中国的对抗姿态并不令人愉快，但却逐渐清晰起来，消除了曾经标志着西方对华政策的大部分模糊性和分歧。

在美国的两个政党中，对华鹰派都占了上风。

德国曾经是欧洲在一项名为“通过贸易实现变革”的政策下的主要支持者。今天，德国外交部长安娜琳娜·贝伯克呼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同时批评中国在人权和台湾的记录。

不结盟的印度正在向美国靠拢，而反复无常的盟友菲律宾正在回归。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现在将中国视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他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更快、更先进，也会使其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也让我们能从不同的视角，看清楚习近平的经济表现。

从表面上看，这个表现看起来很不错。中国的增长速度与世界银行十年前的预测差不多。增长已经放缓，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老龄化和人口萎缩，以及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的收益递减，这两项都是习近平继承的。

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做很多事情来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说：“习近平是作为一个经济改革者上台的，他应该把经济从投资（主要是房地产）中解放出来，但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而在他推行改革的地方，由于他将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扼杀了内部反馈和异议，所以改革往往是不情愿的，或者服从于政治优先事项。

他拒绝在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上做出让步，这个政策已从经济活力和公共健康之间的合理权衡，演变为对国内消费的束缚和对外国人才的排斥。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习为追求技术优势和自给自足，而对关键部门提供保护和资金，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科学和技术强国。然而，这些政策在他之前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无论谁是领导人，都会继续下去。

习与他的前任们真正不同的地方，是他对私营部门的处理。

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良性忽视下，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蓬勃发展。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公司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如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领域的阿里巴巴和腾讯，无人机领域的大疆，电池领域的宁德时代，以及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等。

习对其中的很多公司进行了约束，挑出最成功的商业领袖进行骚扰和起诉，使他们的业务瘫痪，并坚持要求所有私营公司必须遵守党的优先事项。

资金仍然涌入中国的初创企业，但一家企业成为下一个阿里巴巴的几率已经降低了。

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说，科技界领袖不能离开中国，但“他们正告诉他们的成年子女，在其他地方发展事业”。他在《幂次法则：风险投资与新未来的创造》一书中介绍了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

不过，即使习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利，这也不会使他对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产生完全的积极影响。曾在前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马修·特平说，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核武器，并由一个受被迫害的意识驱使，不听其他声音的人领导时，“很可能导致更大的冲突”。

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表明的那样，经济上被削弱的领导人仍然可以是不可预测的和危险的。智库佳富龙洲的研究主任白安儒说，对美国来说，习近平的经济政策，远不如他是否发动战争重要。

他说：“看起来习近平并没有很好的判断力。负责中国军事和核武库的人没有很好的判断力，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