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推出一份特别报告，其中认为相比俄罗斯鲁莽残酷的破坏行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都在试图改变二战以来建立的、基于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国际秩序。这一行动可能更有破坏力和分裂性。这是系列报告的第一篇。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其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国和强者都可以自由地对弱者施加伤害，而不受惩罚。

然而，近八十年来，除了少数无赖国家外，所有国家都渴望，或至少在口头上希望，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

这个秩序，建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业化国家种族驱动的野蛮行为的反感上。在“永不重演”的雄心指引下，以美国为首的赢家起草了一些公约，定义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并试图让那些犯罪者付出代价。

回顾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灾难和人类苦难，这一秩序的制定者建立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以促进合作和发展。

但1945年后，一些争论仍未得到解决。几十年来，从《联合国宪章》到《世界人权宣言》，国家主权和个人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潜伏在这个新秩序的创始文件中。

多年来，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太多的人在极权主义政权或殖民帝国的统治下，无能为力地煎熬着。

然而，这个系统比以前的任何东西都要先进。虽然受到政治的阻碍，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在监测停火和登记难民、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或防治瘟疫时，都遵循商定的规则。

这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自由民主国家的压力。现在，来自多边机构的更多帮助，都有附带条件。无论是世界银行的贷款还是联合国维和人员的任务。受援国政府被要求提高环境标准或保护弱势少数民族的权利。

自1945年以来，这种秩序受到了考验。

最令人震惊的挑战，往往来自大国对国际法的蔑视。俄罗斯在2月份提供了一个无耻的例子，它利用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否决权，阻止对其入侵乌克兰的谴责。

这份特别报告将研究中国对战后秩序的挑战。其比俄罗斯的公然挑衅更微妙，但也更具破坏性。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正在努力从内部重塑世界秩序，本月党的二十大将延长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的任期。

当中国的努力遇到阻力时，就会推动制定更模糊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执行则成为一个政治讨价还价的问题。它经常寻求恢复旧的、让人怀疑的世界管理方式，即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中国的一些观点听起来很合理。习近平的中国反对“冷战思维”，反对那些将世界划分为意识形态集团的人，声称发展中国家有权专注于为人民提供食物、住房和工作，而不是过分强调多党选举。中国官员把西方大国比作传教士，专横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他们称这一特征对亚洲这个尊重多样性的大陆来说特别陌生。

聪明的是，习近平把他的国家塑造成现状的捍卫者。他承诺支持以联合国宪章为指导的“真正的多边主义”。2017年，他在达沃斯向富豪们保证，他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

但观察家们不应该被忽悠了。中国领导人希望保留帮助其国家崛起的现行秩序的要素，例如促进其出口优势，并鼓励外国资本和技术流入的世界贸易规则，而不适合中国的原则会被削弱。

习近平关于“全球安全倡议”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隐含着抱怨：有些是对民主国家联盟的攻击，最重要的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防御协定。“共同的未来”则是“发展第一”的另一种说法，即拒绝任何由共同的、普遍的价值观指导的秩序。

当中国说反对干涉国家的内部事务时，这不是说说而已。2017年，中国与俄罗斯一起使用联合国的否决权，保护叙利亚政府免受对其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制裁。当叙利亚儿童被用氯气毒死时，中国并没有直接受益。但有兴趣阻止联合国对任何暴行的制裁，以防类似工具被用来对付中国。

中国还试图重新定义术语，使其不再有什么意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官员声称他们的国家是一种更优越的民主形式，尊重人权并实行市场经济。

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在联合国的投票中，经常只得到仅有的几个暴徒小弟的支持，如白俄罗斯或委内瑞拉。相比之下，中国不喜欢被孤立。中国部署外交官进行游说，也强压他国以得到支持。现在，有几十个国家加入了赞扬中国在新疆统治的决议。在这个西部地区，中国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为名，拆毁了清真寺，监禁了诗人和教科书编辑，并将一百万维吾尔人送入再教育营。外交上的成功，可能使中国看起来不像俄罗斯那样是个破坏者，但更具有分裂性。

中国野心的捍卫者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有权重塑几十年前制定的全球规则，因为当时他们并没有参与制定这些规则。

这是一个稻草人诡辩（注：曲解对方观点，再去攻击这个曲解的观点）。当然，一个大国希望看到自己的观点反映在全球治理中是很自然的。问题是，任何看到当今世界秩序价值的人，都有权担心中国的想法。

其他分析家质疑中国会有多大的破坏性。他们谈到，经济放缓使中国更难招募到支持者，并指出，中国从未阐明一个完整的替代秩序。

这是一种自满的观点，因为中国并不需要取代所有现行规则来改变世界。

相反，中国称普世价值的概念是西方强加的。2021年，外交部长王毅批评拜登政府，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攻击。王毅反驳说，这是“强权政治”，试图“用少数国家的帮规，取代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

习近平也不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授权人们去创造一个起码的自由秩序的说法。4月举行的中国-欧盟峰会能看清楚这一点。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黑暗历史，特别是大屠杀，使其领导人不得不呼吁关注对民众权利的侵犯，从中国到乌克兰。

根据与欧盟各国政府共享的会议记录，习近平反驳说，中国人对在殖民国家手中遭受的痛苦，有着更深刻的记忆。他列举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和割让领土的条约，以及禁止中国人和狗进入欧洲人管理的租界的种族主义细则。

习近平回顾了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屠杀平民的事件。他说，这种侵略使中国人对人权，和对采用双重标准批评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强烈愤怒。

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1945年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他们对西方主导规则制定的时代并不那么怀念。中国已经准备好为他们提供替代方案。

七十年前，在联合国的创始会议上，苏联集团的代表们寻求一种服从于国家、促进集体而非个人权利的秩序，反对从言论自由到寻求政治庇护的所有概念。

在20世纪40年代末，那些共产主义国家的企图被击败。现在，中国想要重启那些关于如何平衡主权与个人自由的旧争论。

这一次，自由主义世界心有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