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加拿大一直被视为温和的、对右翼极端主义免疫的国家。但《华盛顿邮报》的这篇分析认为，加拿大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强硬的管控和疫苗政策，可能重新激活了这股力量。

从10月1日起，前往加拿大的游客，不再需要提供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前往加拿大的飞机或火车上不再需要戴口罩。被广泛厌恶的ArriveCAN应用程序已经停止使用，这个应用程序要求旅行者在进入加拿大时，向政府提交一堆个人看似无关的信息。

宣布这些变化的政府法令，消除了新冠疫情在普通加拿大人生活中的最后几个主要标志。

这一时刻让我们反思，新冠疫情时代在加拿大政治和文化上留下的印记。现在看起来，这一遗产比许多观察家最初预计的要重要得多。

早期的新闻报道，往往将管控新冠疫情造成的负担，描述为加拿大人将以温和的幽默感，毫无疑义地忍受它。如果说能从这一经历中 “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奉承式的提醒了我们，加拿大人对合作精神、对权威的尊重。但是，对这种让人听着舒心的对传统智慧的着迷，使接下来的事情变得更加令人迷惑。  

至少这五年来，人们一直流行猜测，是什么让加拿大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免疫”。我个人认为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结构性的。但现在回头看，加拿大民粹主义者缺乏一个单一的、明确的号召力也同样重要。

在这一点上，进步主义的学者们至少可以宣称取得了一半的胜利：他们认为反移民的言论在宽松的多元文化的加拿大，永远没法动员起选民。这一点似乎大致正确。

但另一方面，这些声音中的许多人错误地估计了，对个人自由非常忠诚的加拿大人的数量。这些人所积攒的，同样激烈的意识形态能量，在实施繁琐的新冠疫情管控时，也被释放出来。

加拿大人民党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作为一个反对“大规模移民”的政党，他们在2019年只赢得了1.6%的选票。但当它把自己重新塑造为对新冠疫情控制，和强制疫苗的主要批评者时，他们的支持率在2021年反弹到5%。  

对强制和封锁的失望，同样催生了臭名昭著的“自由车队”的崛起。今年早些时候。这个车队占领了加拿大首都，并使“卡车司机”进入了国家政治词汇。

当保守党的温和派领袖艾琳·奥图尔在未能推翻总理特鲁多之后，他的领导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因为被认为在应对这场运动时摇摆不定，正如卡车司机们所希望的，他被他的政党戏剧性地免职了。

从那一刻起，每个人都知道下一任党魁，将是更有战斗力的溥礼瑞，一个自豪地把支持卡车司机的标志戴在袖子上的人。

阿尔伯塔省政府施加的新冠疫情限制，导致了一场同样成功的保守派运动，推翻了阿尔伯塔省保守党省长杰森·肯尼。他曾经被称赞为加拿大保守派运动的未来，虽然肯尼本身从来不是一个温和派，但他享有实用主义的声誉，而阿尔伯塔省应对新冠疫情，正是沿用了他的路径。

他的下台，以及那些可能取代他的人的强硬态度，证明他的政党的哲学共识（至少在加拿大西部）已经接近巴里·戈德华特的著名公理，即“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

魁北克省省长弗朗索瓦·莱戈，在魁省实施了一些北美最严格的新冠疫情限制，包括严重扰乱日常生活的宵禁。这导致一场右派新冠疫情叛乱，甚至已经成为魁北克政治景观的一部分。

在争取第二个任期的过程中，利用文化沙文主义巩固中右翼支持的莱戈，现在面临着来自魁北克省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保守党的意外反对。而作为魁北克省政党体系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保守党的重生，主要是由民粹主义对省长的新冠疫情政策的反击所激活的。

加拿大新冠疫情时代的民粹主义者，很容易被刻画为古怪、阴谋论者或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毫无疑问，他们中很多人确实如此。但是，在国家政治中，对公民自由的更加教条的政治立场的兴起，也可以看作是过去三年中，民众对加拿大其他政府机构未能释放一些焦虑的回应。

例如，加拿大的法院驳回了几乎所有对疫情限制的重大挑战，包括公司挑战零售业封锁限制，教会挑战线下服务的禁令，公共部门工会挑战对工人的强制疫苗的要求，省外游客挑战旅行禁令，回国游客挑战强制性酒店隔离，以及个人挑战公共宵禁和社交聚会限制等。

特鲁多没有通过谈判或妥协，来解决卡车司机的对峙问题，而是粗暴地实施了紧急状态权力。而新闻界在报道这场大疫情时，正如前所述，采用了家长式的国家主义语气，中伤怀疑论者的爱国主义。

回过头来看，大量的新冠疫情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质疑揣测。在加拿大，那些不喜欢这些粗暴做法的、对本国政治有更极端化调子的人，现在有明确的动机开始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