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的报道，这十年来，习近平不断扩大的权力，是以牺牲社会和经济自由为代价的。他使中国成为了一个信心和焦虑的矛盾体。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一

最近，在中国大城市重庆的一个夏夜，二十几个穿着运动服的年轻专业人士在嘉陵江畔清理垃圾。

这些被称作ploggers的人，挥舞着长长的竹钳，像伦敦和纽约等地具有环保意识的城市人一样，他们在慢跑时捡拾垃圾。但在中国，这些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小时内，城管就会赶来驱散这种集会。

十年前，共产党并没有感觉一群工程师、律师和建筑师聚在一起捡垃圾是威胁。然而今天，任何在党的直接轨道之外的组织，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慢跑者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他害怕政府报复。“但你不能大声说出来，否则你会被认为是违反法律或法规而受到惩罚，或者更糟。”

她补充说：“在过去这几十年里，人们变得更加富有，但他们的内心并不富裕。”

当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掌权时，他继承了一个拥有新财富的国家，这个国家由一个被几十年的腐败和权力下放削弱的执政党管理。不久之后，习近平公布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场全面的运动，以重新确立党的卓越地位，同时促进繁荣和爱国主义。

外人很难确定习近平的主要动机：是个人野心、对党的热爱，还是希望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现在是毛泽东以来国家最有权力的人，在本月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上，他有一条明确的道路，来确保他得到突破先例的第三任期。

但是，习近平不断扩大的权力，也是以牺牲社会和经济自由为代价的。因为他在国内推动最大限度的控制，而在国外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今天的中国比习近平上台时更加内向和保守。

防火墙将外国思想阻挡在中国的互联网之外，新冠疫情控制关闭了物理边界，使外国公司退缩。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权利被嘲笑为西方概念，少数民族文化以民族团结的名义被净化。对非政府组织的全面镇压意味着，即使是慢跑捡垃圾者也被看作是危险的。

香港城市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助理教授刘冬舒说：“在政治上，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是不可持续的。是的，这可能会为你争取一些时间，或者为你争取一些额外的稳定，但迟早会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越是推迟政治改革，代价就越大，甚至是血腥的。”

二

也许比起其他任何地方，重庆更显示出习近平是如何改变中国的。

在这个面积是瑞士两倍的城市的中心，时髦的钟书阁书店里陈列着献给万能主席的书籍，如同神龛一样。在头顶上，黄色的字符在一个红色的小屏幕上滚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012年，习近平赶走了他在中国最高职位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薄熙来。薄熙来当时是共产党在重庆的最高级官员。当薄熙来的妻子与一名英国人的谋杀案有关时，中国政治局常委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不愿意指控一名高级政治家，尤其是像习近平一样著名的党内革命英雄的儿子。

但习近平最终说服高层将这位重庆市委书记赶下台，上海商人沈栋在其关于精英政治的内幕报道《红色赌盘》中写道，并引用了他与当时温家宝总理的妻子张蓓莉的一次谈话。薄熙来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最终改变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轨迹，而这是很少有人预见到的。当时，中国以外的许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比薄熙来对商业更友好。薄熙来带头开展“红色”政治运动，敦促重庆居民唱文革时期的歌曲，在手机上打出毛泽东口号。

2012年初，当习近平访问美国时，也就是他执掌共产党的几个月前，当时的副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会见了他，并称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是积极的。在那次访问中，习近平被拍到在洛杉矶湖人队的一场篮球赛上，与美国官员聊天时没有打领带，上衣纽扣也没有扣上。

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她的黑客竞选邮件中的文件，习近平上任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美国银行业会议上说，中国的新领导人是“圆滑的”、“老练的”，而且比他的前任胡锦涛“更高效”。

十年后，习近平的中国，看起来比毛泽东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形态化。由于他采取了严格的封锁和检疫措施以防止新冠爆发，中国在物理上变得更加孤立。中国正在寻求结束对西方技术的依赖，扼杀了香港的民主，在新疆为穆斯林维吾尔人设立了大规模拘留营，并在台湾周围加强军事演习，所有这些举措都促使中国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

习近平没有进行民主改革，而是巩固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以至于前总统特朗普开玩笑说他是中国的 “国王”。习近平的社会主义学说已被写入党章，并被教授给学校的孩子。他还出版了大约70本关于其治理和哲学的书。

三

然而，在重庆书店，专门介绍习近平作品的区域未能吸引多少购物者。

相反，游客们拍摄了商店里纵横交错的楼梯和镜面天花板，这是席卷整个城市的Instagram美学的一部分。这些包括从苏家坝小道的观景台，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像意大利面一样复杂的立交桥，以及到李子坝车站，抵达进站的火车似乎消失在高楼大厦的一侧。

中国政府在2014年禁止了这个来自美国的照片分享平台，将其与脸书和推特放在同一阵营，后者在2009年新疆民族暴乱期间成为信息来源后被封锁。政府还堵塞了让民众能使用VPN跳过防火墙的漏洞。如今，中国用户大多在国内的应用程序上发帖，如小红书或抖音，这些应用程序对任何有异见的迹象，都进行了细致的审查。

重庆书店里的其他人浏览着奇幻小说书架，而有些人则翻阅着中国各地不断缩减的英文书架上为数不多的外国书籍，丹·布朗的惊悚小说以及沃伦·巴菲特和贾斯汀·汀布莱克的平淡传记。

这个书店的库存，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教育系统的重塑，将其重点转向爱国主义主题。这一改革迫使32岁的阳(Yang音译)重新思考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他只要求用自己的昵称来表达。

在2019年之前，阳在一家公司工作，利用他在新加坡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学习经验，将中国儿童送到国外的夏令营。今天，他受雇于他家在重庆的跟水有关的公司，并担心他曾被认为是一种资产的外国经历，现在可能成为一个污点。

他说：“我听到有报道说，习近平对英语不怎么关心。习近平可能不希望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只希望我们能接触到经过过滤的中国的信息。”

习近平曾自己的女儿习明泽，送到哈佛大学以化名学习心理学和英语，一直到2014年。但中国国家媒体现在越来越多地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腐朽的社会，充斥着枪支暴力和种族主义，导致许多人质疑将他们的孩子送到海外的价值。

在新冠疫情之前，习近平曾鼓励中国公民将他们国家的软实力投射到国外，并在2014年预测，在未来五年内将有超过5亿中国人去海外旅行。根据咨询公司贝恩公司的数据，四年后，中国消费者占全球奢侈品销售额的三分之一。巴黎和伦敦的精品店开始雇用讲普通话的销售人员。

疫情停止了这一趋势，习近平的严格的 “清零”政策关闭了边境。根据飞常准的数据，周一只有150个国际航班抵达或离开中国，远远低于2019年同一天的约2700个航班。

虽然禁令可以抵御病毒，但也使中国的人口免受外国思想的影响。由于只有10%的人口拥有护照，经常使用的则更少，例如，政府工作人员的护照由其雇主管理。因此，习近平可以无限期地关闭大门而不会面临大规模的抵抗。

阳在国外的时间使他变得挑剔。他称北京是国家的“洗脑之都”，并对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表示厌恶，当时中国军队暴力镇压民主抗议活动，造成数百至数千人死亡。

在中国，许多与他同龄的人不知道这一事件，这一事件已经从国家的历史书和互联网上被抹去。相反，以反西方情绪的展示和对党的忠诚的保证，来表达的民族主义正在上升。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研究员艾莉森·希莱·陈（Alison Sile Chen音译）说：“我们曾认为中国社会有希望的很多东西，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这真是令人难以接受。”她于1990年代出生在中国。“下一代甚至需要被说服，民主和言论自由是一件好事，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四

对习近平来说，这仅仅是成功的证明。在本月晚些时候的党代会上，他将宣传一系列成就，这些成就支撑着以男性为主的领导层，以铁腕手段管理中国的合法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20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立一个“繁荣、强大、民主、文化先进和和谐”的社会。

习近平宣布在2020年结束极端贫困，在他执政的十年间，有近1亿人超过了中国的官方贫困线。贫困定义为每天收入低于11元（1.54美元）。此后，他在“共同富裕”的指导原则下，寻求缩小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

他还将赞扬中国严格的新冠管控措施，认为它特别优于美国和欧洲的做法，尽管持续的封锁使经济受到打击，而世界其他国家却在继续前进。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使全国的死亡人数保持在5226人左右，而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

习近平与西方的冲突更广泛地影响了经济增长。出于安全考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中国科技公司已被许多美国盟友冻结，而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争执也造成了损失。尽管习近平结束了独生子女政策，但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骤降，低至1950年以来的最低点，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

为了提振经济，习近平要求社会采取更有生产力的模式。党的理想公民现在是一个异性恋的汉族父母，受雇于能够帮助中国在重要行业自给自足的核心产业。

中国领导人告诉妇女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年轻人，以及教育孩子的责任”，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拆除父权制的目标相悖。审查人员对明星的淫乱行为进行了打击，而去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禁止女性化或“娘娘腔”男人的指导意见。

在重庆的Hunk Sky酒吧（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同性恋场所之一），数百名男子在舞台上玩饮酒游戏，衣着暴露的男舞者在Lady Gaga和邦妮·泰勒等西方艺术家的同性恋歌曲中扭动身体。虽然共产党容忍这种夜生活，但它已迅速采取行动，镇压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政治运动。

去年，社交媒体巨头微信删除了中国顶尖大学的LGBTQ团体的账户，而一个领先的倡导团体在11月倒闭。这个团体曾带头处理一些重要的法律案件，推动更大的权利。中国最富盛名的大学之一的两名学生，因为在商店的桌子上挂彩虹旗而被警告。这与10年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同性恋节日活动“上海骄傲节”在金融中心公开举办活动。

牛津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表示，共产党希望每个人都能符合一套狭隘的规范，这让人想起了男性化的“文化大革命”。

他说：“国家和党有一种更强烈的愿望，试图创造一种更广泛的意识，即中国人的身份没有太多的怪癖，似乎没有太多个人主义。”

五

几十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接受政府对其自由的限制，因为他们认为党会提高生活水平。现在这一点正在受到考验。

去年，中国领导人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决议中宣布，经济增长不再是“成功的唯一标尺”。这份文件使他的“共同富裕”运动具有永久性，即通过剧烈的社会主义市场干预来重塑国家的经济，从而导致大幅裁员。

习近平的新冠清零政策继续将政治置于经济之上，因为反复出现的封锁破坏了中国的年度增长目标，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今年7月，青年失业率几乎达到20%，而8月，房价连续12个月下滑。

这一切导致中国各地出现了罕见的社会动荡，这些动荡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受委屈的房主、被锁住的上海居民，以及因一位被丈夫拴住的母亲的困境而感到愤怒的社交媒体用户，这些虐待行为引起了对妇女权利压制的共鸣。数以千计的高净值人士正试图将自己和他们的钱转移到国外，移民律师说这越来越难了。

虽然这种反叛的表现正在增长，但它们仍然是例外。大多数民众正在努力适应新的社会界限，并希望党的政策能够带来稳定，即使习近平重写了社会契约。

33岁的教育企业家黄奕（Huang Yi 音译）经营着一家位于重庆的咨询公司，将中国学生安排到哈佛和哥伦比亚等顶尖大学。她的前雇主教育巨头新东方公司，在习近平去年突然裁定课后辅导行业不能再盈利后，解雇了约6万名员工。官员们说，这个价值1000亿美元的行业造成了养育一个孩子的费用过高的印象。

虽然这一举措让黄奕的心情“很复杂”，但她说她支持政府的政策。她说：“我没有资格决定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没有资格决定这个社会的教育行业应该如何塑造。”

她补充说：“当然，我希望我的生意顺利，我希望会有有利于我的生意的政策。但如果没有，我也会尊重政府的决定。”

在重庆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空调大堂里，刘洋（Yang Liu）回忆起近年来她是如何在观看俄罗斯世界杯以及在中东、美国和欧洲度假时，让四本护照盖满签证的。这位42岁的女士在她的家乡经营一家以辛辣食物闻名的辣椒酱公司。

刘洋对失去这种旅行能力，以及习近平可能带来的其他变化持务实态度。她说：“无论发生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进行调整。”

中国公民往往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批评党，因为他们害怕政府的报复，不仅是对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牛津大学的米特说，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一种专业性意识，即无论是作为商人、律师还是学者，专业性意味着不问难的问题。他说，虽然这种环境可以保护党不受反击，但它也可能扼杀创新。

他补充说：“有一种危险是，过多的控制会阻碍下一代企业家的发展。”

回到嘉陵江畔，受挫的慢跑捡垃圾者，在城管的视线范围外重新集结。他们把黑色塑料袋里的垃圾倒出来，用钳子指着垃圾，摆出一张团队照片，然后就回家了。

回顾当晚的事件时，这位沮丧的慢跑者说，人们感到无力反抗国家。她说：“也许，人们在内心深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