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原苏联前总统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周二（8月30日）在莫斯科去世，享年91岁。他在苏联的崛起引发了一系列革命性变革，改变了欧洲版图，结束了以核毁灭威胁世界的冷战。

俄罗斯国家新闻机构周二援引市中心临床医院的消息，宣布了戈尔巴乔夫的死讯。报道称，他死于未指明的“长期严重疾病”。

在20世纪，事实上在任何一个世纪，很少有领导人能对他们的时代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动荡的六年多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废除了“铁幕”，断然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气候。

在国内，他承诺并实现了更大的开放，着手重组苏联摇摇欲坠的社会和经济。他并不想清算苏联帝国，但是在上台后的五年内，他一手导致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结束了苏联在阿富汗的灾难。在1989年的5个月里，他眼睁睁看着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地区，那些被大规模的腐败和奄奄一息的经济削弱的国家里，共产主义制度纷纷内爆。

因此，他被强硬的共产主义策划者和失望的自由主义者赶下了台，前者担心他会破坏旧体制，后者则担心他不会。

他被称赞为英雄。对著名的美国外交官和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奇迹”，他没有受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拘禁，看到了世界的本来面貌。

上台时，戈尔巴乔夫是共产党的忠诚之子，但他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1984年，他对后来成为亲信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五年内，他推翻了许多共产党认为不可侵犯的东西。

作为一个开放、有远见、充满活力的人，他审视了70年来共产党统治苏联的政治遗产，看到了官员的腐败、缺乏动力和纪律的劳动力，生产劣质商品的工厂，以及只能为消费者提供空荡货架的分销体系。

架子上除了伏特加，几乎什么都没有。

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但被经济疲软拖累。由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允许一线光明进入其封闭的社会，不断增长的技术、科学和文化精英阶层，不能再拒绝西方标准来衡量他们的国家，并发现不足之处。

问题很明显，解决方案就没那么简单了。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摸索着实现他所承诺的，重组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道路。他夹在两股对立的力量之间：一方面，在共产主义统治下，70年来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习惯根深蒂；另一方面，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改变旧的方式，并表明无论造成何种混乱都是暂时的，值得努力。

当他被赶下台时，这项任务被迫移交给了其他人。这既是他自己矛盾心理的结果，也是因为他亲手提拔到核心岗位的强硬派对他发动的失败政变。

戈尔巴乔夫所追求的开放，后来被称为“glasnost”，和他旨在重建社会基础的改革政策，成了一把双刃剑。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填补苏联历史上的“空白”，他坦率地讨论了这个国家的错误，从而让不耐烦的盟友得以批判他，让受到威胁的共产党官僚机构攻击他。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前五年还是取得了重大的、甚至是非凡的成就：

在他的主持下，苏联与美国达成了一项武器协议，首次消除了一整类核武器，并开始从东欧撤出苏联的大部分战术核武器。

他将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默认1979年的入侵和9年的占领是失败的。

虽然他一开始含糊其辞，但最终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暴露在公众面前，这种坦率在苏联前所未见。

他批准了苏联城市的多党选举，在许多地方，这种民主改革把震惊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了台。

在他的领导下，苏共对高层腐败进行了打击，数百名官员被撤职。

他允许被囚禁的异见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D. Sakharov)获释，这位物理学家在苏联研制氢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取消了对媒体的限制，允许出版之前被查禁的书籍，允许放映之前被禁的电影。

与苏联官方无神论的历史截然不同的是，他与梵蒂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联系，并帮助颁布了一项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人民“满足其精神需求”的权利。

但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被奉为改变世界的功勋人物（他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那么在国内，他则被诋毁，因其未能兑现经济变革的承诺。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是自由投票，戈尔巴乔夫可以在苏联以外的任何地方当选总统。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五年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商店货架上仍空无一物。谢瓦尔德纳泽曾是戈尔巴乔夫和平结束苏联对东欧控制的得力助手。1990年底，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并警告说，独裁统治即将到来，共产党中的反动派将破坏改革。

作家、俄罗斯历史学者彼得·瑞得韦当时说：“我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最好的一面。苏联人看到了另一面，并指责他。”

农民的儿子

在早年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人相信戈尔巴乔夫会成为如此有活力的领导人。在成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发布的官方传记中，描绘了一个优秀、忠诚的共产党人走过的漫长道路。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在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一个名叫普里沃尔诺耶的农村。父母是地道的农民，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家糊口。

流亡作家、生物学家卓尔斯·梅德韦杰夫(Zhores A. Medvedev)在戈尔巴乔夫的传记中写道，在他的婴儿期，强制的土地集体化把一个曾经肥沃的地区变成了“饥荒灾区”。

他补充说：“饿死的人非常多，在一些村庄，所有1到2岁的孩子都死了。”

米沙，也就是米哈伊尔的昵称，是一个眼睛明亮的年轻人，早期的照片显示他戴着一顶哥萨克的皮帽。他在一个用稻草和泥土和肥料砌成的房子里长大，没有室内上下水。但他的家人在共产党的忠实信徒中很受尊敬。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回忆录中写道，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因反对沙皇国家而被捕。

尽管如此，这家人并非全方位的接受了苏联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的母亲和祖母为他施了洗礼。

从村里小学毕业后，他在克拉斯诺格瓦尔代克上中学，并加入了共青团。二战期间，他的父亲在前线作战，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是一名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的助手。

战后，他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

1950年，19岁的戈尔巴乔夫离家去了莫斯科国立大学，这段850多英里的旅程穿过了一个贫困的农村，先是被集体化、后来又被二战中的德国入侵先后摧毁。旅途的终点站是斯特罗明卡，一个巨大、简朴而拥挤的宿舍，8到15个学生住一间房，在彼得大帝时代曾是军营。

戈尔巴乔夫一成为法律系学生，被允许阅读其他学生禁止阅读的政治思想史书籍。他熟悉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和卢梭。

多年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美国式的总统，在会上，代表们拿着美国宪法的复印件，向美国观察员询问“制衡原则”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是自列宁以来第一位学习法律的苏联领导人，在学习法庭修辞的过程中，他成为了一位卓有成效的公众演说家。同学们回忆说，他自信、直率、心胸开阔，但也很有不择手段的心机。

据《时代》杂志报道，有一次，他把前任班级团支书灌醉，然后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谴责他，从而让自己成为团支书。

大多数报道称，戈尔巴乔夫加入共产党后是一名忠诚的官员，不过在《论我的国家与世界》(On My Country and the World)一书中，他写道，他对斯大林持保留态度，不过只是私下里表达的。

一天晚上，他的朋友们把他从书堆里拽到一个交际舞课上，他发现自己在和一个活泼迷人的哲学学生跳华尔兹，她叫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提塔连科，他们开始约会。

赖莎比米哈伊尔更老练，她带着认真的外省人米哈伊尔去音乐会和博物馆，填补了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空白。他们于1953年结婚。

但在莫斯科更有教养的社会中，生活梦想并不是马上就能顺利实现的。1955年，他带着年轻的妻子回到家乡，第二年被任命为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第一书记。

这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开始在市政职位上步步高升，但这也让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度过了接下来的22年。到1970年，他的地位之高，已经足以被任命为整个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领导人，这一职位在某些方面相当于美国的州长。

戈尔巴乔夫还获得了农学文凭，并成为一名改革者，愿意挑战中央集权经济的一些原则。通过提供自留地和奖金的制度，一些地方的农业产量提高了50%，但是恶劣的天气和农业机械的故障，导致了更多的农作物歉收。

令赫鲁晓夫印象深刻

对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产生影响的，是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

1956年，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的“秘密演讲”，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恐怖统治——大清洗、大规模逮捕和劳改营，改变了苏联政治的面貌，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赫鲁晓夫反对腐败、党内特权和官僚低效的运动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和他那一代的其他人，称自己为“第20次党代会的孩子”。

与共产党的大多数官员不同，戈尔巴乔夫经常与工人待在一起。但对他的未来更重要的是，作为斯塔夫罗波尔党的领导人的地位，使他能够与党的精英接触，这些精英来到这一地区享受温泉，其中一些温泉几乎专为党的统治机构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保留。

作为当地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任务是在火车上迎接政要，带他们去别墅，款待他们，然后护送他们回到火车站返回莫斯科。他接待了一个接一个生病的领导人：患有心脏病的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尤里·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曾短暂担任总理，患有慢性肾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是党内的思想家，他将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年轻的制衡力量，来对抗最高领袖勃列日涅夫周围日渐衰老的小圈子。

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有力支持者，费奥多尔·库拉科夫也是如此，后者于1971年进入政治局，负责农业。库拉科夫曾被视为勃列日涅夫可能的接班人。1978年，库拉科夫去世时，戈尔巴乔夫被选中发表葬礼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红场发表演讲，也是电视观众第一次看到这个额头上有明显草莓型胎记的人。

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后，戈尔巴乔夫欢迎了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高级委员康斯坦丁·乌·契尔年科。正在附近温泉休息的安德罗波夫也过来迎接他们。这是苏联历史上一个非凡的时刻。正如《时代》杂志的一篇传记所指出的那样：“在那狭窄的平台上站着四个人，他们将依次统治苏联：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

这次会晤显然足以让勃列日涅夫相信，戈尔巴乔夫是接管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门的最佳人选。戈尔巴乔夫对勃列日涅夫当时找人代写的回忆录《小土地》(Little Land)的赞赏，可能强化了他的观点。

戴维·雷姆尼克在他的著作《列宁的坟墓：苏联帝国的最后日子》(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中引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共产主义者和斯塔夫罗波尔的所有工人，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这部具有深刻哲学洞察力的文学作品，表达了无限的感激。”

这是一个党内政客的呆板语言。但在其下面，似乎隐藏着一种改革的热情。

1978年，戈尔巴乔夫夫妇结束在外省的生活回到莫斯科时，有很多改革需要进行。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猖獗的官员腐败。勃列日涅夫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其亲属正因不正当交易而接受调查。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工资很低；人们本该工作的时候却在商店里排起了长队，但往往没什么可买的。

有句口号说：“他们假装付钱给我们，而我们假装工作。”

身在政治局高位的安德罗波夫，指引了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之路。据报道，安德罗波夫对腐败感到厌恶，他试图阻止这些，但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绕过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

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看到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助手。

戈尔巴乔夫进入政治局的速度，比斯大林以来的任何人都要快。在50岁生日之前，他成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这一职位使他进入了最核心的权力圈。健康强壮的他在老人政治中脱颖而出，比排名在他前面的20人年轻整整25岁。

1980年，他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成员。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10日去世，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反腐运动，强迫那些擅离岗位的工人重返工作岗位，清除官僚机构中的朽木，任命年轻的人担任最高职位。

他赋予戈尔巴乔夫更大的经济责任，任命他为政治局委员和负责意识形态的委员会书记，意识形态工作被认为是党内乃至整个国家的第二大职位。

但在经历了一年的病魔后，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9日去世，享年69岁。当时，政治局任命72岁的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被指定在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发表提名演讲，这一角色使他相当于王储。老一代人被允许优雅地退出。

事实证明，老人很快就消失了。

由于肺气肿，契尔年科非常虚弱，甚至无法抬起手臂抬着前任的棺材进入红场。一年多以后，他自己的遗体被运到了同样的地方。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戈尔巴乔夫感受到了国家的经济停滞和腐败，但直到他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领导下担任了重要职位，他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他安排了一个经济危机学习速成班，并专门组织了拯救农业部门的研讨会。

他已经表现出了苏联领导人少有的灵活性。他在一次讲话中引用列宁的话说，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调动最大限度的积极性，展示最大限度的独立性”。

“改革”这个词，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形。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给西方来访者留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印象，他毫不质疑地接受关于美国普遍贫困的报道，以及美国总统听命于军工复合体的观点，似乎确信美国决意进行军事侵略。

但他了解西方的公关体系和个性的力量，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时就展示了这一点。在加拿大，他与妇女交谈，逗弄婴儿，并惊叹于加拿大工人的效率和土地生产力。

一年后，戈尔巴乔夫去了英国，他对英国文学的了解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参观卡尔·马克思做了大量研究的大英博物馆时，他说：“如果人们不喜欢马克思，他们应该责怪大英博物馆。”

但当一名英国议员提出苏联对宗教团体的迫害问题时，戈尔巴乔夫的幽默一下子烟消云散。他厉声说：“你们管好你们的社会，让我们管好我们的。”

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被戈尔巴乔夫和他时髦的妻子吸引住了，有人看到他的妻子使用美国运通金卡在哈罗德百货购物。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4年说：“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可以一起解决问题。”

她后来还鼓励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一起解决问题。

“笑里藏铁齿”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后，接替病重的契尔年科的戈尔巴乔夫开始解除反对派的武装，以控制政权。在一次仓促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安德烈·葛罗米柯为戈尔巴乔夫辩护。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同志们，这个人的笑容很好看，但他的牙齿是铁的。”

1985年3月10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项提名。据说，一位委员会成员如释重负地说：“在一个半死的领导人、一个半活的领导人和一个几乎不能说话的领导人之后，年轻、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受到了热烈欢迎。”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一直通过个人崇拜来掌握权力，用宣传和官方媒体来颂扬他们。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这一惯例，大街上不会有他的巨幅画像，并敦促报纸停止在每一篇文章中引用党的领导人的话——引用列宁的话就足够了。

他挫败了党内的对手，其中一个例子是安排列宁格勒的党内领导人辞职，这位领导人多样享受和弄权腐败，就像他的醉酒一样众所周知。。

“改革”(Perestroika)和“开放”(Glasnost)，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口号。当参观医院、工厂和学校时，他会让人们亲眼看到他，并询问他们认为哪里出了问题。

这里不会有波将金村（注，意指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戈尔巴乔夫会宣布要去一家医院，但其实去了另外一家，在那里没有时间作假。所见所闻让莫斯科地区的领导人感到尴尬，戈尔巴乔夫让他退休，并在1985年让鲍里斯·叶利钦接替他的位置，开启了两人长达五年的竞争与合作。

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共产主义正统的核心斯莫尔尼研究所(Smolny Institute)，作为他呼吁大胆改革的平台，列宁在1917年曾在这里宣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

在没有底稿的情况下，他来回走动，一边劝说，一边用手臂做手势。他说：“我们必须转变态度，从工人到部长、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府领导人。”

他继续说：“那些不打算调整的人，那些阻碍解决这些新任务的人，必须让开。让开！别碍事！”

他要求人们更努力的工作，生产“符合世界市场标准”的产品。

演讲三天后在国家电视台播出。他的传记作者梅德韦杰夫写道：“早就对政党领导人的公开露面失去兴趣的公众，被吸引住了。”

不到七个月，戈尔巴乔夫就替换掉了政治局的大部分老成员。第二年，他换了第27届党代会中41%的有投票权的成员，并迫使高级军官和数千名官员退休。

就连曾提名他的党内坚定人士葛罗米柯，也被免去了担任了28年之久的外交部长职务，升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就是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象征性的职位。接替他的是谢瓦尔德纳泽，他当时是一个相对不知名的、具有改革思想的格鲁吉亚党委书记。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风格为他赢得了人气，那么他的改革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最不受欢迎的莫过于他控制全国民众对酒精的渴望。在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戈尔巴乔夫知道伏特加对劳动力和家庭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上任仅两个月后，他就削减了伏特加产量，提高了对在公共场所醉酒的罚款，减少了酒精饮料销售场所的数量，并限制了这些场所的营业时间，将酒精饮料的价格提高了15%至30%，并将法定饮酒年龄从18岁提高至21岁。

他设立了一些项目来解决酗酒的原因。在官方宴会和招待会上，曾经摆满各种伏特加的桌子现在只提供矿泉水和果汁。

烈酒杯曾经是每一张桌子上的摆设，被拿来一次又一次干杯，现在不见了。

计划收到了大堆抱怨。长期以来，伏特加一直是俄罗斯人的主食，是人们逃离惨淡生活的方式，更不用说它还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国内产业的来源。许多人甚至谴责新规定是对俄罗斯文化的攻击。

在仅存的几家酒类商店里，长长的队伍蜿蜒在门外和角落里，被称为“戈尔巴乔夫的绞索”。

非法制酒厂生产了大量的私酿烈酒，使糖变得稀缺。到1987年，走私导致税收减少了约1000亿卢布。尽管许多生命得到了拯救，但研究人员发现，有超过1万人死于不纯酒精中毒。

迫于公众的不满，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开始放松禁酒活动。

颠覆政党制度

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戈尔巴乔夫曾打算通过党内合作来复兴苏联社会。但在他看来，修修补补是远远不够的。改革的范围必须和问题的深度一样广泛。他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不再是苏联生活的统治力量。

在国内，约1800万党和国家官员反对，他们的生存依赖于现状。因此，戈尔巴乔夫在变革和正统之间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又后退了几步，回应了民众的要求，同时试图安抚党内。他呼吁复兴马克思主义，同时寻求拆除维持共产党统治的政治结构。

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将被多党制所取代。戈尔巴乔夫扩大并削弱了政治局，取消了总书记办公室，取而代之的是由总统顾问委员会支持的民选总统——他本人。自斯大林时代以来，总书记办公室就是苏联领导人控制国家的最高职位。

1990年2月，中央同意了这项决定。3月，戈尔巴乔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赢得59%的选票，成为苏联第一任总统。

新总统拥有广泛的权力，许多人担心其权力超过沙皇，但戈尔巴乔夫承诺利用这些权力，将一个不情愿的国家拉向市场经济，他承认这需要痛苦的变革。

他和顾问们最初提出的计划是一种休克疗法，即“500天”计划，将接纳私营企业，取消补贴，实行市场驱动定价，并创造一种有价值的货币。

戈尔巴乔夫很快发现自己夹在既定的公开性和延迟的改革之间。经济改革的承诺被推迟了，但人们可以自由地强烈抱怨承诺和实现之间的差距。公众的不满情绪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蔓延到了1990年的五一节游行中。当时抗议者游行穿过红场，对站在列宁墓顶上（检阅台）的他大声叫嚷和嘲笑。

一张布告上写道：“戈尔巴乔夫，人民不信任你——辞职吧”。

另一条是：“食物不是奢侈品。”

戈尔巴乔夫最终放弃了将自己的计划制度化的做法，因为担心这会造成创伤和混乱。《华盛顿邮报》援引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助手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的话说，他很惋惜戈尔巴乔夫拒绝了“文明过渡到新秩序的最后机会”。

他说：“这可能是他犯的最糟糕、最危险的错误。”

到1990年，人们普遍认为改革已经失败。根据一项民意调查，六分之一的莫斯科人希望移民，包括四分之一的18至50岁年龄组的人。犯罪率不断攀升，经济改善似乎只是一个白日梦。从高加索到波罗的海，政治改革的实施是艰巨的，军队也士气低落。戈尔巴乔夫似乎不确定如何纠正这些问题。

戈尔巴乔夫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来进行任何改革，扭转经济下滑。与美国的军控协议将使他能够削减军事预算，腾出资金用于国内项目。

里根总统理解戈尔巴乔夫的困境，并试图利用这一点。他增加了美国的军费开支，加深美国赤字，希望苏联的任何跟上美国步伐的努力，最终会使其破产，破坏共产主义制度。

为了控制军费开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阿富汗的军事灾难，那里已经成为苏联的越南。从1979年12月开始的干预，原本是为了支持阿富汗的马列主义政府，镇压当地的反对派、阿富汗圣战者和外国志愿者(其中许多是阿拉伯人)。

但这场战争拖了9年，在1989年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出之前，有1.5万苏联人丧生。

这次撤退戏剧性地表明，戈尔巴乔夫在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炫耀武力的外交政策决裂。八个月后，也就是1989年10月23日，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告诉最高苏维埃，阿富汗远征违反了苏联法律和国际行为准则。

他说，这次入侵，“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果，是背着党和人民进行的”。

在同一个演讲中，谢瓦尔德纳泽再次与过去的勃列日涅夫割席，他承认，在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建设预警雷达站，正如美国长期以来所指责的那样，违反了1972年与美国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当时，美国正在发展天基反导系统，批评人士称这也违反了条约。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为达成新的武器协议做准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开始与里根会晤，第一次是1985年在日内瓦，然后是1986年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1987年又在华盛顿，两国签署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首次消除了整个类别的武器，即欧洲的中程和短程武器，同时要求实地视察以核实削减。

1988年5月，里根成为14年来首位访问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之后，他宣称：“我们很可能正开始拆除战后时代的壁垒。我们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历史的新时代，一个苏联持久变革的时代。”

1987年，里根曾向戈尔巴乔夫提出挑战，要求他“拆除”柏林墙。从任何角度看，他都是在宣告冷战的结束。

1989年12月，里根的继任者乔治·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在马耳他附近的苏联和美国海军舰艇上举行了一场狂风暴雨的峰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彻底埋葬冷战，巩固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关系。

但戈尔巴乔夫向老布什承认，对他领导能力的“终极考验”仍然是经济。在马耳他峰会之后，为了支持这位苏联领导人，老布什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达成一项贸易协定，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降低美国对苏联商品的关税，让苏联更容易进入美国市场，这反过来也有助于苏联实现现代化。

1989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对梵蒂冈的访问。或许与武器协议同样重要。他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会晤，是苏联领导人与罗马天主教会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正是在那里，戈尔巴乔夫承诺通过一项关于“良心自由”的法律，这将保障他的人民“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的权利。

近4个月后，梵蒂冈和苏联宣布自1923年以来首次恢复正式外交关系。

帝国的消亡

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这是历史上令人震惊的一章。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得到了生动的证明。

在1989年几个亢奋的月份里，欧洲政治结构被民众对民主的要求所改变。被锁在铁幕后面四十多年的七个国家，再次尝到了独立的滋味。一些历史学家将1989年的重要性，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和1848年整个欧洲政治动荡的一年并列。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是这场变革的催化剂。无论苏联内部发生了什么，戈尔巴乔夫都将作为把欧洲恢复到二战前的状态，一个民族国家大陆的人而被人们记住。

在他到来之前，苏联一直坚持西方所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根据这个理论，克里姆林宫有权干涉华沙条约组织中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政权的事务。

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援引了这一权利，当时他派遣苏联军队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化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赫鲁晓夫在1956年也援引了这一权利，当时苏军粉碎了匈牙利的一场叛乱。

戈尔巴乔夫停止了这一政策。他说，如果一个政权失败了，它，也只有它，必须与人民签订真正的社会契约。

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在访问芬兰时，宣布了这个政策的终结。他说：“我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死亡。”

几个月前，波兰成为第一个赶走共产党人，并结束其单一权力的华沙条约国。在6月4日的民主选举中，团结工会运动取得了对共产党候选人的惊人胜利。

7月29日，波兰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这位曾在1981年实施戒严令以镇压团结工会的人，辞去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职务，但仍担任总统。次月，他任命团结工会的一名高级官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为战后初期以来的第一位非共产党员总理。

东欧各国迅速跟进，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推翻了共产主义政权。

10月在布拉格，数以千计的游行者聚集在温塞斯拉斯广场，这里是1968年血腥镇压的现场，他们再次面对防暴警察。第二天，数以万计的人在广场上就位。

随着每日示威活动的增加，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派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要求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和党魁米洛什·雅克什辞职时，受到了25万人的欢呼。

三天后，雅克什被取代（在这一年的动荡中，曾被共产党审查和监禁并成为反对派象征的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在12月当选为总统，这是最惊人的转变）。

在东德，数以万计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正从这个国家向西逃去，主要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匈牙利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不将难民送回他们的国家，然后开始在其与奥地利的边界上切割隔离东西方的铁丝网。

在莱比锡，数十万东德人集会，每周举行自由游行，要求民主选举、独立工会和解散秘密警察。

骚乱很快就传到了东柏林，这里是首都，也是一个灰暗的、有刺铁丝网的冷战紧张局势的象征。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这个城市，以纪念共产党统治40周年时，警告共产党领导人不要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武力。

他说：“生活本身就会惩罚那些拖延者”。

到了11月，街上的示威者越来越多。东德政府试图通过公布允许每个公民出国旅行或移民的法律草案，来阻止人们逃往西方。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一波又一波的德国人涌向西部。

第二天，独裁者托多尔·日夫科夫在执政35年后，辞去了保加利亚总统和共产党党魁的职务，他的任期比任何其他东欧领导人都长。

在罗马尼亚，人群在12月涌入布加勒斯特的街道，迫使所有共产党领导人中对民众镇压最严厉、和最被人痛恨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逃离。他和同样受人唾弃的妻子埃莱娜在一天之内被捕，被军方审判并被行刑队处决。随后，选举被安排好了。

除了阿尔巴尼亚，欧洲的每一个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政权，都在新年和新的十年到来之前倒下了。

由于对二战记忆犹新，莫斯科强烈怀疑一个统一的、重新崛起的德国是否值得期待。尽管许多华约国家满足于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但苏联拒绝了这一建议，而是建议德国同时成为北约和华约的成员。这一想法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关于德国统一的谈判，在后来被称为“二加四”的会谈中进行，其中包括两个德国的外交部长和二战的战胜国：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

戈尔巴乔夫寻求两个问题的“同步化”，即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最后，在1990年7月16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将一个统一的德国置于北约组织内。戈尔巴乔夫宣布：“我们正在离开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纪元，进入另一个纪元，我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长期的和平时期”。

苏联解体

然而，和平并非无处不在。

如果说“公开化政策”让苏联的公众辩论得到了自由发展，让人们看到了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问题，那么也重新点燃了自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在苏联加盟共和国里燃烧起来的民族主义愿望、宗教竞争和民族仇恨。

1989年4月9日的格鲁吉亚，当分离主义分子在街头唱歌跳舞时，内政部的军队使用坦克、铁锹还可能有毒气来攻击他们，造成19人死亡。格鲁吉亚人认为这是一次和平示威。

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有类似的民族主义示威活动。

亚美尼亚人也把新的自由化改革，当作解决原有争端的许可证书，把目光投向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这是一块主要由亚美尼亚人居住，但由阿塞拜疆治理的半自治领土。

1990年1月20日，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干预，派遣军队进入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一个位于里海海滨，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在苏军和一个被称为人民阵线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战斗中，有140多人被击毙，其中至少有30人是苏军士兵。

军队与苏联人民之间的对抗，在全国范围内广受谴责，以至于母亲们上街示威，以阻止他们的儿子（作为苏军官兵）被送往阿塞拜疆。数以千计的应征者烧毁了他们的征兵卡，军队里的逃兵率也在攀升。

在巴库，随着骚乱的发展，据称有500多军人持械逃走。戈尔巴乔夫最终妥协并撤军。没有人记得历史上有哪位苏联领导人，在面对公众抗议时曾这样退缩过。

当交战中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同意不是在克里姆林宫，而是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即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分离主义领导人主持下举行会谈时，对莫斯科中央权威的挑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各方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会议，并于1990年2月同意休战。

但苏联的动荡已达到沸点。立陶宛在当年2月25日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独立，不到一个月后宣布独立。立陶宛与莫斯科的决裂，拉开了苏联解体的序幕。

这也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否定。尽管戈尔巴乔夫亲自恳求立陶宛对党中央和克里姆林宫保持忠诚，但立陶宛还孤注一掷。

除了宣布，立陶宛还开始践行独立，发行自己的公民身份证。当戈尔巴乔夫警告说，如果不废除这一措施，将进行严厉制裁时，立陶宛拒绝了。其抵制了苏联军队的春季征兵，并对莫斯科称属于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立陶宛财产提出索赔。

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更强硬的策略，拒绝向立陶宛提供关键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并对药品和婴儿食品实施禁运。作为报复，立陶宛人开始切断食品出口，并与逐出了共产党的若干苏联城市单独签订运输协议。

戈尔巴乔夫还试图阻止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独立行动。尽管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由宪法保障的分离权利，但戈尔巴乔夫还是制定了一项新法律，将冗长的退出程序编入立法。

这项法律遭到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反对，它要求在各自共和国范围内进行独立公投，有五年的谈判期，并在国家立法机构进行最后表决。波罗的海国家坚持认为，由于它们是在1940年被非法吞并，所以该法律并不适用。

波罗的海问题是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最严重危机，但只是整个苏联境内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冰山一角。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将国家团结一致，同时在经过一年的犹豫徘徊后，他保持自由主义改革计划继续进行。

这就是旧秩序力量发起反击前的苏联社会气氛。

戈尔巴乔夫门口的强硬派

1991年8月18日星期日，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度假区福罗斯（Foros）休假。他正在润色一篇关于新联盟条约的重要演讲，条约将把相当大的权力，从克里姆林宫转移到全苏的15个共和国，这些共和国将于星期二开始签署这一文件。

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一个来自军方和克格勃的克里姆林宫强硬派代表团，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别墅门口，切断了电话，要求他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辞职下台。

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有人称之为震撼世界的三日。

周一早上6点，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宣布戈尔巴乔夫已被赶下台，理由是他“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职”。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在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执掌了权力。

一小时后，委员会宣布了一项紧急法令，暂停各政党的活动，并关闭了反对派媒体。戈尔巴乔夫下落不明。日后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对外称，这次接管是一场政变。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经常发生争执，但现在叶利钦已经成为他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盟友。上午11时，苏联军队和坦克已经包围了被称为白宫的大楼（俄罗斯政府及今日俄罗斯总理官邸所在地），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数百名示威者又包围了坦克。

叶利钦加入了他们。他爬上一辆T-72坦克，手握扩音器，呼吁举行大罢工。与他并肩作战的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康斯坦丁·科贝茨将军，他命令武装部队后退。

科贝茨将军说：“我们不会对人民，或合法当选的俄罗斯总统动手。”

动乱很快蔓延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首都。第二天，叶利钦要求会见戈尔巴乔夫，并坚持要求外国医生对戈尔巴乔夫做检查，俄罗斯议会大楼外的人群增加到15万人。

周三，随着形势逆转，苏联军队从莫斯科市中心撤出，政变领导人逃离。周四，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重新确立了控制权。

政变已经被粉碎，但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打击是致命的。叶利钦已经取代他成为俄罗斯民主的象征。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解散了苏共中央委员会。

12月25日，当他辞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职务时，苏维埃帝国正式被封存了。

叶利钦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一座别墅、保镖、养老金，还有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1990年代担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在《列宁墓》中所说的“一块上好的不动产，即之前苏共机构的建筑”，戈尔巴乔夫将把它作为研究基地，而不是用于政治反对。

然而，他们很快又互相掐架了。

雷姆尼克写道：“叶利钦的助手们开始破坏退休协议。先是把豪华轿车开走，换上一辆更简陋的轿车，然后威胁说会更糟”。很快，一家报纸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将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赖莎·戈尔巴乔夫在政变期间中风，于1999年死于白血病，戈尔巴乔夫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国外发表演讲，并在国际外交界巡回演讲。

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仍然很受欢迎。2007年，他甚至被选为路易威登的广告代言人，但在俄罗斯，随着他所反对的腐败达到新高度，数十亿资金流入寡头手中然后再流出国门，他的思想变得过时了。

2009年，从经济学家转为政治家的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B. Chubais）说，“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最令人讨厌的人”，虽然丘拜斯本人从私有化中获益颇丰。

在偶尔接受西方新闻机构采访时，戈尔巴乔夫列举了他认为自己犯过的错误，说自己应该组建一个新的政党，把共产党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他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更温和地解放前苏联各共和国；甚至说他不应该在政变前去休假。

戈尔巴乔夫曾经的盟友和经常的对手叶利钦，在1991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他想要把不可能的事情结合起来。共产主义与市场，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政治多元化与共产党。这些都是无法相容的夫妻，但他坚持这样做，这就是他基本的战略错误所在。”

近年来，戈尔巴乔夫会对当年的问题做出评价，但他的声音已经失去了共鸣。他对欧盟的东扩提出警告，公开担心新冷战的可能性，并欢迎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吞并克里米亚。

他对普京的态度忽冷忽热，普京几乎是戈尔巴乔夫试图完成的一切政治事业的对立面。起初，他赞扬普京恢复了稳定，甚至以专制为代价，但他开始反对普京对新闻自由的镇压，和对俄罗斯地区选举法的修改。

他说，普京认为自己“仅次于上帝”，而且从不征求他的意见。

有关戈尔巴乔夫的遗体信息没有立即对外提供。俄罗斯国家媒体说，他将被埋葬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靠近他妻子的位置。她于1999年去世，享年67岁。但俄罗斯国家媒体没有明确具体日期。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戈尔巴乔夫还是成功且永久性地改变了苏联曾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点，以及整个东欧地图。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做得还不够。

在任职的最后几天接受采访时，戈尔巴乔夫告诉《纽约时报》：“对于所有的错误和误判，或者反过来，对于所有的巨大飞跃，在政治和人事的方面，我们完成了主要的准备工作。”

他补充说：“在这个意义上，要让社会倒退是永远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