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竞争成为主导议题，进步派外交政策失去了对相关决策影响力的当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国家技术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沃特海姆，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分析了美国进步派在外交议题上的三种不同立场，提出了普世主义、合作主义和克制主义仍有其价值，并能够继续推动进步派事业的展望。

一年前，进步派的外交政策高歌猛进，或者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乔·拜登开始落实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优先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结束美国“无休止的战争”，并推动向绿色能源过渡。

拜登上任后立即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并推行大胆的立法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他从阿富汗撤出了美国军队，还启动了对美国全球武装力量态势的评估，可能会导向缩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拜登说：“重塑其他国家的重大军事行动”已经（从美国决策者工具箱里）被淘汰；换上来的是“为中产阶级制定的外交政策”。

然而，今天进步派在政策影响上丢失了阵地，而在政治上失去了独特性。甚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拜登政府就已经不再致力于缩减美国的政治军事目标。武装力量态势评估肯定了现状，拜登一再声称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欧洲战争加速了美国向绝对主导地位的转变，使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承担越来越多的财政成本，并有可能卷入重大冲突。

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好战行为使美国左翼分裂。在关于战争的情绪化辩论中，克制的主张被贴上了类似于绥靖主义的标签。另一方面，帮助武装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似乎容易产生反冲，并助长美国的好战主义。

进步派可以数一数拜登政府取得的重要胜利，包括最近历史性的有关气候投资的立法。但是过去的一年，暴露了进步主义外交政策项目中的缺陷。除非现在就加以正视，否则这些缺陷只会越来越严重。

随着美国陷入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激烈博弈，进步派不能再把大国竞争当作次要问题。他们需要决定自己的立场，否则大国竞争将决定他们的命运。

进步派的三个观点

自冷战以来，美国进步派从三个重叠但不同的观点来处理外交政策。

第一种，也可以说是在决策中体现得最好的一种，即：寻求促进民主和人权，反对独裁主义和暴行。与更主流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一样，支持这种观点的进步主义（以下会简称为普世主义）认为，美国的力量应该促进普世价值和普世标准。然而，作为进步派，他们很容易担心美国可能会违反国际规则，教唆镇压，造成痛苦，并在牺牲劳动人民利益的情况下为精英阶层谋利。这种思想包括一系列人物，从敦促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以防止种族灭绝而成名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现任署长萨曼莎·鲍尔，到呼吁开展全球进步运动以对抗“新独裁轴心”的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们希望美国在维护人权和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方面始终如一，不怎么强调为美国利益服务或发展出特定的大战略。

 

第二种观点强调全球合作，通常是以全球治理为工具（以下简称合作主义）。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和全球的最优先事项是解决跨国的和全球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大流行病、核扩散和经济不平等。全球合作和国际主义经常结合在一起，如前国务院官员安妮-玛丽·斯洛特，她将“以人为本的政策”置于地缘政治之上，同时支持美国领导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一些主张全球合作的进步派看重美国的军事优势，认为它可以平息地缘政治冲突，并在各国之间促成合作。然而，由于他们推崇广泛的国际参与来解决共同问题，全球合作主义者反对将世界划分为相互敌对的阵营，并指责美国的联盟体系和过度使用强制手段正好犯下了这样的错误。例如，在“进步派现实主义”的旗号下，记者和学者罗伯特·赖特倡导全球治理以及战略谦逊和不干预。

 

第三种观点以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克制为基准。进步派普世主义者和全球合作主义者希望按照他们的意愿塑造世界秩序，而军政克制支持者们（以下简称克制主义）则很怀疑这样的目标本身是最重要的，或者要借助军事力量的优越来实现。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性军事角色已经脱离了美国的利益，并产生了恶性循环，不断产生新问题让美国再去处理。进步派克制主义者，如本文作者，还有国际政策中心的凯特·凯泽尔或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萨朗·希多尔，经常呼吁进行区域范围或全球范围的合作，认为美国的地缘政治谦逊可以减少国际紧张。然而，无论合作前景如何，克制主义者们坚持认为，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需要将美国从对遥远国家或地区的防卫承诺中解脱出来。否则，国家安全的需求将把武装力量的首要地位凌驾于一切之上，使国家无法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战略性的施展拳脚，也无法满足国内公民的需求。

这三种立场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享有无可匹敌的全球主导地位时期形成的。单极化使进步派能够融合或匹配每一种立场的要素，而没有太多的矛盾。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以国家利益和普世价值为由，反对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血腥战争和与非民主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同时，还可以主张扩大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外交投入，并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

然而现在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给进步派带来了困难的抉择。在最坏的情况下，普世主义和战略克制主义可能会分裂，前者赞同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长期的安全竞争，后者则反对。同时，国际合作主义可能会随着全球分歧的加深而人数逐渐减少，尽管全球级威胁在不断恶化。

左翼的崩解可能是不幸的，但应该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如何整合进步派的三种观点，并在它们中间确定优先次序。

有限度的普世主义

在一个公众不满、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抬头的世界里，进步的普世主义仍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民主国家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在一个相互关联交错的世界中为自己的人民提供服务。

拜登政府已经朝这个目标采取了若干项措施。去年，它让130多个国家同意征收全球最低税，这将防止公司转移司法管辖区以逃避其公共义务，尽管美国还没有遵守。同样，乌克兰战争刺激了美国和欧洲国家打击与俄罗斯精英有关的违法金融行为，从而表明了只要有政治上的意愿，当局就能打击贪污腐败。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进步派正确地支持乌克兰的自卫反抗。即使那些呼吁以外交方式解决战争的人也坚持认为“俄罗斯的公然侵略”（这是两位国会里进步党团领导人的原话）值得美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同时，进步派应该扪心自问，他们愿意与主张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人保持多大程度的一致。几十年来，进步派一直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军事开支，以资助国内的社会福利。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下去，这一论述可能最终会兑现。美国人几十年来，将不得不第一次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

 

但在每个地区的冲突风险上升的现状下，如果美国继续同时承担对欧洲和亚洲盟友与伙伴的防务责任，几乎不可能想象五角大楼的预算规模从目前的水平下降，而且很容易设想其年预算膨胀到远超1万亿美元。国会已经在努力增加2023年度的国防开支，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它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99亿美元防务援助。本月，民主党参议员以及独立参议员桑德斯一致支持扩大北约，将芬兰和瑞典纳入其中。从表面上看，这一决定将增加美国的军事负担，把1330公里长的芬俄陆地边界变成美国的防御责任。

此外，大国竞争使普世主义者以中立身份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努力变得复杂。北京和莫斯科在国内外都采取了非常令人反感的做法，并且正在朝着更加压制性的方向发展。进步派将谴责这些政府的蹂躏行为，但如果新冷战占据上风，指摘和针锋相对的无情循环会使中国和俄罗斯更加充满疑虑和咄咄逼人，并产生一个反馈回路，奖励各自国家和美国国内最极端的声音。

此外，进步派可能会失去令他们与众不同的东西：他们让自己的政府遵守自身宣扬的标准的意愿。进步派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美国应该停止与欧洲、中东和亚洲的不自由和侵犯人权的政权合作，但这一主张很少成功过。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变得更加不愿意放弃本国那些不光彩的联盟关系。这也是拜登最近前往中东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握手言和的原因之一，这标志着美国与该地区的专制者恢复了正常关系。如果白宫易主，唐纳德·特朗普或类似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在2025年成为总统，美国将更不可能采取系统性行动来推进自由民主原则。

克制仍然至关重要

同样由于这些原因，克制仍然是有价值的，不仅是其价值本身，而且是进步派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最近，在对乌克兰人的同情和对俄罗斯暴行的愤怒中，克制主义者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此刻道义旗帜鲜明的人得到了奖励，而不是美国克制主义倡导者所提倡的谨慎和后果主义。

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里，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拖延和几乎会不可避免达到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结论，克制主义可能会得到更充分的倾听。更为深远的是：在未来美国人面对与世界第二中国或一流核大国俄罗斯发生灾难性战争的前景时，过去十年中提升克制主义吸引力的因素就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正如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所言，这些提升克制主义的因素正是美国外交政策过度扩张和无法实现的代价，以及更多的“在本国国内建设国家”的要求。

美国公众及其在国会的代表不会轻易通过打一场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或衰退的战争的需求。美国的政治机制这些年来习惯于处理来自小国和恐怖组织的轻微威胁，在适应新现实方面一直很缓慢。这种惰性给了进步派一个机会，可以通过阐述大国战争的后果来推动全国性辩论。即便在如此晚的阶段，在危机时刻到来之前仍有余地来塑造美国政治。尽管人们压倒性地支持乌克兰，但很少有美国人赞成派遣军队参战。拜登正确地排除了这一选项，警告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因显示高达82%的美国人对中国持不利看法而成为头条新闻，但也同时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公众将中国视为敌人，大多数人更愿意将其描述为竞争对手。

为了获胜，喜欢谈论价值观的进步派不应回避谈论国家利益。对一些左派来说，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像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事实上它表达的是国际背景下的本国公众利益。随着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的展开，并把美国人民暴露在更大的风险和代价之下，必须向他们说明为什么过度扩张会伤害到美国外交政策本应该保护到的人民，以及为什么有原则和克制的方法会使他们更安全。强硬的进步主义不是对右翼民族主义的让步，而是它的解毒剂，剥夺掉煽动者对“全球主义”诸如天真、反美的污名化谴责。

除了价值观外，为国家利益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也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的全球挑战提供了一条出路。各种进步派都同意，这些问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予以及时地打击。然而现在看来，设想世界成功过渡到绿色能源并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准备，比想象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建立明确的合作关系更容易。尽管若有可能就应推进普遍合作，但同样可以通过竞争性的措施找到解决方案。例如对可再生能源的国内投资、西方碳税联盟以及七国集团对“全球南方”的绿色融资。全球合作主义者应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其目的不是超越权力政治，而是通过它来发挥作用。

一个多世纪前当战争席卷欧洲时，美国的进步派在考虑如何应对如何把他们劝架拉开。到了1917年，进步派改革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决定放弃中立地位。他宣布，美国“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可言”；它将参加对德国的战争，使世界“对民主国家安全”。认为美国的多元文化身份是新国际主义基础的进步派知识分子伦道夫·伯恩并不同意。他宣称毫无反讽之意，抨击“美国知识分子愿意打开水闸，用战争精神的污水淹没我们”。历史学家经常把进步主义时代的结束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部分原因是冲突使这一运动发生了分裂。

 

 

大冲突仍在回响。进步派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远没有当时那么尖锐。然而，一些相同的基本矛盾仍然困扰着左派，并将随着外交政策选择利害关系的增加而被更敏锐地感觉到。这些矛盾体现在在塑造安全的腕部环境和建设国内民主之间；体现在服务于人类普世事业和避免帝国妄想之间。这就更需要进步派在战略竞争方面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并直截了当和尊重地准确阐述他们的分歧。一个有生命力的进步运动不会是一意孤行的，它将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定位在今天和明天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