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南等地的村镇银行挤兑事件仍在发酵中，《外交政策》杂志的分析文章指出，这个局部问题有可能蔓延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并给中国依靠债务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带来更严峻的挑战。
中国刚刚经历了第一波银行挤兑，由价值400亿元的网上账户存款冻结引发，这影响到40万名储户。中国中部城镇小银行的零星挤兑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全国性中小银行洗牌的前兆。
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以及有关损失和抗议的戏剧性故事，正在动摇储蓄者对中小银行的信任，给中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带来了紧急挑战。从可疑的在线投资计划到持续的房地产危机，中国目前正在多条战线上与金融不安全因素作斗争。防止小银行挤兑引发的潜在金融传染和社会动荡是中国监管机构和决策者必须赢得的一场战斗。
最近的银行挤兑事件始于河南省的三家农村村镇银行。一个月内又发生了三起村镇银行挤兑事件，其中两起发生在邻近的安徽省。六家陷入困境的村镇银行中，有五家的主要股东是同一银行，即许昌农村商业银行。无法提取自己的毕生积蓄导致储户抗议，引发了对小银行偿付能力的恐慌，并增加了全国范围内小银行的挤兑风险。
村镇银行占中国银行机构的84%，但到2021年底仅持有银行业总资产的13%。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设想将这些银行作为支持中国农村农民和小企业的小额信贷的支柱，并在2006年提出在六个农村地区开展试点项目。15年的政策试验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出现了1651家村镇银行，这些村镇银行现在是银行系统中数量最多的实体，但它们各自都很小，而且在风险管理方面非常薄弱。
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央银行，将186家农村合作社和103家村镇银行，评为中国所有银行机构中风险最大的。换句话说，接近7.5%的中国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处于最高风险水平，问题可能比这更深。
中国当局关注的不仅是金融风险，还有村镇银行和其他中小银行的倒闭所导致的潜在社会不稳定。中国监管机构一直在寻求改善农村小银行运营的方法。自2018年以来，他们已经处理了627家高风险的农村中小银行，并处置了金额为2.6 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这超过了前十年的总金额。中国银行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向289家农村中小银行注入了1334 亿元。银保监会还鼓励优质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合格机构参与中小银行的兼并和重组。
中小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银行系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其中一个关键的结构性问题是中小银行缺乏资本补充渠道。它们的利润率低，这使得它们无法在内部产生补充资本。由于规模小、信用等级低，它们也无法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等外部渠道筹集资金。但小银行在与同行竞争生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天然的盟友：由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在线存款平台，这些公司不是持牌银行，因此不受监管。
这些平台，通过在网上列出存款产品并向全国用户销售，在短时间内给小银行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但其中许多夸大了回报率，有些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截至2020年底，89家中国商业银行，通过此类平台吸引了5500 亿元的在线存款，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127%。在某些情况下，出售给全国储户的网上存款甚至取代了银行间融资，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发现，一些高风险的小银行从第三方平台销售的非本地在线存款产品中，积累了70%的存款，而同业融资占总负债的比例从30%降至3.2%。
2021年1月，中国监管机构在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通知中，禁止商业银行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销售存款产品，理由是担心隐性风险增加，有可能造成金融传染。对在线存款产品的打击使许多替代资本补充来源有限的中小银行失去了生命支持。当时，网上存款已达到1万亿元至2万亿元的估计数额。
尽管这一数字在90 万亿元的家庭存款总额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中国的监管机构担心可能会出现金融传染，并导致社会动荡。在关于这个通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官员评论说：“银行存款是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形式，需要更严格的监管”。在村镇银行的背景下，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贫困意味着相对较小的金额也可能成为毁灭性的家庭损失，为当局担心的抗议活动创造了强大的动力。
但也存在严重的金融安全问题。威胁不是这些在线存款产品本身，而是对为中国债务推动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的成本增加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网上存款加剧了中小银行之间对存款的激烈竞争，直接提高了它们的融资成本，侵蚀了它们的利润。因此，银行没有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产品或更好的客户服务，而是一直在降低费用和提供更高的利率，结果往往威胁到它们自己的金融稳定。
在2021年1月的打击行动之前，在线平台按利率降序显示存款产品，迫使银行在竞争中提高存款利率，接近允许的上限。一些银行甚至通过缩短付息周期、提供现金奖励和发放购物券来增加交易的吸引力。除了吸引客户，银行还必须按月或按季度向平台支付流量分流费，约为平台日均存款余额的0.2%至0.3%，如果他们想获得更醒目的位置，则需要支付更多费用。所有这些激励措施提高了实际的资金成本，并助长了中小银行之间的竞争，使之呈螺旋式下降。
较高的资金成本迫使中小银行冒险从事超出其适度风险管理能力的风险活动，以获取利润。它们往往不得不寻求长期限、高风险、低流动性的资产，导致流动性错配和期限错配。这些双重错配使得小银行在发生流动性事件或信贷事件时容易发生银行挤兑。在2021年的打击行动之前，小银行提供第三方在线存款产品，起存金额小至约50元，并允许随时提款。这种灵活的存款条件意味着小银行依赖极其短期的资金，并不断面临着提款需求意外变化的风险。
网上存款产品的失败所引发的金融传染的风险并不夸张。尽管小银行被许可服务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但它们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全国性银行，从全国各地吸收在线存款，而这是中国监管机构所禁止的行为。小银行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全国范围内的客户，在流动性短缺时增加全国范围内的恐慌风险。
中小银行提供的高息在线存款产品，给主导中国银行系统的大型商业银行带来了压力，迫使它们提高利率。这种溢出效应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借贷成本，其中许多是国有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因此，增加的融资成本转化为国有企业更高的借贷成本。
虽然国有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不到三分之一，但它们占中国银行贷款的一半以上，占中国公司债券的大约90%。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抑制了政府刺激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经济的政策。保持国有企业的低融资成本也许是中国监管机构叫停网上存款的一个更重要的动机。
网上存款还将风险偏好较高的中国零售投资者从中国政府推广的金融产品，地方政府特别债券中分流出去。这种类型的债券是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用于资助大型公共项目，如公共住房和能源及基础设施项目。地方政府债券的名义投资回报率一直低于网上存款。这些债券的平均收益率为3.46%。
相比之下，平均而言，网上存款的一年期年化利率为4.8%，一些特别优惠的利率达到10%以上。对网上存款的禁止，加上财富管理产品的隐性担保的减少，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券作为投资选择的相对吸引力。
2015年，中国首次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行特别债券，以鼓励地方政府资金的透明度，并通过表外债务工具结束影子借款。这一政策变化使地方政府有可能直接筹集资金为地方项目融资，支付利息，并在到期后偿还本金。
在2015年的政策变化之前，大多数地方政府无法直接获得债券融资，因为中国1994年的预算法禁止大多数地方政府借款。因此，他们依靠被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表外融资实体来筹集资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堆积可能是中国下一次债务危机的导火索，这也是财政部改变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到2020年底，政府表外债务估计达到45万亿元，占中国GDP的44%，比2010年底的9.6万亿元翻了两番多。到2021年，估计有3060个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按照中国政府的命令，它们的现有负债必须在2028年前清理完毕。地方政府特别债券计划是通过资本市场为这些债务再融资的一种方式。
当财政部推出特别债券计划时，它也鼓励零售投资者购买这些债券，这标志着另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传统上，中国的法规只允许机构投资者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在地方政府特别债券的情况下，一级市场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将其持有的债券委托给一个证券登记机构。然后，散户投资者可以按照购买股票的相同程序在证券交易所购买特别债券。
2019年2月，财政部首次允许零售投资者从商业银行柜台购买地方政府特别债券。尽管财政部倡导，但散户投资者对这种债券一直不感冒。到2021年，地方政府债券余额超过31万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债券市场和世界最大的市政债券市场。然而，截至今年5月，场外交易投资者只持有地方政府债券总额的0.02%。
自本届中国领导人上台以来，他强调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他认为金融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呼吁让金融为实体经济和非金融部门的发展服务。取缔网上存款产品和防止小银行挤兑是更大雄心的一部分：缓解中国的金融不安全，并以低成本维持中国由债务推动的经济。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问题不是“大而不倒”，而是“要求太多”。
由于银行业的融资成本上升，以及零售投资者对缺乏吸引力的地方政府特别债券缺乏兴趣，中国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公司投资为经济增长融资的成本越来越高。中国储蓄者辛苦赚来的储蓄不仅是存款，也是杠杆的来源。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从本地开始的。
在打击金融不安全的多线作战中，中国政府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它可能会打击更多的替代投资工具，如网上跨境证券经纪平台，以解决金融不安全问题，并引导储蓄购买地方政府债券。
（今日汇率参考：1人民币=0.15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