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克大学荣誉退休的历史系教授Roberto Perin在学术性新闻网站《对话》发表文章，分析了天主教会与寄宿学校和对原住民迫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尽管梵蒂冈不一定直接知道加拿大天主教会的作为，13世纪的教皇诏书，以及此后天主教会内的争斗等都造成了对原住民的伤害，因此教会难辞其咎。

教皇方济各对加拿大的历史性访问，以及他代表天主教会在寄宿学校虐待原住民事件中所作的备受瞩目的道歉，强调了梵蒂冈与原住民之间的整体关系的问题。

在我的书《加拿大的罗马：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梵蒂冈和加拿大事务》（Rome in Canada: the Vatican and Canadian Affairs in the Late Victorian Age）中，我研究了在一个殖民势力扩张和天主教传教的时代，基于政府、加拿大的教会代表，和梵蒂冈本身不同利益的游说是如何运作的。

今天，天主教会仍然被普遍视为教皇绝对权威下的一个严格的中央集权组织。事实上，它是一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经常争夺影响力和权力的地方。

例如，在加拿大联邦化（1867年）之后的三十年里，“咄咄逼人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竭力将其文化模式，烙印在新兴的加拿大国家身上”。加拿大教会中最大的紧张根源，是讲法语和讲英语的人之间的关系。

在关于主教职位候选人的语言适合性、新教区的建立、种族混杂的教区的牧师任命，以及天主教学校的教学语言等问题上，都爆发了冲突。

在这些斗争中，教众向宗教当局提出挑战，牧师和主教相互争斗，宗教团体按语言界限分裂。梵蒂冈不得不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干预，但罗马的官僚机构本身也在正确的行动方案上分裂成相互竞争的派别。

我对19世纪传教士和梵蒂冈外交的研究使我得出结论，尽管天主教会内部的结构和权力很复杂，但梵蒂冈肯定没有参与，也可能不知道加拿大政府和宗教团体之间签署的开办寄宿学校的协议。

虽然联邦政府必须对建立和资助寄宿学校承担最终责任，但宗教团体、主教和教皇在剥夺原住民财产和残酷压迫其子女的制度中，也是不同程度的共犯。

教会为剥夺财产辩护

16世纪初，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制定了一份诏书（或法令），叫做Inter caetera（意为“在其他工作中”），为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铺平了道路。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当时最强大的海洋国家之间划分了新大陆。这份条约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半球的原住居民。

这份诏书正当化了后来欧洲扩张主义的猖獗剥削，也是经常与“发现理论”（Doctrine of Discovery）相关联的诏书。

（注：发现理论称，任何发现新空地的欧洲探险家都有权征服这片土地，并宣示自己的主权。空地的定义为任何没有被基督教徒所征服的土地，因此合法化了欧洲移民对原住民的土地的征服。）

因此，阿根廷教皇方济各否定其前任的文件是恰当的。

19世纪的“信仰传播”

作为一个传教区，现在成为加拿大的土地，属于梵蒂冈的一个部门Propaganda Fide（意为传播信仰的圣会）的管辖。这个部门成立于1622年，由一名红衣主教在教士官僚的帮助下领导。

由于1908年实行的重大行政改革，拥有大量原住民人口的教区，如麦肯锡·史密斯堡（位于今天的黃刀）或赫斯特·莫索尼（位于安大略省北部）继续受其统治，而非原住民的教区则脱离了它。

早期的传教工作

传播福音的实际任务由宗教团体承担，如耶稣会士，他们不对Propaganda Fide负责，而是对通常居住在罗马的自己的上级负责。1763年英国征服后，男性修会几乎被消灭，直到1840年代在蒙特利尔主教伊尼亚斯·布尔热（Ignace Bourget）的领导下才恢复。

同时，在1820年，罗马任命了一位法裔加拿大人在红河（今温尼伯）的常驻主教。诺伯特·普罗文切尔（Norbert Provencher）主教也负责加拿大西部的传教事务。英国圣公会向那里派遣了自己的人，并很快得到了其他新教教派的加入。

由于人手不足，普罗文切尔去了欧洲，在那里他遇到了马赛主教、在西方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无玷圣母献主会的创始人欧仁·德·马泽诺。魁北克修会的亚历山大·安托尼·塔切（Alexandre-Antonin Taché）于1853年成为普罗文切尔的继任者。

塔切确保法国和比利时的献主会在17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垄断了红河以西和以北的主教提名权。由于女性宗教团体在魁北克被招募为服务于原住民社区的学校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天主教会具有明显的法语特征。

同化原住民

当时，人们希望将英属北美变成“祖国”的形象和模样。这意味着两件事：将法裔加拿大人的影响限制在魁北克，并确保原住民被彻底同化。

第一个目标在主要讲英语的天主教徒中，找到了现成的盟友，他们对自己在教会中的二等地位感到不满，因为法裔加拿大人占了教会成员的近四分之三。一些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徒认为自己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有一种观点认为，天意让爱尔兰人通过英语成为助人归信（conversion）的工具。

这与加拿大法语区的天道（providential）使命形成对比，他们认为法语与天主教信仰密不可分，是对抗北美无神论物质主义的堡垒。

这两种观点在加拿大交锋，西部教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讲英语的人手中，而在罗马，爱尔兰派则将英语作为关键，利用北美新教徒大规模皈依天主教的前景，为自己争取利益。

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

19世纪种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注：利用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解释优生学和种族灭绝等手段）观点，被用来解释原住民人口的下降和他们作为独特民族的最终消失。渥太华强迫草原上的原住民接受数字条约（注：Numbered Treaties，1871年到1921年加拿大政府与原住民签署的11项条约，主要允许加拿大政府开发一系列原住民领地中的自然资源），当时他们在水牛突然消失后正在挨饿。《加拿大土著人民地图集》指出，野牛消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旨在夺走原住民的一个关键食物来源”。

联邦政府还建立了寄宿学校制度，目的是“杀死孩子身上的印第安血统”。

政府、宗教团体

这些修会以低廉的费用经营寄宿学校，其中60%是天主教学校。教区的主教们很可能对这些机构的运作情况不甚了解，因为这些机构大多远离他们居住的地方。

与此同时，历届政府执着于削减成本和紧缩开支，减少补贴，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福祉。

宗教团体、主教和教皇都是这个制度的同谋，这个制度摧残了几代原住民儿童，造成了代际创伤。寄宿学校和教皇的诏书为谬误的发现理论做辩护，应该要求教会方面采取具体的赎罪和赔偿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