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法学院的研究员Jan Dutkiewicz合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发表文章，分析了为什么美国一些左派和右派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致反对美国更深介入。文章认为，单纯的左右政治光谱不能解释这个现象。事实上民粹主义，即反精英反建制派的情绪影响了这些人的想法。

自俄罗斯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围绕这场战争出现的话语显得有些奇怪。尽管以美国总统拜登为首的大多数美国公众都支持乌克兰，但许多左派和右派都急于为普京辩护，或者至少敦促美国不要介入乌克兰的防御。

福克斯新闻的代言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几个月来一直在大肆宣扬亲克里姆林宫的言论（而且经常被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转播），其他右翼人士也经常口吐反乌克兰的虚假信息，并抨击向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

与此同时，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诺姆·乔姆斯基，因反对武装乌克兰而把特朗普当成头脑冷静的地缘政治家的典范。左翼媒体，如《雅各宾》杂志（Jacobin）、《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和Democracy Now!，一直坚持将俄罗斯的入侵归咎于北约的扩张，并反对军事援助乌克兰。

在网上，大量的左翼和右翼言论都对乌克兰的政治、政策和总统提出了批评。在国会，七个最狂热的保守派特朗普支持者，与进步派的领头人物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和科里·布什（Cori Bush）一起投票，反对禁止俄罗斯的化石燃料。

更令人惊讶的是，奥马尔和布什与所谓的小分队（The Squad）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和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以及共和党的极右边缘分子，都反对美国政府扣押俄罗斯寡头的资产。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凸显了政治光谱两端之间的诡异联盟。问题是：为什么？

我们似乎看到的是现代版的政治马蹄铁理论（Horseshoe theory），即极左和极右发现自己处于不可思议的结盟状态。虽然这个理论在历史上被人诟病，但当涉及到美国对俄乌战争的看法时，这一理论似乎非常有效。然而，这与意识形态的对称性没有多大关系，甚至与俄罗斯或乌克兰也没有关系。相反，它与美国政治的混乱状态有关，在那里，依靠“左”和“右”或“保守”和“进步”的简单概念，不再是理解政治发展的有用方法。

政治的马蹄铁理论是由法国哲学家让·皮埃尔·费伊提出的，他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即传统上被理解为从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心，再到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线性发展，这不是一条越来越分开的政治立场直线，而是像一个马蹄铁，两个极端几乎磁性地弯曲，相互结合。

根据他对法西斯和共产党在1930年代早期德国国内政治中的结盟，以及纳粹和苏联在国际领域的结盟（也许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1939年德国和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就是最好的体现）的观察，他认为政治极端的共同点，比传统的政治光谱的解释可能更多。

长期以来，政治马蹄铁的观点一直受到批评，认为其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而且常被中间派用来诋毁他们的对手。这项理论的批评者倾向于指出，极左派和极右派之间在政治立场上的任何看似一致的做法，比如对自由民主、全球化和基于市场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批评，都是表面现象，掩盖了更深层次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偏好。批评者断言，如果有的话，将极左和极右团结起来的，是反对将自由主义奉为中心，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中心经常使用马蹄铁作为棍棒的原因。

然而，这一理论不断重现，尤其是因为极左和极右似乎在思想和政策上都不断保持同步。

其中一个原因是，传统的、单一维度的左-右光谱，没有考虑到美国政治中的其他政治分歧轴，比如那些不是由任何传统的进步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知识概念所主导，而是由对“体制”的负面态度，和更普遍的民粹主义所主导。正如本文作者之一以前所指出的，美国的民粹主义并不局限于右派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特朗普支持者，相反，其分布在整个政治光谱中，民粹主义者既存在于政治左派（例如参议员桑德斯的支持者），也存在于右派（特朗普的支持者）。

如果我们用费伊的比喻，似乎将马蹄铁的两端联合起来的，不是高深的保守主义或进步主义概念，而是反对精英、政党“机构”和主流媒体中的传统看门人。在谈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我们不仅看到马蹄铁理论得到了相当有力的证明，而且还看到了超越它的东西：简单的左-右范式，在理解美国政治方面并没有让我们走得特别远。

自俄罗斯今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两党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美国政府的立场。他们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令人惊讶的是，两党甚至相当支持欢迎乌克兰难民到美国。但俄罗斯也找到了愿意发声的盟友。

许多欧洲极右翼政党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密切的意识形态和财政联系，几乎不是什么秘密，这使得他们理所当然地支持普京的种族灭绝运动。但是，自入侵以来，美国右派的相当多成员，包括共和党成员，都公开站在俄罗斯一边。

美国共和党在历史上一直利用其反苏（1989年以前）和反俄（1989年以后）立场，取得巨大的政治效果。毕竟，这是一个拥有“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里根名言）的政党。2012年，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称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敌人，是一个“总是站在世界最坏的行为者一边”的国家。

而快进到2022年，共和党人，包括特朗普、他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即将成为前）众议员的麦迪逊·考特恩、俄亥俄州参议院候选人J.D. 万斯、福克斯新闻主播，如劳拉·英格拉姆，以及保守派网红，如坎迪斯·欧文斯，都打破了共和党的路线，对乌克兰和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努力大加嘲讽。

在这种右翼批评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说法是，北约的扩张迫使普京出手并导致入侵，以及花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上的钱，应该更好地用于国内问题，即使这些问题包括美墨边境的继续军事化，正如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所建议的那样。

与此同时，许多进步的左翼人士，包括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成员和他们支持的政治家、左翼学者和散文作家，以及大批自称是网上“反帝国主义者”的人，都倾向于站在侵略者俄罗斯一边（或者至少不站在受害者乌克兰一边），尽管这是近期记忆中最明显的殖民侵略例子之一。

他们的主要论点与右派的论点雷同：北约的扩张和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关切是战争的导火索，以及不该滥用本可用于解决国内问题的资金，但他们同时也表示反对战争，有时也彻底支持俄罗斯，所有这些都被包裹在反对美国海外干预的语言中，通常被称为“美帝国主义”。

在极左派中一直有一些边缘的少数声音，被贬为“坦克党”（tankies）。他们通常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苏联或中国等专制共产主义政府的压迫行为辩护。这种侮辱性词汇最初是由左派同胞向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发出的，后者在1956年苏联将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匈牙利的反苏民众起义时欢呼。

今天，这个词大多在各个网络圈子里被随意使用，指的是压迫性政权的支持者，主要适用于一些边缘记者，他们为金源不透明的另类新闻机构工作，他们赞扬独裁者，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许多坦克党鹦鹉学舌般的拥护亲莫斯科的立场，也许没有分清俄罗斯（一个资本主义君主制的专制国家）和其前身苏联（一个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区别。这些立场包括错误地声称乌克兰2014年的亲欧广场抗议运动是美国支持的政变，被DSA支持的纽约市议员克里斯汀·理查德森·乔丹等民选官员，通过发布网上坦克党虚假信息链接的方式直接分享。

但是，支持匿名者Q的国会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和看似严肃的知名学者，包括乔姆斯基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事实上，在乌克兰问题上，将马蹄铁两端拉在一起的，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冲突或为俄罗斯打气，而是随时愿意接受适合这些立场的，来自不同政治光谱的观点。换句话说，与马蹄铁理论的批评者所声称的相反，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政治相似性，而是更深层次的，尽管有些是机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致性。

米尔斯海默的工作很有标本意义。作为一名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被称为是分析世界事务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学派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这个学派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国家，尤其是大国，会理性地采取行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它们很可能对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做出暴力反应。

米尔斯海默对有关乌克兰的辩论最有影响力的贡献，除了他认为美国对2014年亲欧广场抗议活动的支持构成了政变外，就是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直接原因，是北约向俄罗斯在东欧和波罗的海的势力范围扩张，包括向乌克兰示好。

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分析，俄罗斯的攻击阻止了美国领导的这种扩张。尽管自冲突发生的第一天起，这一理论就受到了广泛质疑，但米尔斯海默的解释却广为流传。

他在《经济学人》的客座专栏和《纽约客》的采访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而美国对乌克兰政策的批评者也提到了他的观点，这些智库包括昆西负责任国家管理研究所（其资金来源包括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的左翼开放社会基金会和右翼的科赫基金会）、科赫资助的和兰德·保罗参议员支持的右翼《国防优先权》以及左派出版物，如公开的社会主义《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热爱推特的《时事》（Current Affairs）和可靠的社会民主支持者的《国家》杂志等。

米尔斯海默的文章还被俄罗斯外交部转发了。

通常情况下，米尔斯海默关于乌克兰的观点，与他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应分开讨论。举个历史例子，很难想象美国的进步精英们会支持在1961年入侵古巴的企图，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一个苏联势力集结地。但这种 “弱肉强食”的现实主义，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含义。

乔姆斯基和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都遭遇了类似的被引用命运，前者是美国外交政策和野蛮的国际干预主义的猛烈批评者，后者则是这种外交政策和野蛮的国际干预主义的设计师。当这两个人关于乌克兰冲突的结局的理论重叠时，马蹄铁的两端几乎接吻。

最近，两人都呼吁西方和乌克兰不要将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而是要寻求“和平”。

而且，他们两人经常同时被左翼和右翼评论界用来支持他们关于乌克兰的主张，包括最近在《纽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此文设法声称美国无权干预冲突，但是又有权力和权利，将普京和泽连斯基带到谈判桌上。

当然，不同政治倾向的人没有理由不借鉴同一专家的政治分析，但是，仅仅因为学者和政治家与自己的意见相同就随意接受，这表明极左和极右派都缺乏真正的政治分析。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意见一致，所以都利用专家（主要是大名鼎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很少，甚至没有乌克兰人）来确认自己的立场。

看到左派承认基辛格的观点，而共和党人称赞乔姆斯基，这是一项奇景。但是，有人认为，如果乔姆斯基和基辛格（以及米尔斯海默）意见一致，那么他们一定是对的。

但他们不对，连普京自己也这么说，他最近把自己比作彼得大帝，声称俄罗斯有权向其以前的殖民地扩张，并放弃了西方的挑衅与他入侵乌克兰的决定有很大关系的伪装。马蹄铁两端最有力的论据也随之消失：这是西方的错，由美国推动。

事实上，也许关于乌克兰事件出现马蹄铁的原因是，最终与乌克兰没有什么关系。尽管他们的政治目标和动机各不相同，但将极左派和极右派团结起来的是他们与美国政治的关系。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对他们所认为的现状的反对，对机构的不信任，以及粗暴的反美主义。

在政治右翼，像格林、考特恩、保罗·戈萨议员或马特·盖茨议员这样的立法者的行为，他们都反对美国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似乎是出于对美国这个种族和族裔多样化的民主国家的深刻厌恶，在这个国家，因2015年最高法院对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的裁决，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是国家的法律（至少目前是如此）。

许多极右派人士鄙视这一现实，并认识到他们的政治目标，与他们所认为的普京的成就在意识形态上有多么接近，包括使俄罗斯的LGBTQ群体的生活极其艰难。前特朗普顾问、现任MAGA派影响者史蒂夫·班农称赞了普京的反清醒派立场。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已经非常精通美国文化战争的语言，人们普遍认为普京和俄罗斯是美国共和党MAGA派在文化战争方面的盟友。

另一个方面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格局中，党派主义胜过国家利益，向拜登提供任何支持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拜登和民主党人采取了某种立场（任何立场），那就一定是错误的，并会遭到恶毒的反对。这种动态被一张2018年特朗普集会上的网红照片所捕捉到了，照片中两名男子自豪地穿着“我宁愿做俄罗斯人也不愿做民主党人”的T恤衫。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许多MAGA政客在这方面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他们还真干。

在进步的左翼方面，其动机与其说是与普京的政策一致，不如说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信任。

这些政治圈子里的许多美国人都非常认同这样的说法，认为美国是一个糟糕的国际行为者，通过各种战争（最主要，但不限于阿富汗、伊拉克和越南）在国外造成了很多痛苦。因此，他们反射性地默认了这样的观点：无论美国对外国冲突的政策是什么，一定是自利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左派人士最终会重复亲克里姆林宫的议题框架，将北约的扩张说成是单方面的美帝国主义，甚至更奇怪的是，他们会引用米尔斯海默甚至基辛格这样的人物，即美国左派的传统敌人，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当然，这种框架忽略了波兰等国家为加入北约而进行的多年游说，也忽略了这些国家追求这一政治路线的原因，并暗中剥夺了这些国家规划自己未来的任何权力。这不仅仅是针对后苏联斯拉夫国家的文化沙文主义，也可以被解释为冷战遗留下来的分析习惯（指只关注苏联/俄罗斯而不是其中的个体），或纯粹的种族主义，鉴于类似的一套论点正被用来反对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不管怎样，这种方法会导致（或者可以说，揭示了）进步人士成为他们不愿意成为的那种人，美国中心论者。

通过将美国视为事实上的全球大国，尽管是一个他们反对的大国，他们无意中重复了关于大国的陈词滥调，例如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乌克兰实现停火，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条件发号施令。这包括美国应该说服乌克兰，向俄罗斯割让领土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想法。

这些表面上的进步人士恢复了雅尔塔会议（注：二战即将结束前，美英苏三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会面，讨论了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却并未参考相关国家的意见，如后来被苏联占领的波兰）的思维方式，但这次却来自左翼。这些所谓的进步派，拒绝承认乌克兰人的自主权，反对美国的武装参与，却认为美国有权力和权利将乌克兰的土地分割出去，以换取乌克兰的和平。

在这种反常的左派反帝国主义的核心，是一种非帝国主义的冲动，即利用帝国的力量，表面上只是以和平的名义，但不管当地人的意愿如何。

有许多左派，被理解为支持国际主义、社会正义和再分配政策的人，包括桑德斯，他们支持乌克兰，原因与他们更广泛的政治理念一致，包括反对美国以前的海外军事介入。

许多右派人士，被理解为那些相信自由市场或持有普遍保守的社会政治立场的人，也支持武装乌克兰，原因也与他们的政治立场一致，包括对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强大作用的愿景。

中间派（广义上的）也是如此，因此在实际政策上有相对的共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马蹄形的两端被磁力吸引，远离光谱的其他部分？

这种磁力并不是来自光谱两侧的政治内容。正如政治学家菲利普·康维斯在1964年所证明的，以及其他学者随后所证明的，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没有连贯的意识形态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是异于主流的。

那么，马蹄铁背后的力量是政治的另一个维度。如果没有这个维度，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乔姆斯基和基辛格，会被那些在其他方面永远不会同意他们俩的人所拥护？这就是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反建制的层面。

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术语，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贬义词。它与本土主义右翼领导人，如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波兰政治家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和特朗普等人有关，但也与桑德斯的总统竞选有关。

如果说，在美国，民粹主义在历史上与民粹党（注：19世纪末期的左翼政党，从农民联盟开始，在1892年试图以第三党参加总统竞选）的平等主义政治，以及随后的左翼进步运动有关。但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世界观，让普通公民，即 “人民”反对 “精英”，民粹主义者认为他们是腐败的。这对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民粹主义者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例如，在右翼，它表现为“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以及对专家和新闻媒体的不信任。在左派，它表现为对传统政党建制以及商业利益和主流评论员的不信任。

这就是为什么马蹄铁两边的民粹主义者，普遍不信任传统的主流媒体及其精英的名嘴，并经常从更多表面上独立，以及拥有明确的相同的意识形态的来源寻求信息。它还将人们推向内部，走向孤立主义，因为人们相信，当美国介入海外事务时，它是为了国家政治或商业精英的利益。

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会滋生一种逆反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在全国罕见的共识问题上最为明显，比如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截然不同的动机，导致双方达成了相同的立场：一个“两边都有理”的乌克兰战争，剥夺了乌克兰人的自主权，并正好落入普京的手中。尽管极右或极左思想中，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能导出支持俄罗斯或反对乌克兰人的逻辑。

因此，也许，费伊所构思的马蹄铁理论并不完全正确。这并不是说政治光谱的两端天生就会向对方弯曲，换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天生就会结盟。事实上，政治光谱的两端倾向于意见的广泛异质性。相反，是两端的民粹主义、反体制的冲动撬开了一小部分信徒，他们发现自己尽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但还是达成了一致。

当然，传统的、单维的政治光谱本身就是一个有缺陷的识别方法，无法理解人们的全部政治承诺。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只要你要求按照经合组织的标准朝福利国家适度扩张，就会被视为左派，而否认民主选举的结果，就会成为相当主流的右翼分子。

然而，某种民粹主义在左翼和右翼都很盛行，并左右着网上和媒体的辩论，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家的政治信息和政策重点，这表明不仅是政治格局，而且政治话语的性质也在严重分裂。

这不仅仅是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政治现实的共同理解越来越不存在。

与其说乌克兰是这一趋势中的主角，不如说只是未来事情的一个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