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ard W. French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认为发达国家这几年对移民抱有的忌惮和限制的态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从数据来看，新移民不仅能够创造价值、拉动移民国的经济，而且也并不会产生人们原本担心的对原籍国人才流失的问题，作者指出，移民是一种双赢，发达国家如此限制移民是毫无道理的。
古往今来，每当移民问题成为全国性辩论的焦点时，任何政治家的本能反应几乎总是恐惧。
就美国而言，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最近指出的那样，这要追溯到国家的起源。在他们制定这个国家最早的移民规则时，美国领导人担心其他信仰的人，会淹没了他们认为定义了这个国家本质的新教徒。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不难找到类似的、基于种族、肤色和宗教的固定核心身份概念，也不难看到政治阶层禁止或严格限制移民，哪怕他们的国家迫切需要新工人，来克服人口下降或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日本在这方面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治辩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本土主义的驱动，而本土主义往往只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
今天在美国，压制移民的努力与共和党人联系最紧密。但是，尽管民主党把自己描述为“开放”的移民党，但自1965年以来，美国已经驱逐了约5000万潜在移民，与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人数大致相同。不仅是共和党人大力推行，民主党人也在大力推行这些驱逐行动，从克林顿到奥巴马再到拜登都是如此。
即使在推进重大改革时，如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这部法律减少了对许多外国籍人士的歧视），自由派民主党人也对种族恐惧表示赞同。例如，当时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自由派参议员特德·肯尼迪认为有必要确保，新法“不会导致美国淹没在来自非洲和亚洲人口最多、经济最落后的国家的移民中”。
诚然，这种由恐惧和偏见主导的移民政治讨论模式很难被打破，但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可能会有所帮助。它清楚地表明，在制定移民政策时，迎合或屈服于种族主义的代价对富人和穷人都是惊人的。
事实上，在接受移民的国家和人口大量流动的国家中，可能没有比大幅放宽对国际移民的限制更能促进人类繁荣的方法了。
多年前，我通过一位名叫查尔斯·肯尼的经济学家的著作第一次意识到这种观点。无论人们是否对更多的移民持积极态度，对富裕世界的几乎每个人来说，更全面地向来自较贫穷国家的人开放边境，将改善那些移民的经济命运，其中的道理是很明显的。
但是，在阅读肯尼2011年的书《越来越好：全球发展为何成功——以及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世界》时，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开放移民的一些理由是完全违背直觉的：“进入发达国家的移民，可能是改善原籍国人民生活质量最强大的力量”。
肯尼在其他人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而且我相信是有说服力的。其中的一个基础是迈克尔·克莱门斯的理论，他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标题选得特别好：《经济与移民：人行道上的万亿美元钞票？》（即移民能通过小成本获得大收益，经济利益如同街上撒的钱一样唾手可得） ，几十年来，西方的主流经济政策一直认为，提高全球繁荣的最有力方法是减少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直到最近，这一教条完全主导了美国的经济外交，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主导的机构的政策。
克莱门斯论文标题中的“人行道上的钱”指的是世界因没有开放移民而损失的增长和共同繁荣。克莱门斯写道：“消除移民壁垒的收益与消除其他壁垒相比，收益高出了一个到两个数量级，对于消除贸易政策壁垒和资本流动壁垒，估计收益不到全球GDP的百分之几。对于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估计的收益往往在全球GDP的50-150%之间。”
更有趣的是，鉴于几乎没有人设想从根本上放松限制，克莱门斯写道，即使世界贫困地区不到5%的人口移民到较富裕的国家，也会产生比长期寻求的消除货物和资本流动障碍更多的收益。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观念已经从研究经济学的边缘（移民影响在传统上很少受到关注）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组织以及卡托和阿斯彭研究所等政治上立场各异的智囊团，都强调了更自由的移民对增长的重要性。然而，世界上富裕国家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坚定地坚持移民开放政策，在关于移民政策的讨论中用收益代替恐惧。
美国的政治阶层，包括民主党人，在这方面一直软弱得可怜，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移民在经济或社会方面的破坏性，远远低于极右翼广播员塔克·卡尔森等知名人士的说法，事实上还产生了非常强大的财政和生产力红利。正如我以前在这里写的那样，减少对移民的限制将在方方面面帮助美国，比如为与婴儿潮一代退休有关的巨大成本提供资金，以及与中国的竞争，中国的人口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老化和萎缩时期。
即使是许多进步政治家，也不愿意把更加开放的移民问题放在他们政纲的前沿和中心位置，原因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本土主义态度建立在强大而诱人的论调上。其中最主要的是，非白人融入美国社会的能力较差，在经济上的贡献也不如所谓的传统美国人，即卡尔森等评论员所称的主要是欧洲新移民，几代人的移民法都明确地倾向于他们。
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冉·阿布拉米茨基和利亚布斯坦最近撰写的一本新书名为《黄金街：美国不为人知的移民成功故事》，对这些论调进行了逐一击破。在过去一代左右的时间里，美国白人以有限和有选择的方式，勉强修正了他们对移民的看法，开始承认（在某些程度上是忌惮）来自某些地方的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人，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在美国这个新的收养地取得优异成绩。有时，这让人产生一种新形式的种族主义，这些移民社区的成员和后裔被描述为 “模范少数族裔”，以便将他们与其他有色人种区分开来。
阿布拉米茨基和布斯坦利用丰富的数据，表明这些新的偏见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并明确指出，各种族裔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所有移民来到美国后都会努力工作，在经济上赶上其他人并做出贡献。他们写道：“来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移民孩子，包括来自墨西哥、危地马拉和老挝等较贫穷国家的孩子，比美国本地出生、家庭收入水平类似的孩子更有上进心，今天的移民在经济阶梯上的发展速度与过去的欧洲移民相同。”
事实上，他们的表现非常好，甚至来自非常贫穷的国家的孩子，包括那些因造成所谓的美国南部边境危机而被妖魔化的国家的孩子，其表现与来自富裕国家（例如加拿大）的移民孩子差不多。
同样令人大开眼界的是，作者显示，“每一个一代移民，都比他们原籍国的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技能和资源”。以印度为例（人均收入1927美元）。作者指出：“今天，在印度出生的美国移民中有77%拥有大学学位，而印度居民中只有8%”。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尼日利亚（人均收入2097美元），作者称其公民是“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81%的人至少拥有大学学位”，而在这个西非国家，只有10%的人接受了高中以上教育。
这不仅表明有必要正视富裕世界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而且也表明迫切需要革新美国对非洲大陆的外交政策，在本世纪剩余的时间里，非洲大陆将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并在这一时间段内成为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最大来源国。
美国可能无法像中国那样，在非洲大规模建设像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但美国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改善非洲大陆的软性公共产品，如医疗保健，特别是教育。华盛顿在这些领域仍有很关键的竞争优势，追求这些目标既有利他主义的，也有自私主义的论据，这正是“通过做得好来做好事”的定义。
许多人会问：那原籍国人才流失的问题怎么办？对于这个被误解的问题，最有说服力的答案之一是科菲·本蒂尔给我的。
在我为《中国的第二大陆》一书做研究时，加纳共和国的智库“IMANI政策与教育中心”的科菲·本蒂尔说，西方“需要我们的人，但我不相信这会导致本国的人才流失。如果加纳的医生要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应该做的是培训更多的医生。我们需要把这作为未来的一项事业”。
这一观点与克莱门斯等经济学家的研究非常吻合，他们的研究表明，产生最多医疗工作者移民的非洲国家，也比那些几乎不产生类似专业移民的国家拥有相对更好的医疗保健。克莱门斯的理论见解是一个重要的观点。长期以来，我们在考虑移民对发展中国家可能带来的好处时考虑得过于狭隘，几乎只关注海外工人寄给家乡家人的资金汇款。
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在抵达富裕国家后，愿意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不过，移民的可能性，本身就有可能会在贫困社会内部悄悄地产生这种效应，甚至规模更大。正如克莱门斯所写的那样，在发展中世界，并不是所有那些梦想着在更富裕的社会中建立新生活的人，最终都会离开他们的原籍国。然而，作为一种选择，移民选项的存在刺激他们“提高了国内的人力资本的质量”。
世界上的富国把门关得如此狭窄，不仅切断了自己的增长和更新，而且还扼杀了那些国内经济几乎没有希望的国家里，数十亿人的梦想。
